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龍套者

  萬源 張弘

  作者簡介

  張弘，男，一九四八年三月出生於上海。一九六四年七月重慶六中初中畢業。同年上山下鄉到萬源縣草壩區新店公社青山茶場務農。一九六九年初到四川省簡陽縣養馬區桂花公社插隊落戶。一九七四年到四川南充師範學院中文系讀書，本科畢業。先後在簡陽縣養馬中學、簡陽教師進修學校教書。現為重慶市政府公務員。

  我曾經對一位知青朋友說，知青是中國政治悲劇中的配角。他斷然認為，知青連配角都談不上，充其量是跑龍套的，因為配角畢竟還是一個「角」。他這個觀點深深刺痛了我，於是我就把「跑龍套者」作為這篇文章的標題。

  我是一九六四年上山下鄉的「老知青」，雖說是根據當時周總理解決城市剩餘勞動力的指示精神被「動員」下鄉的，但之所以會成為城市剩餘勞動力，卻是和政治運動分不開的。「文革」結束之前，中國的政治舞台上運動不斷，其多數結果都釀成了不堪回首的悲劇。從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到一九六四年「四清運動」，大講階級鬥爭，實行階級路線，「造就」了千百萬「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子女。生在農村的，不用說已經自動墜入了「地獄」，生在城市的，就成為「城市剩餘勞動力」。

  我的父親是「右派分子」。我小學畢業，就被發配到城郊的一所中學上初中，一年後通過熟人關係勉強回到市區的中學，但初中畢業還是被剝奪了上高中的權利。當時我的學習成績雖說不算冒尖，但絕不至於連高中也考不上，我初中的一個同學是全班公認的差生，卻考上了中專，原因就是他是工人階級子弟。

  高中落榜，「賦閒」在家。當時並不懂事，只聽說街道居委會要安排工作，我的一個表姐一九六三年初中畢業後不久，就被安排到冠生園食品廠上了班。這年九月份吧，一個男士到我家來，背著我的面和我母親嘀嘀咕咕商量了老半天，後來我媽就向我宣布「政策」，到達縣地區萬源縣去當「茶場工人」。

  

  我媽說，來的男士是街道辦事處的吳副主任，是來動員我「上山下鄉」的。什麼叫上山下鄉呢？就是去國營茶場當工人，一個月有三十塊錢工資，一年後還可以回家探親云云。

  一九五八年我爸被打成右派後，我就成了「小右派」，在學校抬不起頭，在家裡也老受「革命」老媽的訓斥——老媽要和老爸劃清界限，自然要時時刻刻教導我如何如何才不會走老爸的老路。現在，聽說可以當工人自食其力，而且可以離家遠遠的免受老媽的嘮叨，自然也就「爽快」地同意了。

  後來才知道這一切不過是一個騙局，我去的茶場並不是國營的，而是人民公社「社辦」的，並且剛剛興建，茶無一棵，房無一間，一切從零開始。大巴山雖說是革命老區——紅四方面軍的根據地，但由於交通不便，富庶的森林物產運不出去，換不來鈔票，老百姓的日子形同乞丐，而且越是貧下中農越窮困，渾身的開花棉襖，髒破得讓你如同回到了「舊社會」。在這樣一個並非窮山惡水但又勝過窮山惡水的封閉山區興建社辦茶、林場，自然並非當地公社所願，他們只是參與了一場政治運動，承擔起一個將城市「牛鬼蛇神」的子女安置到深山老林里的勞動營去「改造」的政治任務。為此，公社專門派了一個生產大隊長來當場長，「精心」挑選了一個民兵連長來當指導員，還安排本地的青年農民來「陪伴」知青勞動，喚作「老場員」。據說，建場的啟動經費由政府的知青安置辦公室劃撥，十分有限。公社本來就窮得叮噹響，自然沒錢進一步投入，加上茶場初建，沒有產出收益，所以知青們很快就窮得和當地農民一樣了。「茶場工人」名不副實，三十元「工資」成了水中之月，知青安置辦公室倒是每月發給知青兩塊錢的生活補貼，可憐兮兮的可以買點牙膏、肥皂。因此，可以說我們是被騙下鄉的。

