獄中奇遇

  通江 何開明

  作者簡介

  何開明，男，生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四川江津人。一九六五年於重慶一中高中畢業，一九六五年九月上山下鄉到通江縣沙溪區文勝公社社辦林場。一九九六年插隊到通江縣沙溪公社九大隊。一九七九年在重慶第一工業設備安裝公司工作，二〇〇二年退休。工作期間歷任鉗工、施工員、施工隊長、工程處副主任、分公司副經理、一級項目經理、工程師。工余讀業餘大學，獲四川省自考大專畢業證。

  那是一九六八年八月。

  我和一批老知青決定到北京去。我們都是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上山下鄉到四川通江縣的，下鄉後不久，便碰上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文化大革命」不但觸及了我們的「靈魂」，而且也觸及了我們的皮肉。在這場保衛毛主席的大革命中，我們是一群身心受傷的年輕人。「文革」初期，搞大串聯，幾百萬紅衛兵都到北京接受過毛主席的檢閱，我們沒去成，我們想，再不去就晚了。那時，知青雖然清貧，但很樂觀；雖處社會底層卻自由自在，都是二十歲上下，再苦、再蹉跎，仍煥發著蓬勃朝氣。我借了三十幾塊錢，背了一個網兜，裝了一點簡單的衣物，就和其他八個夥伴上路了。路線是從通江到巴中、廣元經西安、鄭州到北京。

  從下鄉的林場到通江縣城一百二十里，步行。到通江後找熟人借宿一晚，第二天搭貨車到巴中。第三關從巴中搭貨車（途中轉搭了三次貨車）到廣元，然後，在廣元買了兩角錢的車票於當晚上了成都開往西安的列車。剛出廣元不久便遇上查票，我和另外五個知青躲避不及在寶成線上的一個小站「朝天」被「請」下了車。

  朝天車站在嘉陵江西岸的半山上，候車室里空無一人，水泥地面倒還乾淨。我們一群男女二話沒說就在這候車室的地下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起來，將身上的衣服換下洗淨，車站後面有一塊空地，栽著幾根木樁，上面牽著鐵絲，正好曬衣服。收拾停當後，沿車站背後的一條小路下到江邊。江邊的渡船是靠固定在對岸山崖上的一根鋼纜牽引過江，過了河就是朝天小鎮。這是一個典型的川北小鎮。這天不趕場，街上冷冷清清的，讓人感覺多少有些蒼涼。我們找一家小飯館吃了飯後到街上閒逛，坐了一天茶館。傍晚吃了晚飯後就原路返回車站，又買了兩角錢的車票，再次登上列車。這次還順利，第二天便到了西安。就這樣，又從西安到了鄭州。聽說到北京的車查得很嚴，不敢逃票，於是買了快車票。第二天早上火車到了北京站，一下火車我們便迫不及待地直奔天安門。

  處暑過後，據說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節，秋高氣爽，萬物生輝。清晨，太陽剛剛出來，霞光萬道，天安門城樓、廣場、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人民英雄紀念碑沐浴在晨風朝陽中，顯得格外肅穆、寧靜、雄偉壯麗。來到天安門前，第一個印象是天安門城樓不如想像中那樣高大。原來只在電影裡見過，也許是攝影的角度不同，也許是因為天安門廣場太大的緣故。上得金水橋，低頭往下看，金水河水卻不敢恭維，在大巴山看慣了青山綠水，相比之下，這金水河簡直就是一條大污水溝。雖然如此，卻一點也沒有降低我們的興奮和熱情。我們撫摸著華表的底座、金水橋的欄杆、天安門城樓的紅牆，心情是那樣的激動、欣喜和滿足——終於見到了天安門，要知道這上面可是毛主席檢閱遊行隊伍的地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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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升起來了，廣場上的人漸漸多起來。這時，在金水橋邊有幾群人在那裡邊唱、邊跳，不知在幹啥。我們跑上橋，憑欄觀望，跳舞的人有老頭、老太婆、中年人、青年人，每人胸前戴著毛主席像章，手中拿著毛主席語錄，舞蹈是「文革」中最常見的「革命」動作，歌曲也是「文革」中的「流行歌曲」，如「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敬愛的毛主席，你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舞者表情虔誠，但動作卻很不到位，顯得笨拙、滑稽可笑。我們忍不住，邊指劃邊議論嘻嘻哈哈笑了起來。一個老軍人走到我身旁，拍了一下我的肩問道：「小伙子是從外地來的？」我用四川話回答：「對頭。」他笑了，說：「千萬不要笑，這是在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忠心，這可是對毛主席的態度哦！當心被批判。」這老人說話的表情古怪，看得出他對這種形式主義的東西也是不太滿意。我們嚇得伸了一下舌頭，再也不敢吱聲了。要知道那年月對毛主席的態度可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嶺啊——你娃還敢在天安門廣場嘲笑跳「忠字舞」的群眾，大膽！

