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鄧鵬

  這本書里收集的是一些真實的故事，它們的作者是一群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遠赴四川省東北部的大巴山區落戶的重慶老知青。這些故事出自作者對於逝去的歲月的回憶，記載了作者青春時代的經歷，述說著當代中國社會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的追求、奮鬥、挫折、迷惘和困惑。

  我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肇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上山下鄉運動出現了第一個高潮。根據有關「知青」的文獻記錄，「文革」以前全國有將近一百三十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些真正意義上的老知青占全國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九年下鄉知青總數（一千七百七十六萬）的百分之七以上。

  四川省達縣地區政府部門根據大巴山區地廣人稀、貧窮落後的特殊條件，創辦了人民公社社辦林、茶、牧場（以下簡稱社辦場）這一全國獨一無二的安置知識青年的形式。社辦場屬大隊一級編制，公社選派大隊一級幹部擔任場長、政治指導員，下設生產隊長，另外包括本地場員若干名，輔導知青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一九六四——九六五年間，達縣地區的達縣、大竹、鄰水、宣漢、平昌、通江、南江、萬源和巴中九個縣共建立了四百八十餘個社辦林、茶、牧場，安置重慶知青一萬四千餘人。規模較大的社辦場有六七十名重慶知青，小的社辦場也有一二十名重慶知青。雖然不同縣區的社辦場的條件各異，長遠發展方向也不盡相同，但最初的目標統統是自己動手、解決吃穿問題。絕大多數社辦場通過兩年的刀耕火種，實現了糧食自給。

  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間，隨著「文革」的展開，國家經濟進入癱瘓狀態，社辦場大部分知青人心浮動，紛紛回流重慶，社辦場難以為繼，終於在一九六九年全部解散，大部分重慶老知青就地插隊落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由於國家經濟發展需要，老知青逐漸離開農村到城市工礦就業。「文化大革命」結束、高考制度恢復後，一些老知青搭上了高考的末班車，但也有少數重慶老知青至今紮根大巴山區。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老知青上山下鄉至今，四十年過去了。在這期間，知青文學曾經獨領風騷，湧現出以梁曉聲、賈平凹、老鬼和葉辛為代表的知青作家，有關知識青年的研究和文字也相當可觀，形成了以劉小萌、定宜莊、鄧賢、楊志軍和楊健等為代表的研究隊伍。唯獨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下鄉的老知青這個群體格外安靜，有關老知青的研究非常有限。在有關知青的文字里，「文革」期間畢業的「老三屆」成為「老知青」，以有別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下鄉的「新三屆」。當年被政治歧視邊緣化的真正的老知青如今再次在文學和學術研究中被邊緣化，甚至落到被遺忘、被抹殺的地步，成為一個獨特的弱勢群體。

  了解這段歷史的人不禁想問老知青們都到哪兒去了？他們當真是一個無所作為的群體？他們的青春、他們當年的追求、他們的犧牲、他們的奮鬥、他們的抗爭就沒有任何痕跡？就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

  今天，那場轟轟烈烈的革命已經成為既往。中國正迅速地進入後工業時代，以電視為主導的媒體創造著大眾文化，人們通過媒體跟一個浮躁的外部世界保持著聯繫。媒體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地推出一個又一個璀璨的明星，這些炙手可熱的明星的成就、挫折、快樂、煩惱甚至瑣碎的家事隱私滿足了芸芸眾生永無饜足的心理需求。當代的中國人既不嚮往崇高，又不甘於平凡。在社會和文化急劇轉型的時代，有誰關心弱者？又有誰回首那蒼涼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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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看來，弱勢群體之所以不幸，完全是因為他們自身的過失。社會進步就是優勝劣汰的結果。人為地扶助弱者，不僅於社會無益，而且最終也拯救不了這些人。在利益至上、金錢至上的時代，無私奉獻、自我犧牲更是不合時宜，因為那如若不是履行虛妄的聖賢教誨，就多半是神志錯亂的表現。

