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走資派」論「批鬥」

  大竹 孟繼明

  作者簡介

  孟繼明，男，一九四八年出生，重慶市第四十二中學初中畢業生，一九六四年九月上山下鄉到大竹縣石子區石子公社林場。一九七〇年參加襄渝鐵路民兵團文藝宣傳隊，一九七二年招入大竹縣糖果廠，一九七七年調回重慶望江機器製造廠，工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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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五年，我已從插隊落戶的農村調到大竹縣糖果廠工作三年了。愛人吳文學，也是我們一個林場的知青，她已於一九七一年調回重慶，在某軍工廠醫院工作。這一年春天，吳文學探親來到大竹。有一天傍晚，我和她吃了晚飯，閒著沒事（那時沒電視看，電影也只有很少的幾部），我說：「走，到桂世才那裡去，他現在是縣郵電局局長。」

  我們是一九六四年九月上山下鄉的，桂世才原是我們下鄉的石子區的區委書記。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桂世才是我們區裡的最大的「走資派」。他，一副領導人常有的大臉，高高的個子，挺著一個大大的將軍肚。在批鬥走資派時，我們——當時的「紅闖將戰鬥隊」曾把他押到我們所在的石子林場批鬥。奇怪的是，他對我們這些「紅闖將」知青造反派，不但不怨恨，反而更喜歡同我們聊天，給我很深的印象。

  這天，我和我愛人懷著稀奇和探秘的心情，來到他在縣郵局的宿舍。

  桂世才一見到我們，很高興，十分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他的宿舍只有十幾平方米，幾件簡單的家具一點不顯眼。

  我們一坐下，他就急不可待地打聽其他知青的工作、生活近況。談到我們石子林場的知青，他輕輕說：「你們林場的知青正派、上進、幼稚……」

  確實，「文化大革命」前，我們本應同今天的年輕人一樣，在浩瀚的知識海洋中學習，用知識來改變我們的人生，改變我們的命運，但我們卻早早地當上了「知識青年」，來到社辦林場接受再教育。由於「正統思想」是我們林場的主流，所以我們只認定「努力改造世界觀，當好紅色接班人」。這些知青，大多數都是重慶二十一中、二十九中、解放碑民辦中學的應屆初中畢業生，其中有幾個是共青團員，有的曾擔任學校共青團委委員。因此，我們從建場開始就建立了團支部。在他們的帶動下，建立了各項制度，林場實行半軍事化管理——早上出操，飯前集合。連吃飯也專門成立了一個「生活委員會」，每月討論一次食譜，交給伙食團長去執行，每到月底，團長向「生活委員會」匯報當月伙食支出細目。每逢節日，還要排練文藝節目，到公社去演出。那時，農村的文化生活太貧乏，我們粗糙的演出也大受歡迎。林場和諧的氣氛，不但使我們很快地適應了艱苦的勞動，而且我們的身體也長壯了，大家都十分熱愛這個集體。當時，林場有兩個知青，一個患肝炎，一個患關節炎，公社為了他們能儘快恢復健康，根據國家政策，準備把他們病退回重慶。但他們知道後，向公社領導寫決心書，表示堅決不走，最後終於留在了林場。

  石子區衛生所有兩名年輕的女護士，居然羨慕石子林場的知青生活，申請辭去工作，要到石子林場來當知青，過年輕人特有的充滿朝氣的生活。區里另一個林場有個知青，也申請到石子林場，他說，石子林場是「共產主義」。我們林場是不許任何人吸菸的，逼得個別有菸癮的同學只好躲在廁所里偷偷吸……

  在同桂世才的擺談中，我們回憶了當年批鬥他的情形。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個栽秧的季節。一天，我們知青們正在田裡忙著栽秧，有人發現山下的小路走上來幾個人，其中一個人特別高大。這個人是誰？走攏一看，原來是桂世才。大家都不栽秧了，圍著桂世才一起回到林場。