  午飯後，我們就去找歇處，有的同伴投親靠友去了，剩下我們兩三個人無親戚，就跟一個知青到他的親戚家。進屋剛坐定，居民委員就跟進門來，要查看我們的證明，拿給他看，說是不行，要革委會的，現在全都興這個。我們說大巴山還沒有革命委員會，只有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那不行，你們不能住在這裡，包括親戚都不准住。」接著給我們講了一通保衛首都安全的大道理，並說上面有規定，國慶節前要嚴格控制進京人員。更何況現在階級鬥爭形勢是那樣的複雜，人人都要有敵情觀念，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務必要有清醒的認識，千萬不可粗心大意。我這時才覺得北京人特別能說，連一個居民老太太講起道理也是一套一套的，原則是那樣堅定，如磐石般不移。想講情？門都沒有！那覺悟之高就跟《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社論的水平一般，真讓人佩服和無奈。

  怎麼辦？晚上掛哪裡？一商量，只好去找在北京讀大學的同學了。記得有一個同學在北京什麼大學讀書，於是跑去找。來到北大東問西問，找到了他的寢室。同室的其他同學說：「他不在，也許回重慶去了。」並指著一張床的上鋪說：「那就是他的床。」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將網兜往那床上一甩，說：「我今晚就睡這裡。」全寢室的人愕然，但也沒有說什麼。於是，我就在我那不在學校的同學的床上過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在約定的地點見面，卻有兩人未到，不知是放單線去了，還是其他原因（後來才知道，他們當晚就被抓進了「學習班」，此是後話)。當時，大家也未在意，我們繼續商量到什麼地方去。一部分人想去動物園，我和另外三人要去長城。我說「老人家」說過，「不到長城非好漢」，何況萬里長城是中華文明史的象徵，秦磚漢瓦，閉關鎖國，舉世無雙，到北京不看長城等於白跑一趟。爭執不下，大家只好分道揚鑣。

  我們一行四人到東直門乘小火車到八達嶺。這條鐵路是中國工程師詹天佑設計的，為了上陡坡，設計了「人」字形道路，用兩個火車頭，一拉一推爬上八達嶺。放眼望去，長城內外，群山起伏，層巒疊嶂。遠溯秦皇漢武，大漠邊關，狼煙四起，戰馬嘶鳴，旌旗蔽日。這長城如一條巨龍，蜿蜒於群山峻岭之間。孟姜女的傳說，陳勝吳廣起義都是長城演繹的故事之一。現在長城已不再是戰略防禦的工具，而是中華文明史的一個見證。

  返回北京的路上，我們才想起晚上的住宿還沒有著落。昨天那裡是萬萬不能去了，如果寢室的同學醒豁過來，攆我出去咋辦？終於想起一個人：劉家書，我小學、初中、高中的同學，「紅五類」，考上北京工學院，於是投他而去。見面後倒很親熱，卻有一絲世故。他說北京前段時間發生了蒯大富打工宣隊的事，鬧大了，毛主席派工宣隊進校，他們學校已進駐了工宣隊，又是保密院校，是不准留宿外人的。

  從工學院出來，我又想起另一個同學，叫黃開貴，上高中時同班，個子很小，大家反其意取外號叫「大M」，現就讀於中央財經學院。上高中時，我在班上人緣不錯，成績還可以，較開朗，只是根不正、苗不紅而與大學絕緣。但同學們也都不拿我當外人看。一見面，大M非常高興，他一點沒變，就跟在高中讀書時一樣，毫不猶豫地請我到他那裡去住。他說他們學校也有工宣隊，比原來緊了，但現在也不妨，好在你是早出晚歸，又照不上面，住下再說。就這樣我住進了中央財經學院——已是夜幕降臨。