  「文革」以前下鄉的老知青偏偏具備以上兩種屬性。一方面，由於中國政治里的株連傳統和跟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脈相承的血統論，這批人從小被打入社會的另冊。從醒事的那天起，他們頭上的天空就籠罩著一片不祥的烏雲。他們承受了父輩的苦難，一再遭受有形或無形的政治歧視。這些在學校品學兼優的青少年在人生最富於幻想、最憧憬未來的時候被階級路線蠻橫地剝奪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公民的接受教育、選擇職業和遷居的權利，被政治歧視推到社會的邊緣。「幾乎從小時起我便明白，我背負著沉重的原罪，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東西都不該屬於我。小學升初中沒有我的份，我只能讀民辦中學；初中升高中更沒有我的份，我只能與那些和我命運相同的夥伴響應號召，到廣闊天地里來。廣闊天地對於我這樣的人其實並不廣闊，幾乎每天，我身邊的生活都在喚醒我的原罪意識」（周邦憲《在嚴寒的日子裡》)。

  然而這些遭到不公待遇的青少年偏偏又有一種獻身精神，嚮往虛無縹緲的烏托邦。作為一個中國社會的邊緣群落，老知青們是一群殉道者和執著的尋夢人，他們樂觀、積極、向上，執著地追求、真誠地嚮往。在名落孫山的打擊之後，他們紛紛「拼湊起支離破碎的心情，去學校報名兌現『一顆紅心』的豪壯諾言」（盧曉蓉《詠雪四題雪崩》)。為了國家的需要和民族的大義，他們毅然告別生於斯、長於斯的大城市，奔赴窮鄉僻壤，用自己的犧牲和虔誠來換取社會的承認。

  社辦場是重慶老知青的社會大學。在社辦場，老知青第一次自食其力，第一次接觸了中國的農村社會。在這樣的特殊環境裡，老知青們不僅學會了開荒種地，而且開始真正認識社會和人生，認識人間的真情和虛偽。社辦場的條件非常艱苦，飢餓和勞累考驗著每個老知青的意志，理想和友誼支撐著這群稚嫩的少男少女，使他們能夠在貧乏的物質環境中發掘出生命的絢爛，欣賞大自然的慷慨賜予。「文革」以前，社辦場普遍存在著一種烏托邦的氣氛，老知青們自己建立了閱覽室，成立了政治學習小組。田間地頭常常飛揚著知青歡快的歌聲；風雪交加的冬夜，老知青們圍著火坑探討著生活的各種課題。許多社辦場的老知青還在附近的生產隊開辦了夜校，向當地農民傳授文化知識；他們在農閒時間編排文藝節目，給偏僻的山村送去歌舞和歡笑。

  對於老知青，農村的經歷是他們人生的重要一課，他們從此開始體驗真正的人生和社會的複雜。平心而論，學校既給他們傳授了許多真知，也給他們灌輸了幾分蒙昧。當社辦場逐漸解體、曾經洋溢著歡歌笑語的「烏托邦」歸於「樹倒猢猻散」的慘澹結局時，老知青們驚愕地發現青春的夢想竟然是虛幻的海市蜃樓，「戰天鬥地」的壯舉其實沿襲了古老的刀耕火種，造就的是後患無窮的水土流失。在人口較為稠密的縣區，農民其實並不歡迎跟他們爭奪土地和口糧的知識青年；在家鄉重慶，他們是一個被迅速遺忘的群體，沒有人真正了解他們的奮鬥和犧牲。許多老知青開始懷疑絕對權威，懷疑上山下鄉運動的合理性。一部分老知青甚至不顧社會的鄙棄和夥伴的反對，設法將戶口辦回城市，奪回自己做人的基本權利。儘管真正成功者為數甚少，然而這樣的抗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實在是一種創舉。

  人性的覺醒使老知青更清楚地認識到極「左」思潮對人心的曲扭，開始洞悉世情的冷暖。宣漢縣的老知青周邦憲在回憶自己曾經工作過的那所學校里的芸芸眾生時寫道「這樣一些在悲慘世界竭力掙扎的小人物，他們本該在不幸中相互憐憫，相互同情，以減緩一些他們精神上的重壓。但出人意料的是，每逢『大是大非』，他們中的一些人狠毒的程度卻勝過常人」(周邦憲《在嚴寒的日子裡》)。事實上，「天高皇帝遠」的中國農村給老知青提供了思維和言論的空間。在偏僻的山鄉，他們可以如饑似渴地傳閱「禁書」，可以毫無顧忌地收聽「敵台」廣播，偶爾三五個知青聚在一起，可以暢所欲言地指點江山、糞土王侯，而不必擔心誰會去生產隊長那裡告密邀功。於是，在中國社會一片肅殺之氣、中國思想界萬馬齊喑的年代，老知青居然成為極左政治下一個率先實現新啟蒙的特殊群體。