  我們一塊去的戰友，在學校都是成績不錯的學生，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屬於「黑五類子女」，是被動員下鄉的對象。這一點，是老知青與「文革」中大規模插隊落戶或支邊的「新知青」的最大區別。新知青是不分出身成分的好壞，一律下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老知青下鄉則成了「黑五類」子女和一些城市閒散社會青年的「專利」，街道幹部一般不會動員「紅五類」子女當知青。當然，街道幹部大概也知道不能實話實說，於是絕口不提政治上的因素，而把茶、林場的條件吹得天花亂墜，讓家長和子女蒙在鼓裡，受騙上當。

  這樣一來，我們這些老知青就開始身臨其境地在政治悲劇中跑上龍套了，而且全都渾然不曉，以為自己到大巴山這個革命的老根據地去是繼承紅軍的事業，鬧革命來著，是紅色的下一代，殊不知卻是「胸前戴著大紅花，背上背著黑疤疤」。

  政治的騙局總是做得像模像樣的，出發時大舉歡送儀式，我個人戴沒戴大紅花倒是記不清楚了，不過肯定在主席台上的知青代表是披紅掛彩出盡了風頭。一路上，十幾二十輛大卡車每到一站，都會受到夾道歡迎。街道辦事處的幹部還專程陪送，一點也不讓知青們起疑心。直到到了目的地，把我們安頓在一個農家四合院裡，我才有些恍惚，這哪像國營茶場呀？但是一切已經不可挽回了。

  這樣的一大批城市剩餘勞動力，到了茶、林場到底做了些什麼名垂青史的偉業，固然成了歷史的笑柄，但在當時開天闢地，也的確轟轟烈烈，既成為各級官員的政績，也成為年輕人在深山老林里奮鬥下去的動力。當這一切大白於天下的時候，悲劇的力量就不得不催人淚下。

  跑龍套者，常在幕後候著，時機到了才會上台繞場一周，擺幾個姿勢。老知青們在歡迎會上亮相之後，一旦被送到深山老林里，就可以告別觀眾，到後台去候著了。於是我們一撥人整天窩在荒野里刀耕火種，與現代社會絕緣，一晃就是幾年。

  在最初一年多的時間裡，知青和「老場員」倒是打成了一片，情同手足，所謂的勞動關也不知不覺地消逝在滿手的老繭里。一邊望著那片被自己的雙手開墾出的山地，一邊做著日益渺茫的回城之夢，革命青年的豪情壯志在備受著煎熬，眾多的疑問已經不可能讓空洞的革命口號心安理得了。

  一天艱苦的勞作之後，知青們沒有任何娛樂活動。強作歡笑的是些什麼呢？略記四五：

  其一，比吃飯。十幾歲的娃娃，正是「吃長飯」的時候。茶場的食堂，記不清多少時候才能殺一頭豬，平時里天天頓頓，只有見不到油星的白菜蘿蔔。主食呢？大半是苞谷。剛開始的時候，苞穀粒被碾成細顆粒，摻進米飯里，後來也許覺得麻煩，於是乾脆不碾了，整粒的苞谷籽煮熟了就讓娃娃們鍛鍊鍛鍊牙齒吧。不多幾月，知青全成了大肚漢，於是比誰吃得多就成了一種「樂趣」，連文質彬彬的小知青鄧鵬，一頓也可以吃掉二斤四兩苞谷飯。不過，知青的口糧是定量的，這頓多吃了，下頓就只有到山林里去采蘑菇，或者偷偷挖些土豆回來，在寢室里煮熟充飢。

  其二，抓虱子。下鄉沒幾天，知青身上就發現了虱子，這不是因為骯髒產生的，而是老場員傳染給知青的。後來一到休息日，知青們就在太陽底下捉虱子，比誰捉的虱子大，誰身上的虱子多，嘎嘣一掐一個，滿手都是血。

  其三，打圪蔸。何謂圪蔸？大樹的根樁。巴山夜露，其寒無比，每晚得燒著火坑，而最耐燒的柴火就是樹木的根樁——圪蔸，尤其是青木的圪蔸，加滿一火坑可以燒到大天亮。青圪蔸十分堅實，但是十分難於從土裡打出來。大概知青腦子靈活，沒幾天就學會打圪蔸，而且紛紛比試打圪蔸的技術和數量，成功者會受到大伙兒的尊重，也算虛榮一場。

  其四，打「野狗」。明明是農民家養的狗，一竄到茶場來就成了野狗。知青們馬上把狗趕到寢室里，關上門來打，打死的狗可以不交給茶場食堂，這是最愜意的。因此，饑寒交迫的時候，第一夢想到的，就是從天上掉下一隻野狗來。