  此後幾天，我們相繼去了頤和園、天壇、北海、中山公園、文化宮等，玩得好不自在，不知不覺在北京已待了七天。還準備去香山、十三陵等。

  殊不知第七天半夜，我在睡夢中突然被人叫醒，原來是工宣隊的人，將我和大M叫到辦公室詢問。原來他們早知道我不是該校學生。在了解了我和大M的關係後，他們問我什麼時間離開北京，我表明我還不想走的意思後，他們告訴我，北京專門為外地來京的人辦了一個學習班，先將外地人集中學習後，再送回原籍。這時大M在旁邊悄悄拉我的衣角，給我使眼色，意思是千萬不要去，答應他們自己回去。那時，我從來沒有聽過「學習班」，聽起來還是個好去處，更何況還要送我回去，朗朗乾坤，在中國的首都總不至於是狼窩虎穴吧！再說，就算是狼窩虎穴，又能把一個「知青」如何呢？於是我便答應了去學習班（後來我才知道，不管我是否答應都得去，人家七天一班，哪裡跑得脫)。這時那個工宣隊隊員對大M說：「明天早上八點送他來，跑了找你負責。」

  回到宿舍，大M對我說：「那地方千萬去不得，明天一大早，你自己走了就是。」我說：「不行，人家找你要人怎麼辦？你還有畢業分配的問題，命運攥在人家手裡。我一個知青，一無所有，諒他們辦不了我什麼？總不至於把我開除出農村吧！」

  第二天八點鐘，我們到了工宣隊辦公室。他們即派了輛車把我送進了學習班。

  這個學習班設在北京鐵道醫學院的一棟大樓內。先是登記，照例是姓名、性別、年齡、籍貫、成分、從何地到北京、幹什麼等等。之後，我被學習班內的工作人員帶到樓上，領了一床毛毯，一副碗筷。然後進得一個房間指著-張床說：「你就住這兒。」這時，我才發現整棟大樓從外到內站滿了當兵的，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進來的人是不能隨便走動的，就連上廁所都得先報告。我心裡一緊，但已退不回去了！

  下午，學習班的領導召開了一個大會，算是學習班的「開學典禮」吧。他說這個學習班是在中央首長的親切關懷下組織的，後來多次提到「中央首長」，不知是為了提高自己還是故意賣弄，據說已經辦了好幾期了，每期七天，成績斐然，已清理出反革命分子百分之幾，特務百分之幾，負罪潛逃的百分之幾等。總之，讓人感覺到進這個學習班的人似乎人人都有問題。最後，他又正告隱藏在學習班中的階級敵人，不要存僥倖心理，只有老老實實地交代問題坦白從寬才是唯一的出路。並說進學習班的每一個人的情況都能了解到，每天晚上學習班都要打長話到你們原單位核實你們的情況。號召學習班裡的革命群眾要擦亮眼睛，盯住你身邊的可疑人員和階級敵人，要勇敢揭發，如果你檢舉揭發了階級敵人，你還可以立功，等等。

  晚上就組織討論，先「鬥私批修」，講自己的問題，特別要講在當地你幹了什麼？為什麼到北京？到北京後你又幹了什麼？又指定了學習組長、記錄員。討論會後，就召開組長會，教他們如何依靠骨幹，挖出階級敵人。（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人人恐慌的年代，又在這樣一個特定的環境裡，營造了這樣一種氣氛，把人自私、卑鄙的「惡」性充分地調動起來，於是在學習班裡上演了一幕幕激烈的階級鬥爭場面。）

  每隔一天，就要開一次全體人員參加的批鬥大會。嘿，你還別說，還真揪出了不少「階級敵人」，幾乎每個學習小組都有人被揪到台上站成一排，接受批鬥，當然也免不了受皮肉之苦。