  桂世才，當時是石子區的第一大當權派，平時高高在上、不苟言笑，和我們知青很少接觸，我們只能在全區知青大會上，聽他做報告。後來在批鬥台上，見到他挨斗的樣子，又可憐又可恨：可恨的是你為什麼要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走資本主義道路？可憐的是他在台子上被「觸及肉體」時的狼狽樣子。當時，我們「紅闖將」有兩位知青，一位任公社革委會副主任，一位任公社革委會委員。能把桂世才押到我們林場來批鬥，也可以看出我們「紅闖將戰鬥隊」在石子區造反派中的地位。

  這樣，桂世才就在林場被我們批鬥了。

  桂世才來到林場的第二天清晨，我們還沉睡在甜蜜的夢鄉中。突然，寢室外響起一陣陣急促的哨聲，一聲聲低沉而嚴厲的催促聲打破清晨的寧靜——「緊急集合，緊急集合！」這時，天才蒙蒙亮，只見大家陸陸續續跑向球場，我迷糊地發現，隊長已站在那裡等我們了。「立——正，向右——看齊，稍——息。」我們站好了隊，才見桂世才跌跌撞撞地走來。他剛剛走到隊伍旁邊，隊長的訓斥就開始了，聲音不大，但十分威嚴。在空曠而寂靜的球場上，這聲音使我的心猛烈地跳起來：「桂——世——才，你是咋個搞——起的，你看，我們造反戰士都到了，你現在才來。嘿！你以為你還是官哦——琢木官！你到林場來，是接受改造的，是來接受脫——胎——換——骨改造的，而不是來享福的……」

  後來隊長說了些什麼，現在我已記不清了，總之是教訓桂世才的話。最後，隊長要求我們「紅闖將」戰士要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同走資派劃清界限，同他們鬥爭到底，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這些道理，那時我一時理會不深，但總感到這個任務非常非常之光榮，接受它，就是接受「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就是保衛「我們最最最敬愛的毛主席」，就是同自己父母劃清界限。於是我們押著桂世才去栽秧。

  在栽秧時，大家想方設法給桂世才出難題，看他出洋相，讓他的肉體受點折磨，讓他也體驗體驗久違的勞動。那時在造反派口中不是經常說「要觸及靈魂，就必須先觸及皮肉」嗎？當時，我們個個已是栽秧的能手，栽得又直又快，桂世才始終跟不上我們。他挺起的將軍肚，彎腰很吃力，把他累得不行，他不得不時時伸直腰休息休息。這時，田中立即就會七嘴八舌地大叫大喊：「不准伸腰杆！」「走資派，老實點！」……他尷尬地笑笑，立即又彎下腰栽起來。僅栽完了一行（約一百米），他就癱倒在田埂上了……

  休息的時候，就同他開起玩笑來。

  這個知青說：「桂世才，你每個月工資八十多塊，我們才兩塊錢（那時國家每月撥給我們十塊錢的伙食費，兩塊錢的零用錢），太不公平了，我，以造反派的名義宣布：從這個月起，你的工資，我們拿來打平伙。」在場的知青鬨笑著：「要得，要得！」這時，桂世才靠在田坎上，顯得尷尬又無可奈何，說：「工資嘛，是黨和毛主席發的。」

  那個知青說：「桂世才，你講你見過毛主席，你說你看到毛主席一屁股就把藤椅坐滿了，長得和你一樣胖。你娃娃膽子大喲，你居然污衊說毛主席和你一樣胖，毛主席是健壯喲，而你——是，虛——胖！」引起一陣鬨笑。

  另一個知青說：「栽一行，你就伸這麼多腰杆，你沒得腰杆嗎？嘿！你不老實改造呀？是對毛主席不忠喲！」

  桂世才看著說話的人，賠笑著，嘴裡不知咕噥著什麼，似答非答地說：「我……我……肚子……身體……」他話還沒說完，早已響起一片起鬨聲、口號聲：「要他在田坎上向毛主席認罪！」「要他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認罪！」