  這樣的人生、這樣的故事在今天有什麼意義？對我們的孩子、對今天的年輕人、對中國的未來有什麼啟示？老知青們大多年過半百，富貴榮華於他們如浮雲。他們只想老老實實地講述自己的經歷，希望用這些樸實無華的故事來填補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的一個空白，讓它們深深嵌進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因為老知青們的經歷是這段歷史的一個極其特殊而內涵豐富的單元，因為他們的心路歷程是對一場勞民傷財的社會革命的一個冷峻的注釋。近現代中國的歷史和人類在二十世紀的苦難告訴我們，一個民族喪失記憶、抹殺過去會產生怎樣災難性的後果。我們希望後代知道老知青們這樣的慘痛經歷宣漢縣的一個女知青因為調工體檢屢不合格，竟不惜大量服用食鹽，摧殘自己的身體，使之達到「病殘」標準，結果雖然回到故鄉，卻因嚴重腎炎，在幾個月之內離開人世，巴中縣的一個林場只有十名重慶女知青，沒有男知青，這個林場的九名女知青被當地幹部強姦，其中兩名跳水自殺，有關方面的調查結論是她們游泳「溺水致死」。

  長歌當哭，應該在痛定思痛之時。作為一出歷史悲劇的倖存者，我們有義務記載下這些年輕時代的夥伴的故事。我們的初衷只有一個希望那些陰鬱的日子不再重複，希望中國不再有殘酷的階級鬥爭、不再有階級路線、不再人分九等、不再有冤獄、不再有株連、不再有「黑五類」、不再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常言說，物不平則鳴。老知青們應該向後人述說當年遭受的不公待遇，這是他們作為人、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的不可褫奪的權利。但《無聲的群落》不是弱者的悲鳴，不是失敗者的宣洩，而是一群歷盡人世艱辛卻對人生懷抱虔誠信念的人的證言，是他們對民族最誠摯的奉獻。我們希望「文化大革命」以前下鄉的全國一百三十萬老知青的經歷能夠引出一些有關人生、有關社會、有關中國的思考。我們想讓後代知道這樣的一些事情老知青劉嗣閣在自己身患絕症、來日無多的時候，還不斷用歌聲來鼓勵其他病人（劉長宜《十月的歌》)；老知青曾令德在離開他十分眷戀的世界的時候，拒絕親友的探訪，為的是保持做人的尊嚴。愛爾蘭有這樣一個寓言一個沒有鞋穿的人總是感到自己十分可憐，可是有一天，他看到一個失去了雙腳的人，這才發現世上還有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在貧困的山區，重慶知青目睹了種種使人心碎的事情凜冽的寒風中衣不蔽體的孩子；代替父母服勞役並任人拳打腳踢、逆來順受的「地富」子女；口袋裡只有三分錢買鹽的老大娘……也許就是這樣的經歷，造就了老知青對苦難的承受力。四十年來，他們倍受命運嘲弄卻沒有放棄真誠的追求，屢遭歧視卻不失做人的尊嚴，屢遭挫折卻不墜青雲之志。自強不息實在是老知青生命歷程的主旋律。《無聲的群落》里的故事興許能給弱者一點力量，給強者一點謙卑，給不幸者幾分安慰，給幸運者幾分警示。

  還值得一提的是，老知青當中的一些人的家庭不存在任何「政治問題」，學業成績也不錯，卻主動放棄了升學機會到山區尋求理想，用青春來描繪中國農村的美好畫圖。老知青中許多人至今還保持著一顆童心，對大巴山的那段經歷保持著詩情畫意的記憶。這樣的故事、這樣的人生跟今天的社會似乎有點不合拍。但是，透過它們，讀者或許能發現人生最可貴的東西。