  我們小組裡有一個人，是四川涪陵的一個農民，三十多歲，到北京找他的嫫嫫。他人長得很壯實，從外表、衣著、神氣還看不出是農民，不知怎麼被盯上了，說他「可疑」。於是就捜查他的行李，也沒查出什麼來。後來又捜身，發現有個很舊的小本本，上面記了些阿拉伯數字，於是就要他交代是什麼意思。他說沒得啥意思，是在家鄉時，趕場幫鄉親賣菜買東西什麼的記的一些數字。這種解釋顯然不能讓「上面」信服，於是將其先交到小組會上批鬥，再交大會批鬥，一定要他坦白這些數字是特務的聯絡暗號或密電碼之類。真讓人啼笑皆非。其實這個人一開口，就知道他是個地地道道的涪陵農民。人家問他到北京來幹啥，他說：「我到北京找我嫫嫫。」一口不含雜音的標準涪陵方言——還沒有被外地語言「污染」。

  但在那個時候，從學習班的工作人員到小組裡的很多「積極分子」，都深信他有問題，於是在小組會上有人揭發他晚上睡不著覺，不斷地翻身——是心裡有鬼，害怕；有人說他一晚上要上好幾趟廁所，一定是搞什麼鬼去了；還有人說他吃飯也吃不下去了。總之，這個人說話像有問題，吃飯像有問題，睡覺也像有問題。最後被隔離審查，遣送四川的時候竟沒有看到他。

  在這裡，人人都感到苦悶、不安和恐懼，生怕一不小心會被揪出去批鬥，皮肉受苦不說，人的尊嚴和人格被任意踐踏，得不到任何人同情幫助。相反，會有一些人使勁地把你推下深淵，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人人對「階級敵人」都不會有絲毫的憐憫和同情。須知只有對敵人的冷酷無情，才是對「革命群眾」最好的「保護」！

  此時此刻，我只想時間過得快一些，再快一些，趕快混滿七天，把我們送回四川，回到我下鄉的大巴山，回到知青朋友中間，呼吸自由的空氣。後來，我晚上也開始做噩夢，半夜醒來，嚇出一身冷汗，又不敢翻身，連大氣都不敢出，生怕被人家發覺你半夜都沒有睡著。一晚睡下來腰酸背痛。真不知那些揭發別人睡不著覺的人，自己為啥也睡不著。

  厄運終於還是降臨到我的身上。

  原來，就在我到學習班的第三天，我們一起到北京去的另外一名知青鄭唯仁也被抓進了學習班。他當時在北京火車站買票準備去南京，被當時的「群專」（群眾專政組織）抓進了治安室，不問青紅皂一頓拳打腳踢，打得他傷痕累累，滿面是血，然後送到學習班，一過堂，什麼都交代了。

  「文革」初起時，我們部分通江知青響應毛主席「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成立了一個造反派組織。後來武鬥開始了，我們為了武裝自己，進行「文攻武衛」，埋伏在公路邊，搶了過路的造反派的槍。當時搶槍就是鄭唯仁不顧我們的反對領著人幹的。後來當地的造反派組織了幾百個人，將我們包圍，繳了我們的槍，我們如鳥獸散，然後上了北京。

  學習班領導順藤摸瓜，很容易把我也給揪出來了。他們把我帶進了一間小辦公室，正對門的位置放了一張辦公桌，後面坐了三個人，其中一個人做記錄。開始他們要我談為啥到北京，到北京前在農村都幹些什麼？我什麼都沒說，只講了對首都的嚮往，對毛主席的無限崇敬，想看看他老人家住的地方等等。他們不露聲色，告訴我：「你們的事我們都知道，你們到北京來的還有好些人，我們和當地聯繫過。」並說我們搶槍，被圍等等。就連很多只有我們知青才知道的細節都點出來了，弄得我一頭霧水。沒辦法，就把搶槍、打仗的過程講了一遍。他們說：「你們這些行為如果在北京，算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後來又問我，為啥要搶槍。我說：「文攻武衛。他們能搶解放軍的槍，我們為啥就不能搶他們的槍？」我接著分辯說：「我不認為我們的行為有哪一點反了革命，堅持就地鬧革命，不回城是毛主席的號召……」

  可能那時對知青的政策要寬鬆點，並沒有批鬥，也沒有打我。但是我還是被隔離了。一天上廁所，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問他：「你都說了？」他「嗯」了一聲解釋說：「我不知道我們還有人在裡面。」那時我心裡簡直氣憤到了極點，心想你還是頭，怎麼會像「王連舉」（叛徒）一樣呢！雖然每天都被審問，但審來審去就是鄭唯仁交代的那些事了。

