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階級鬥爭」的回憶

  宣漢 周玉如

  作者簡介

  周玉如，女，漢族，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生。一九六四年於重慶市第四十一中學高中畢業，同年下鄉到宣漢縣天生區新農公社林場，任副場長，後在新農公社五大隊三隊落戶。一九八三年畢業於重慶廣播電視大學機械專業，任重慶恆壓刷握廠廠長。現退休。

  

  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偉大領袖關於「階級鬥爭」的指示不絕於耳，人們用「階級鬥爭」的理論去思考問題，斗完了社會上的「敵人」斗黨內的，斗完了暴露的「敵人」抓「隱藏」的。總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要把「一小撮階級敵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在近乎瘋狂的社會中，「人性」成了資產階級的代名詞，「文化大革命」便是「階級鬥爭」的集大成者。

  公社經常召開「批鬥大會」，印象最深的是鬥爭一個記「變天帳」的名叫楊念文的地主。公社書記宣布：「把地主分子楊念文押上台來。」下面卻沒有動靜。該隊的隊長硬著頭皮說：「他病重，來不了。」書記大怒：「想逃避？不行！」於是派出兩彪形大漢（民兵）去捉拿。

  大約半小時後，楊來了，被繩子捆得像待宰的牛似的四腳朝天，一根長竹竿從手腳中穿過，兩民兵大步流星，抬著楊直奔主席台。衣衫襤褸的楊念文一路呻吟。到了台上，兩民兵一齊甩槓，將楊「咚」的一聲扔到地上，楊一聲慘叫，繼續呻喚。公社書記振臂領呼：「打倒地主！」於是群情激憤，開始了對楊的控訴。

  公社會場不大，上千人把會場擠得個水泄不通，人頭黑壓壓一片。主席台上是公社的頭面人物，兩邊是持槍民兵；台下最前排是幾十個被稱為「牛鬼蛇神」的「階級敵人」，全部被命令彎腰九十度，這陣勢使他們瑟瑟發抖。楊念文一直被捆著睡在台上，接受聲討。其後又鬥了一兩個「敵人」，都是由兩名民兵架著，拖上台（腳不著地），然後扔在地上，又喝令站起來，彎腰九十度，接受「控訴」。會場的莊嚴、民兵的敵愾之氣連看過「文革」中武鬥場面的我們也為之一震。

  我出身於有歷史問題的家庭，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受的是正統教育，《毛主席語錄》記得爛熟，對「地富」分子絕無好感，但對這種「鬥爭」形式也感到太殘酷，太形式主義。

  我們隊上有兩戶「階級敵人」，平時都規矩得很。生產隊的「鬥爭」氣氛較淡，「階級敵人」一樣的勞動，掙工分，只是不能參加社員大會，並且要不定期到公社接受「訓話」。「階級敵人」中有一個叫袁作成，紅紅的臉膛，直直的腰板，炯炯的目光，聲音洪亮，使人第一眼就能留下較深的印象，六十多歲的人卻有一副好身板。可嘆這麼一個儀表堂堂的老人是「壞分子」。袁在隊裡輩分較高，人也能幹，雖說也要挨斗，村民們平時還是尊敬他。我不明白「壞分子」的含義是什麼，便向大隊副書記請教。原來袁作成在一九三三年是紅四方面軍的一個營長，長征時不知什麼原因他留下了，同時留在他家的還有一個紅軍傷員，後來死了。解放後，袁被戴上了「壞分子」的帽子。他究竟幹了什麼壞事？副書記語焉不詳，大約他也不清楚。我想，是叛徒就該殺頭，不是叛徒就不該給他戴上帽子，讓其受盡屈辱……這世道讓人糊塗的事真多！

  我對「階級敵人」保持距離，「階級敵人」對我也保持距離，袁作成亦然。偶爾迎面碰見，他只微微點一下頭，略做微笑，並無語言。其實我對他也並無惡感，倒想聽他講紅軍的故事，只是不方便，也沒機會。

  不曾想機會就來了。一天隊上沒出工，我作為倉庫保管員在庫房整理糧食，中午時分從庫房出來，迎面正好碰上了袁作成（他家緊挨庫房)。此時別無他人，他微笑著第一次給我打招呼，並請我進屋子坐。我沒多想，便隨了他進屋在火塘邊坐下。袁關上門插好門閂，囑咐他老婆在火塘上方的鐵鉤上取下一小塊臘肉，洗淨了放鍋里煮，互相擺了些天氣、收成之類的話。

  不一會兒，臘肉飄香，老兩口給我盛上飯。那些年吃肉是很不容易的，人們隨時飢腸轆轆。我早已垂涎欲滴，端起碗就吃，早已忘了「階級敵人」的事。吃了好幾大塊肥肉之後，我才發現老兩口沒備碗筷，只是用一種慈祥的眼光看著我，勸我多吃一點。門一直關著，那氣氛有點像我們在幹什麼見不得人的交易。我很不自在，放下碗筷說：「我吃好了，你們怎麼不吃？」袁作成說：「我們吃過了。」他在說謊，但看得出他很高興，大概覺得我看得起他，還尊他為長輩。我不好意思再吃，待久了雙方都有麻煩，也顧不得打聽紅軍的故事，匆匆告辭，開門後悄悄離去。

  此後幾天，我一直納悶，他為什麼悄悄請我吃肉？他沒求我幫什麼忙，也沒打聽什麼事，而且我也幫不了他任何的忙呀！

  那以後，我依然不曾與袁有交往，最多是碰面點頭、微笑而已。

  ……回城後，我多次打聽過袁老先生的情況，最近聽說他已作古。唯一令人欣慰的是，他在晚年總算摘掉了「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