  其五，望鄉台。我們茶場地壩邊緣的山崖上，有一塊大石頭，平平整整。傍晚坐在石頭上面看日落，要不是心境寂寞，那景色還真叫人讚嘆天工。知青娃娃收工以後，不約而同地三三兩兩圍坐在大石上，聽任滿耳松濤起伏，由這滿目夕照悠遠，滿胸的鬱悶就隨之慢慢消散，一腔難以抑制的思親之情，就好像已經帶給了遠方的父母。這，也算作苦中求樂罷。

  這些其實不算什麼。知青們在大巴山的政治遭遇才是最值得銘記的。

  記得來到公社的第一天，公社書記在歡迎大會上回顧革命老根據地的業績時很驕傲地說道：「當年我們跟著張主席鬧革命……」——我以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有人發問：「應該是毛主席吧？」「不，就是張主席。」「哪有什麼張主席呀？」「張國燾張主席呀，難道你們不曉得？」——一下子全體知青給嚇傻了。直到過了很久，我們了解到當地的農民都記得張國燾當年在紅四方面軍的歷史時，才不以為怪了。

  這整個大巴山地區，當年在張國燾的領導下，執行了一條相當「左」的路線，對地主富農大殺大燒，確實幫貧困農民出了一口惡氣，所以許多農民們都崇拜張國燾。我所到的新店公社，一九三五年的時候是一個大場鎮，張國燾一來，就命令放火把新店場燒了個乾乾淨淨，只剩一條石板街道燒不著，作為古董保留到我們下鄉的時候。每當望著石板路兩旁的稻田，就不禁隱隱約約感覺到當年的繁華街景，我心裡不知道有一種什麼感想。

  這種左的傳統，自然就被書記社長們繼承了——實際上政治運動又有哪一個不左呢？我從一九五八年起就受到左傾路線的「照顧」，和這荒蠻之鄉的「左傾」行為相比，實在算是太「溫柔」了。在這裡，「地富反壞右」的子女所受的待遇就和他們的娘老子一模一樣。公社每年都要舉行兩次鬥爭大會，被鬥爭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在台上跪著，他們的子女就在台前蹲成一排陪斗。子女們不僅要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娘老子挨斗挨打，自己也不免會被憤怒的貧下中農「愛屋及烏」地用拳頭棍子觸及皮肉。

  公社每年還要叫「地富反壞右」分子出勞役，老的如果臥床不起，小的就得頂替出役。在茶場興建的過程中，就出過這樣一樁事：一九六五年深冬，大雪紛飛，山坡上待開墾的茶地早就凍成鐵板一塊了，我們知青每一個人的手在鐵鍬的震撼下都血口累累，開墾速度驟然下降。為了在開春之前把種茶的行壟全部挖出來，公社就徵調「地富反壞右」分子來服勞役。其間，一個頂替母親出役的身材瘦小的男孩子，大約十五六歲，身上只穿著一套灰白的破單衣褲，在飛雪中凍得瑟瑟發抖，根本揮不動鎬頭。監工走上去，又罵又打，男孩跌倒在雪地里，口鼻流出的血在寒風裡立馬凍成了冰塊。在場的鄧鵬趕緊上前阻止，其他幾個知青也圍過來，護著這個男孩。鄧鵬大聲警告監工，要再看見他打罵男孩，就去公社告他。監工見知青人多，又說不過道理，只好悻悻走開。知青們把男孩強拉回茶場的宿舍，讓他烤火取暖。我發現鄧鵬目瞪著男孩身上的單衣衫，目瞪著衣衫破洞裡發紫的鞭傷，淚光盈盈，自己的心裡也好像打翻了五味瓶，難受得不知說什麼才好……

  來場以後，知青們最初是不會相互介紹自己的出身成分的，因為這也許是最不願意讓別人知道的隱私，但又是自己內心最明白的痛處，並且無一不把這痛處拼命掩飾在革命接班人的光環後面。畢竟，在公開的場合下，知青是披了這層光環的，任何人在當時都沒有捅破這層光環，這也是城市「黑五類」子女比農村「黑五類」子女所受待遇要文明溫和一些的地方。所以，眼看著和自己差不多年齡的農村「黑五類」子女受到慘無人道的欺凌，在悲憤的同時，又不禁感到一絲慶幸和莫名的「優越」。