  被隔離的日子很不好過，除了接受審訊外，平時都有人監視。晚上睡覺不准關燈，門口還坐著一個值班的。上廁所，吃飯都有人跟，走在過道上不准抬頭，得低著頭走路。

  好不容易等到被遣送的日子。那天學習班裡戒備森嚴，集合，點名，一個個依次上車，然後直接拉進火車站，汽車停在最後一節車廂旁。被遣送回四川的人有滿滿的一節車廂。火車徐徐地駛出北京站，隨著車輪有節奏的響聲，內心一下舒了口氣！

  車到鄭州站，停車時間較長，忽然有兩個人拉開車窗，跳車而逃，只見他們三兩步就不見了。車廂里一遍混亂。這時押送人員馬上進來，把所有窗子全部關上，當眾宣布紀律，同時將重要「人犯」全部戴上手銬或用麻繩五花大綁，把這些人捆得慘叫聲不斷。一時間，車廂里充滿了恐怖的氣氛。

  終於到了成都。

  我們一部分人被送到成都通惠門一個收容所。這個收容所在一條街道邊，高高的圍牆擋住了視線，看不見外面的景象，只能看見無軌電車的電線。圍牆裡有幾棟平房，屋前有一塊長條形的平壩子，屋子是大開間的，一間屋能住幾十個人，上下鋪。這裡原來還收容了幾十個人，都是從全國各地「搜集」來的。在這裡比學習班自由一些，壩子裡可以隨意走動，在寢室里可睡可坐，還可看書，下棋，擺龍門陣。每天三餐，早晨稀飯饅頭，中午晚上是乾飯，一星期還能吃一次肉。大家到了這裡明顯感覺壓力輕了。其他地方送來的人大概不像我們在北京的經歷，要活躍得多，三三兩兩說笑著。在這裡主要就是等「原籍」的地方政府派人來接我們。

  收容所里魚龍混雜，從五湖四海匯聚了各種各樣的人。有個轉業軍人，二十幾歲，曾在越南參加抗美援越，是炮兵偵察員。當年他們騎著摩托出去，跑到山林里看敵人的陣地，給家裡喊話，觀察彈著點，給家裡報告，也說得上經歷過槍林彈雨了。一次騎著摩托，被美國飛機的炸彈將腳炸傷，還立了三等功。傷好了以後復員了，家住四川威遠農村，他不願回去，就在昆明租了一間房，開了個理髮店，掙錢過日子。不料好景不長，才半年就被清理回了四川。他大包小包的東西還蠻多，不像是被收容，倒像是一個衣錦還鄉的英雄。有一天不知為了啥事他和收容所的管理員爭吵起來，言語很是激動、不滿，還有一種「虎落平陽被犬欺」的意思。言辭激烈，惹惱了管理員，隨即喊了幾個人將他拉到辦公室一頓暴打。後來，再也沒有聽見他講戰鬥故事了，不久他回威遠去了。

  收容所還有一群年輕人，年齡和我差不多，個個趾高氣揚，一副什麼事都知道，什麼事都不和你們一般見識的模樣。從閒談中知道他們是成都四中的紅衛兵，不知啥原因也進了收容所。閒來無事，便擺龍門陣，「文革」初期如何成立紅衛兵，如何保李井泉，又如何被打成「聯動」，哪個的老漢還掛起的，哪個的老漢馬上要出來了，中央某某人又怎樣了等等，原來是幾個高幹子弟，難怪一副自命不凡、高人一等的模樣。他們說的仿佛都是天宮中玉皇大帝身邊的事，而我卻像花果山上水簾洞的小猴，不知世事變遷！他們在這裡根本沒有一點畏懼，就像在火車站等車一樣，但也不惹事。果然沒幾天，一輛伏爾加把他們接走了。

