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

  世界上的事情，有了開頭就必然會有結果，哪怕是一窩苦瓜，瓜熟透了也總會落地。一九六八年，金秀懷上了我們的第一個孩子，看著金秀漸漸出懷的肚子，我倆想，不管怎麼說都該結婚了。 金秀的父親是重慶肉聯廠的普通工人。雖然他們家庭很困難(金秀下面有兩個弟弟，父親患高血壓病休在家，母親無工作)，但是兩個老人很開通，他們說：「你們是自由戀愛，我們沒有意見。」於是，我和金秀回到新店，讓公社幹部袁大文辦了結婚證，回到重慶舉行婚禮。結婚儀式安排在枇杷山我家裡，江對面恰好是長安兵工廠，當天重慶的「八·一五」和「反到底」兩派正在搞武鬥，長江兩岸一直響著武鬥的槍炮聲，好像是在為我們的婚禮鳴炮致敬。

  

  既然已經結婚安家，總不能一直住在岳父母家裡。不久，金秀就拖著大肚子，跟我一起回到了新店公社。

  回到公社也犯愁，那時青山茶場已經散了，我倆就像流浪街頭的遊民，沒有家，也找不到工作。公社也很亂，知青造反派和農民造反派剛剛打了架，公社小街空蕩蕩的，院牆上殘留著撕毀的標語。我和金秀也顧不得許多了，就擅自住進了人去樓空的社長寢室。公社成立革委會後，社長又把我們安排到街上居民劉啟明家的空屋裡住。當時，熊大容、劉繼開、王金霞、閻家祿幾個女生也回到了公社，社長也安排她們住在街上，我們知青就在一起開伙。

  眼看金秀一天天要臨產了，我心裡十分著急。有一天中午，我匆匆忙忙到公社糧店去打油，「錢糧店」卻到公社食堂吃飯去了。我趕到公社食堂，「錢糧店」正一隻腳蹺在長板凳上俯身扒飯。我輕言細語地催他打油，他卻很冒火，大聲吼道：「知青又怎樣嘛，吃了飯再說!」接著還說些騷言雜語，口裡不乾不淨。

  我年輕時性情很粗暴，就是別人喊的「天棒」，遇到金秀以後才收斂了不少。這天「錢糧店」一再當眾羞辱我，我又掛念家裡等油下鍋的金秀，忍不住也發了火，跟「錢糧店」打了起來，並且順手抄起一摞碗向他砸去。 食堂里的人見我們打起來，不知是誰就去把金秀叫來了。這時候，我正掏出匕首向「錢糧店」刺去，金秀急忙撲上來雙手抓住刀刃，頓時，鮮血從她手掌里淌出來。王金霞急得在旁邊喊：「別打啦！快送衛生所，上藥止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凌晨五點，大兒子終於伴著洪亮的叫聲，在一片混亂中出世了。我將剪刀在點燃的酒精上消了毒，剪斷了臍帶，房東劉理書幫忙給兒子洗身、抹臉、包裹。

  大兒子剛滿月，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最新指示發表了，上山下鄉運動掀起了又一次高潮。大巴山的社辦茶場、林場也隨之解散，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兩年下鄉的重慶知青紛紛插隊落戶，我和金秀被安置到了三大隊二隊。

  二隊的社員來幫我們搬家，我們住到了嶺上一個四合院公房裡。隊裡給我們劃撥了自留地，還派人協助我們種上了來年的洋芋。社員們還送來了柴捆、鹹菜等等，讓我們生活方便。

  我和金秀在三大隊二隊一待又是十年。這期間，我們的二兒子與三女兒也相繼出世了。為了養活這五口之家，我和金秀起早貪黑出工生產，背糞、砍柴，不辭勞苦。每天天不亮隊長就喊上坡，摸黑才回家。一進屋就刮洋芋、洗紅苕、煮晚飯，還得準備第二天的豬食。大娃叫，細娃哭，亂成一鍋粥。好在後來金秀當上了大隊婦女主任、民辦教師，每月除生產隊記工分外，學校另外發十二元錢工資，給家庭費用多了一點補充。插隊後，雖然日子特別苦，但我們好歹算是有了一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