  但是，災難總會降臨頭頂。

  下鄉不久，知青們就經歷了有生以來的第一場鬥爭會，而且是在茶場內部。

  茶場的知青也有兩種不同的成分，一種是初、高中應屆畢業生，年歲都不大，文化程度相對較高；另一種是所謂「社會青年」，現在看起來也是由於階級路線等種種原因不能繼續上學念書而閒散在社會上的孩子，年齡有大有小，不像應屆畢業生那麼齊整。於是剛到茶場不久，一對年齡較大的青年談上戀愛了，女的不久懷了孕。

  茶場的指導員叫邱占富，退伍軍人，大隊民兵連長，一天到晚口頭上掛著「雷雷(厲)風行」四個字，謹遵上級的指示把知青們管得跟囚犯似的。他知道這事後，立馬開鬥爭會鬥爭這兩位青年，我們很多人是在鬥爭會上才知道這個消息的。當時的政治氣候對男女問題比較敏感，對婚前性行為更是當流氓論處，所以大伙兒也沒覺得什麼不合適，你一言我一語地真把小兩口子「批」得「體無完膚」。

  然而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在熱火朝天的鬥爭下，挨斗者卻並無「無地自容」的懺悔感，男的始終面帶微笑，女的則漠然相向。更奇怪的是鬥爭會結束後，他倆就算結婚了，一切又成為合理合法。如今回想起這事，實在覺得可悲。幹嗎要鬥爭呀？誰不長大成人，戀愛結婚？無非就是性子急了一點罷了。

  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又下來一批知青，而且這批知青當中有重慶市最好的巴蜀中學的優秀學生——自然也是「黑五類」子女。為了讓先來的知青安安心心待下去，讓後來的知青一茬茬地繼續受騙上當，悲劇的導演們加大了政治宣傳的力度，把紅色接班人的色彩渲染得比真的血還刺眼。

  當時在萬源縣草壩區，組織了一系列宣傳活動。先讓七個茶、林場一九六四年的知青向一九六五年的知青大講戰天鬥地的心得，又讓一九六五年的知青表決心，立壯志，再以創作演出自編自導的文娛節目的形式，激勵知青們年輕的熱血，加強紅色新一代的憧憬。記得當時星火茶場的巴蜀中學知青創作的歌曲，歌詞就是「一代忠臣大巴山上獻生命，英雄業績要在巴山傳萬代，紅軍開的路我們腳下踩，鮮血澆的花我們細心栽」。多麼盪人肺腑。

  一時間，各場的知青走出了自己的山峰，匯聚到區禮堂，真箇是能歌善舞，一下子就把知青沉悶的生活換了一個樣兒。那些日子，的確值得人懷念，我就是在那時愛上了音樂，學會了作詞作曲，從中感覺到人生的寬闊，並第一次為自己今後的前景規劃出粗略的藍圖。

  然而，熱情過後，深重的沉悶又不可抗拒地向我們壓過來，所有的人都非常想家，而且已經開始有人請探親假。指導員邱占富宣布，一次只能回去一兩個人，按下鄉的先後依次排隊。由於我是一九六四年第二批來的，只能耐心地等待著。

  一九六六年開始了，政治氣候又有了新的變化。大概為了進一步加強對知青的統治，平息知青中出現的不滿情緒，穩定知青下鄉的政策，上頭想到了一個「以夷制夷」的辦法，即在各個茶、林場任命部分知青擔任場裡的副職場長。但是，上頭指派的知青幹部不一定合許多知青的意，比如在我們新店茶場，知青們最推崇的鄧鵬就沒有被「提拔」。於是，免不了我們在場會上起鬨搗蛋，雖然鄧鵬本人一向很大度，一再勸阻我們不必替他打抱不平。

  不久，上級組織學習姚文元的文章，說要搞什麼「文化大革命」了，要知青們寫大字報。我知道一九五七年打右派，搞的就是大鳴大放，寫大字報，結果「引蛇出洞」，很多知識分子甚至黨員幹部都著了這個道，被劃成右派分子，所以我就在學習會上發牢騷，說「又要像一九五七年那樣整人了」，並叫好朋友們別上當，別寫大字報。

  果不其然，沒過多久，上面就派了工作組到茶場來，草壩區每個場同時搞運動。工作組成員還有重慶派來的幹部，他們一下子就拉下了溫和的面具，不再把知青們看作革命接班人，而是無情地揭開每個人的「黑疤疤」，進行無產階級專政。