  收容所里還有一個人，中等個，身材均勻，眉清目秀，很書氣。他喜歡和我擺龍門陣，先是聽我講如何上山下鄉，如何參加「文化大革命」，又是怎樣到北京進學習班……

  他姓李，在永榮礦務局工作。解放前，他的一個姑媽是共產黨，搞地下工作。解放初他隨姑媽住在崇慶縣，和當地的駐軍很熟，曾參加過川西剿匪。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一九五一年部隊抗美援朝。他十六歲，就悄悄爬上部隊的車，當了志願軍，給一個團長當通訊員。停戰後，他被保送到南京一個軍事院校，學的是通訊。學習期間，他的首長介紹他認識了一位學軍醫的姑娘，是北方一個老根據地出來的，從小當兒童團，十六歲就入黨。就這樣，畢業後他們倆就結婚了。老李被分到成都軍區，而她卻被分到新疆軍區。關山千里，路途迢，只靠書信及每年十二天的探親假維繫著兩人的感情。其間，還差點破裂，全靠老首長做工作才平安無事。後來她懷上了他們的孩子，但生產時卻母子雙亡。講到這裡，我發現老李一臉的悲涼。

  一九六二年中印自衛反擊戰期間，他上了前線，在前沿陣地幫助連隊搞通訊聯絡。那時他是一個通訊連長。一次他對步兵連連長說，想到前沿去看一下，步兵連長同他一起去了。趴在戰壕裡邊，還沒有看見敵人，一發炮彈打來，在他們身後爆炸，一塊彈片正好扎在他屁股上，他被抬下去了。傷好後，他轉業到永榮礦務局，又結了婚。這次他到北京去看老首長，哪知很多都「靠邊站」了，他也被遣送回四川。沒過多久，他也走了。

  收容所里的人慢慢地都去了，人越來越少，越來越冷清。管理員說，我們要等到達縣地區的人來接，而達縣地區正籌備成立革命委員會，忙得顧不上這裡，要等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才能派人來接我們。我和鄭唯仁就這樣成天無所事事，在收容所被關了一個多月。

  高牆外，無軌電車的電線靜靜地橫在半空。不一會兒，它們抖動起來，一輛電車經過了，慢慢地又靜了下來，不再抖動，過一陣又抖動起來。高牆內，一切的一切是那樣熟悉，熟悉得令人心煩。秋天到了，早晚已有涼意，我們出門是夏天，穿的衣服顯得單薄。樹葉雖未發黃，但已不像春夏那樣鬱鬱蔥蔥，顯得老氣，呆滯。就這樣，日子一天天在煩躁不安、百無聊賴、一籌莫展中艱難地移動。成天都想出去，想自由，想像普通人一樣地生活，想親人，想朋友，想大巴山，想回重慶……這時，我才深深地體會到「不自由，毋寧死」的感覺！

  終於，接我們的人來了——這是達縣公安處的兩個人，穿的便服。先把我們兩個押上車，然後又到了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又裝了兩個人。在路上，車停在一個雜貨店前，他們一人下車去買了一捆小手指粗的棕繩後，就直接去了火車站。

  在車站，他們將我們五個人捆起來，聯成一串，等待著上車。雖然感覺很屈辱，但一想到回去後就可獲得自由，也就強忍著，好在成都沒有人認識我們。

  火車到了重慶站，從車廂里下到站台，押著我們朝車站治安室走去。天哪，這段路足有兩三百米，來往的旅客川流不息，在自己的家鄉，在自己的家門口被鄉親們用異樣的眼光盯著，被捆綁著，一步一步艱難地朝前移動。這段路是那樣的漫長，人們的目光像皮鞭一樣抽打著我的靈魂，它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上天入地無門，無處容身。短短的幾百米，我的靈魂像經歷了煉獄般奄奄一息。人的尊嚴、人格，人起碼的權利被踐踏在淫威的腳下。這一段路，是我一生中走過的最艱難、最漫長的路。

  當晚，我們被關押在重慶解放西路中級人民法院旁的一個看守所里。監號高出室外走道一步，鋪木地板，上面放草蓆，一床深藍色被套套著舊棉絮，牆角一隻木馬桶，監號門上開一小窗，用一塊木板做的小門關著，送飯時就從那小洞遞進來。每天吃八兩，早上二兩，中午、晚上各三兩。豆渣飯，無油腥。這時我才明白有人說的「送你去吃八兩」「去吃豆渣飯」的含義。

  進監前，身上所有的東西都要交出來，連鞋帶、褲腰帶都必須要解下來上交。用幾根稻草將西褲上的兩隻皮帶袢拴一下，勉強支撐著不讓褲子掉下來。我想這一招夠損，要逃跑也得用兩隻手提著褲子跑，肯定跑不快。