  ……

  那時，我們感到好像壓抑很久的一股氣爆發出來，無比的痛快。看來世界上每個人都願做凌駕在別人頭上、任意戲弄別人的主子，而不願去當那受人擺布、受人愚弄的奴才。

  中午，我們挑著空籮筐回林場吃飯。飯前集合時，才知道今天中午要吃「憶苦思甜」飯。我們端起一大盅稀湯湯的苞谷羹，只見裡面夾雜著一些我現在也叫不出名的野菜，下飯的菜就是炒鍋里刮下來的南瓜皮和辣椒渣。那時，在許多運動中，都時興這種「憶苦思甜」，它要我們去同解放前被地主殘酷剝削壓迫的貧下中農比較，去體驗一下當時貧下中農的貧困滋味，從而認識到自己是生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裡，離「共產主義天堂」已經不遠了，它使我們在艱苦的環境中，能樹立「遠大的理想」，「心懷世界」，隨時準備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被資本家剝削壓迫在「水深火熱」中的勞苦大眾。

  若干年後，我們才知道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它只是一種解放戰爭中行之有效的很特殊的思想教育手段。當時我們只想到：「糟了，我們跟著桂世才這個走資派吃苦了。」「喝這稀羹羹，怎麼經餓？怎麼栽秧？這一下午怎麼熬得過去？」後來，聽說這樣做是要殺殺桂世才的威風，可我們卻成了替罪羊。據說解放前貧下中農吃的是芭蕉根、觀音土，還吃不到我們現在吃的苞谷羹羹呢。

  當時，我們確實不知道怎樣批鬥「走資派」才能算是造反派。我們按照「四清工作組」開批判會那樣，儘量在被批鬥人過去的言行中，找到一些「封資修」的蛛絲馬跡，再組織每個知青「上綱上線」地寫批判稿，在批鬥會上進行批判。一位返渝造反的知青回來，一看我們的「革命行動」，就指手畫腳起來，連連說：「不行，不行，你們是保皇派，你們是保皇派的做法。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他給我們講了重慶「反到底」造反派怎樣造當權派的反，怎樣斗「走資派」，怎樣花樣百出……直到這時我們才恍然大悟。這個知青認為，這個「革命」必須重新來，於是他另成立了一個造反組織，取名叫「又重來戰鬥隊」。告示一貼出，頓時引來一陣哄堂大笑，毛主席早有名句「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大家笑話他沒有文化，起這個名字反而把自己搞成壞蛋了，弄得這個知青好不懊惱。

  「文化大革命」初，石子區正在搞「四清運動」。這時從報紙上傳來北京紅衛兵造反的消息，紅衛兵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轟轟烈烈的壯舉，使石子林場的知青激動不已，幾位知青籌劃也要像北京那樣成立紅衛兵組織。不知什麼原因，駐林場的「四清工作組」宣布，這幾位知青有問題，妄想成立非法反黨組織，對抗黨的領導，表示要追查這幾個人的政治背景。霎時，林場呈現出一片人人自危、個個局促不安的緊張氣氛。要知道，在那「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唯成分論」的階級鬥爭年代裡，石子林場知青的父母大都有政治、歷史問題，大到四川大軍閥，小到一貫道的點傳師，隨便找點理由就可以拘留你，要你的命，哪個不怕？哪個敢開這種玩笑？

  奇怪的是，不知什麼原因，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沒幾天，工作組又為這幾位知青平反，承認他們成立紅衛兵組織的行為是革命的行為。沒多久，傳來一個驚人的消息：張家林場的知青全部都返渝造反，連「四清工作組」都無法阻攔。隨後，我們林場的一些知青也造反返渝，另一部分知青留下來成立了「紅闖將戰鬥隊」。

  為了顯示我們「紅闖將」也是正宗的造反派，不是保皇派，我們也要狠狠地批鬥「走資派」，我們也要奪權，也要創造一點「業績」，顯示我們「紅闖將」的存在。於是我們把「沈歪嘴」（石子公社社長沈才全的俗稱，面癱，一說話或一笑，嘴就會有點歪）押到林場來批鬥。這天晚上，在林場最大的一間寢室里，在七八盞昏暗的煤油燈的映照下，全場知青圍坐在四周，沈歪嘴站在中間，先背誦毛主席語錄，後學習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每個知青都上綱上線地踴躍發言……一陣狠批猛斗後，我們拿出一份預先寫好的「奪權通告」，在通告中要沈歪嘴交出公社的全部公章（就是所謂的奪權)。我把「通告」拿給沈歪嘴，要他簽字。他開始還不願，在大家的一再威逼下，只得拿起筆，在「通告」上簽了。當時是我首先拿過來的，一看，差點沒笑出聲來，那張「造反通告」上他簽上的竟是這樣三個字：「簽個字」。我不知如何是好，立即遞給大家，大家看後面面相覷、一片譁然……