  由於我發表過對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不滿的牢騷，是名副其實的「小右派」，又經常冒犯茶場幹部，自然很快就成為專政對象。工作組在其他知青中收集我的黑材料，有幾個女知青偷偷地向我報信，要我當心。我其時剛滿十八歲，不怎麼經事，一下子真給嚇傻了，腦海里出現我媽訓斥我的話，難道我真要走老爸的老路？

  我老爸原在黨的高級領導職位上工作，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後，先送長壽湖農場勞動改造，累得解手都蹲不下去，後來還便血，最終官降五級，發配到郊區的一個工廠里當有名無實的副廠長，家庭生活倍受打擊。這一切我都看在眼裡，感觸很深，但人小不明是非，擔心自己像老爸那樣被打入深淵，一輩子就完了。其實，那時只怪自己太幼稚，如果橫下心來想想，還有什麼比這社辦茶場更苦的深淵呢？也就用不著擔心什麼了。

  很快，工作組在會上向鄧鵬為首的我們幾個知青發難，說我們反對「文化大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要我們深刻檢討，否則便要批判鬥爭。一時黑雲壓頂，陰風襲人，不懂事的我無助地寫了檢討書，以老爸為鑑，把自己臭罵了一通。

  當時政治鬥爭的策略中，有一條叫打擊一小撮，可能每個工作組都十分諳熟這條策略，我在當時可不懂。就在我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便落入了工作組設下的圈套。一次批判會前，工作組組長單獨找我談話，先指出我的檢討寫得還不夠深刻，因為我只檢討了我自己；然後語氣一變：「你到底還是革命家庭出生的人，父親犯了錯誤，畢竟還是國家的幹部，況且已經摘了右派帽子，所以你是團結的對象。只要你能與鄧鵬劃清界限，就可以寬大處理。」又說：「鄧鵬的問題很嚴重，是反革命性質，你一定要揭發他，才能表示你和他劃清了界限，否則……」說完他叫我好好考慮，不要辜負領導的信任和挽救。

  當時，我真像一個淹在水裡的人，何嘗不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要去指控一個自己最好的朋友，而且還是自己最推崇的戰友，實在是難以決斷。鄧鵬比我小几個月，但思想遠遠比我成熟，從一來到茶場，他的一言一行就左右著場裡的大部分知青，幾乎可以說是知青們的「精神領袖」。工作組看到了這一點，知道只要把鄧鵬打下去，其他的人就很容易擺平了。

  軟弱的我最終沒能抵禦工作組的誘迫，當了「叛徒」，以揭發批判鄧鵬換取了自己的安全。但是，我一直深深地內疚著，這成了我一生中最懊悔的恥辱！

  後來，工作組莫名其妙地撤走了，一切罪名擱置在那兒，沒有結果。知青和外界依然隔絕，不明就裡，但鄧鵬卻得到了回重慶探親的批准，這是我們的命運發生轉折的時刻。

  一九六六年深秋，鄧鵬從重慶回到茶場，帶來了一台半導體收音機和一大摞「文革」傳單。我們激動地聽著廣播，看著「八·一五」造反派的傳單，明白了工作組撤走的原因，原來「文革」的路線已經從「幹部整群眾」變成「群眾斗幹部」了。一時，知青們群情激憤，在一種急切的翻身求解放的心理驅使下，立刻效仿城市的紅衛兵，推舉鄧鵬當頭頭，起來造反，其目的一是要向工作組討回整知青時搞的「黑材料」，為自己平反；二是要求揭開社辦茶、林場的騙局，放知青回城。初冬來臨，鄧鵬率領著一大隊知青紅衛兵到草壩區其他的幾個茶、林場大串聯，重慶到萬源縣的老知青的造反高潮就此掀起。

  我最終沒能加入我們茶場的知青紅衛兵，而背著當過「叛徒」的恥辱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是，我恨社辦茶、林場這場騙局，恨在茶場裡奴役我們、迫害我們的邱占富之流，可我又能怎麼樣呢？於是，我趁「文革」之亂，約了幾個別的茶場的知青紅衛兵，把邱占富痛打了一頓，算是解恨。一九六八年底，在新的一輪不可抗拒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形勢下，我理智地逃離了大巴山，選擇到蜀中丘陵的簡陽縣去插隊落戶，一門心思，想如何結束這不堪回首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