  「當年嘆辛苦，回首成真賞」。厄運和不公可能摧毀一個人的意志，動搖他對人類的信心；他可能成為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人；他可能墮落、可能自殺。但是，這不是老知青的精神狀態，不是老知青的生活態度。我希望讀者在這些發自內心的文字里，看到的是一種歷經人世艱辛後的達觀和寬容、一種對往昔崢嶸歲月的眷顧、一種對多變人世真正的泰然接納，因為我們畢竟得到了許多，在那風雨如晦的年代，我們受惠於許許多多的人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我們的朋友、我們的鄰居、我們的場友；那些愛護過、幫助過、保護過我們的人；那些不理解我們、刁難過我們甚至迫害過我們的人。正是那些跟我們或朝夕相處、或萍水相逢的人教會了我們識別真偽、美醜，善良與邪惡，正是一個接一個的逆境促使我們在否定虛妄的理想的同時重新建立起對生活和人類的信心。「雖然我們早已從烏托邦理想主義的愚昧中走向了充滿改革精神的時代，然而在那蒼蒼鬱郁的深厚的大山里，有我們青春的足跡和故事，這對一個人來說是刻骨銘心記憶，更是永遠縈繞的思念」（楊必儀《我的「上山」與「下鄉」》)。對於老知青自己，大巴山的那段經歷其實還有更深的哲學意義「我夢中的峽谷疊翠重蔭，高大的水青、馬尾松、杉針與熊松以及叫不出名的其他樹，散發出特有的樹子氣息。當雨後初霽，陽光點點，樹梢的水珠就折射出千萬個小太陽，樹林變成活脫脫的一個童話世界，令人心馳神迷。我們走在峽谷里，心靈莫名其妙地獲得了歸屬感，仿佛一下子尋找到了自遠古以來人類就久違了的故土家園。於是，那個『跋涉無盡峽谷』的意象就獲得了某種新鮮含義，成為對現代都市文明的心理反彈」(黃良《置身峽谷的體驗與思索》)。

  從苦難中走過來的人，心靈難免有些連歲月都難以撫平的創傷。一些老知青朋友至今不願動筆，就因為他們不願意揭開心裡那些仍然在流血的傷口；許多朋友思考再三才坐下來記述那些苦澀的日子。這本書里的許多文字拌和著辛酸的淚水，發自多年深藏在心底的悲愴和悔恨。離開大巴山許多年了，我們當中一些人也曾經歷了若干輝煌的時刻，但仍然在夢境中一次又一次回到大巴山，在夢中重溫那些「無可名狀的失落感」甚至深陷泥沼、不能自拔的絕望心境。但是我們沒有變成虛無主義者，我們拒絕接受侏儒哲學。相反，從夢中醒來，我們信步走進一個充滿希望的早晨。我們懷著滿腔的希望和愛心，祝福我們的子女，祝福中國的未來，祝福世界的未來。

  中國人向來珍惜歷史，素來有史學的優良傳統。近現代以來，由於西學東漸，中國的史學界更增添了新的方法、新的視野，尤其是社會史在中國更是方興未艾。社會史的目的，是通過對社會結構要素、包括社會階層、群體的經歷和狀況的考察，揭示社會演變的一些具有普遍意義和規律性的東西。《無聲的群落》里的文章是老知青個人經歷的忠實記錄，也包括了老知青群體經歷的忠實寫照。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社會史，也不是純粹的文學作品，但我們可以預言這些證詞般的文字必將成為社會史學和文學創作的無價之寶。

  今天，世界正在被科學技術量化，人生被金錢和物質異化，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虛無主義正在取代古樸的道德理想。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社會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物質與精神、放縱與操守之間進行著困難的選擇。但人類文明要繼續存在，就總是需要一點精神、需要幾分關愛的。在這個日益縮小的星球上，人類的競爭和自我滿足終歸有一個無形的極限。等到人們發現對物慾的追求危及人類的繼續生存時，他們一定會回過頭來尋求那些曾經支撐過艱難時世和苦樂人生的精神財富。那時他們也許會發現，二十一世紀初中國那塊使人眼花繚亂的文化園地里曾經綻放過《無聲的群落》這樣一朵不甚耀眼但卻美麗的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