  這件事已過去三十多年了，我也記不清這次批鬥會是怎麼結束的。「文化大革命」後，我在縣委大操場碰到來縣城開會的沈才全社長，我問他：「你怎麼在我們的奪權通告上不簽名字，而寫上『簽個字』呢？」他說：「我咋個能把公章隨隨便便交出去嘛。再說，你們奪了權，辦錯了事，犯了錯誤，多不好，你們還年輕。」現在想起來，在當時全國奪權的形勢下，當權派必須向造反派交權，但沈社長肯定不會把「權」交給我們這些成分不好的知青。他一定想：萬一這些地富反壞右「狗崽子」復辟了，怎麼辦？他肯定擔心運動後不好交代。

  後來，這個「權」被另一個貧下中農的造反組織奪去了。不論沈社長當時有什麼想法，他在我們知青的心目中，是一個慈祥的領導。我們剛到林場時，他就經常來林場看望我們，關心我們的生活。那時農村的文化生活很貧乏，公社只有電影隊、川劇團來演出，票價不高，好像只要八分錢，那可是一碗小面的錢，我們可以在趕場時充充飢。沈社長為了給我們節省這點錢，經常去給我們說情，要電影隊，川劇團支持黨的上山下鄉政策，否則就是反對黨的政策。誰敢！拿大帽子壓他們——就是為了讓我們能免費看電影、看川劇。

  在談話中，我問桂世才：「還記不記得在林場時，限制你抽菸的事？」桂說：「記得，記得！我帶到林場的兩條煙，全被老余（重慶江北的知青）收了，每天只發我幾根，哪裡能解我的菸癮嘛，我只有求老余再發幾根。有時，又找不到他，菸癮來了，把我饞得……真是……」他拿起了茶杯，喝了一口水又感嘆地說：「當年，你們把我弄到林場去，其實是救了我，知青於我，沒有私人恩怨，你們不會對我武鬥。在林場裡，我等於進了保險箱……」桂世才又接著講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危險經歷：

  「我們當領導的，在平時工作中，肯定會得罪一些人。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氣要出。區裡有個幹部，因為我沒批他入黨，對我耿耿於懷。在一次批鬥會上，趁我掛著大牌子、彎著腰看不見後面時，竟然用磚頭在後面砸我的背，使我幾個月都起不了床，至今我還經常背痛。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支『左』的解放軍發現我的寢室外的地下埋了一個手榴彈，還好，可能受了潮，沒有爆炸。不然我已被炸死了，死了他們還會說我是自殺，自絕於人民。所以我說，到你們林場，是離開了危險的地方，雖然你們批鬥我，運動嘛，那是『文化大革命』形勢的需要嘛。你們並沒有加害我的主觀動機，和你們年輕人在一起，不擔驚受怕，我的生命安全有保障，你們說我是不是反而該感謝你們呢？」

  那天晚上，我們擺談了很久，離開桂世才後，我的心情還久久不能平靜。

  現在，我已退休，卻經常懷念那本不應該去的地方——大竹縣石子公社林場，懷念我在那裡度過的青春。因為青春不論放在什麼地方都是人生中最難忘的時光。可那時青春仿佛不屬於自己，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才越來越經常被青春的回憶所纏繞。

  「文化大革命」時期是一段荒唐的歲月，當年我們因年輕、狂熱而做出的種種幼稚可笑之舉，如今已成為我們知青聚會時常掛在嘴邊的話題。而每次笑談之後，都免不了幾多感慨：人生好似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好像一條跌跌撞撞的小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