  第二天下午，只聽得獄卒吼，獄門響，我們被趕出監號，坐在外面的地上。原來，有一個犯人違反了監規，被管理人員拿了去。這人被捆了出來，臉青面黑，虛汗淋漓，連嘴皮都發紫。一看這捆綁人的手段才「絕」，左手從左肩朝後，右手從右脅下背過去，用一根二十厘米長的細麻繩，將左右兩隻大拇指緊緊地拴在一起，據說這叫「蘇秦背劍」。這一招委實厲害，再強壯的人也忍受不了多久（聽說還有更厲害的，如「鴨兒浮水」「猴兒搬樁」等等）。聽過訓話後，便又回到監號，監獄裡鴉雀無聲，殺雞儆猴的效果達到了。

  在這裡關了兩晚，便用囚車把我們送到了長途汽車站。從監獄裡出來的時候，宣布「紀律」，在這裡看到的、聽到的，出去以後一律不准說，否則後果自負。

  本來從重慶可直接到達縣，因達縣武鬥未熄，故只能先到大竹，關押在四川省第二監獄。這裡的監號是平房，通鋪，像北方人的炕，鋪前有不足一米寬的通道，四個人一間，白天就坐床鋪沿。由於鋪較高，雙腳不沾地，坐不多久便雙腳發麻，又不准躺。規定你只能背誦牆上的監規。

  這時節，天氣漸漸變冷，大巴山腳的氣溫又比重慶低了許多。實在受不了了，就盤坐在鋪上，將棉被拉來披在背上。剛坐一會兒，一聲斷喝：「不准這樣坐！」我們冷，他說既來坐監為啥不多帶衣服！令人哭笑不得。

  好不容易到了達縣，先到地區公安處，有兩個被送進了監獄。我們兩個知青，獄裡不收，怎麼辦？叫我們在公安處的院子裡等。我們坐在一個小石桌旁的石凳上，靜靜地等待著發落。

  不一會兒我們被帶到一棟樓前，我記得這裡原來是達縣專區專員公署的一棟辦公樓。原來，我們不夠進監獄的「資格」，又不能放，要等通江縣公安局的來接我們，只好將我們暫時關押在這個「群眾專政指揮部」里，等待通江縣來人。

  這是一間位於樓底層的小辦公室，不足十平方米，空著，地上放了兩床草蓆，算是我們的窩。原來的窗戶被木板釘死，只有從板縫透進幾絲光線，勉強能看得見。每天吃飯的時候，叫我們自己拿錢和糧票買飯，我們說沒有錢糧，無奈，也只有借飯票給我們。吃完飯又送回裡屋。每天無事，就在房間裡轉圈，練腳力（因為很久未走路，腳老繭都掉光了，怕出去走不了路)。

  有一天我們出去吃飯，碰見了通江縣造反派的一個頭頭，認得我們。他很詫異。於是我們將這一趟經歷向他訴說了一遍，要求他想辦法把我們弄出去。他一聽二話沒說，就答應幫忙。吃完飯，我們再也不想進那間黑屋了，看守我們的人叫我們進去等，我們堅決不干，寧願在過道里等。他先找「群專」的頭，叫放人。人家說不行，如果這兩人是我們抓來的，你喊放，我們一定放，但這兩個人是地區「人保組」交給我們代管的，要放人得那邊打招呼。他馬上到地區「人保組」將我們保了出來，當然是千恩萬謝，後會有期……

  從在北京被送進學習班到現在放出來，一算，整整五十九天！天哪，如果不是有人保，還說不清要被關押多久。

  那天，是個晴天，小陽春，太陽暖融融的。達縣街道上塵土飛揚，到處灰頭土腦的，街上過往行人像螞蟻一樣亂鬨鬨的。雖然是下午，但我們卻覺得陽光是那樣的明媚，空氣是那樣的清新，景色是那樣的美麗，人們是那樣的可愛，自由是多麼的寶貴！

  我們拆開挎包的背帶，取出裡面的錢和糧票，先到理髮室理了發，進澡堂洗了澡，然後到城裡找到我一個同學的家。他的父母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在他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們拿了些糧票送給我同學的父母，便踏上了回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