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無聲的群落》帶領我們穿越時光隧道，來到一個鮮為人知的世界。這是一段被封存了近四十年、幾乎不為外界所知的歷史。

  《無聲的群落》的作者或當事人，當年都還是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不過十八九歲，最小的才十二三歲，正當含苞欲放的花季。他們原本都有一個溫馨、安寧的家庭和幸福、快樂的童年；有過許多令他們至今還如數家珍的獲獎紀錄；也曾有過遠大的理想和抱負。他們和其他許多孩子一樣，對未來充滿著夢幻般的憧憬和期望。可是這一切全被「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理論給顛覆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們不僅要用稚嫩的臂膀，過早地挑起家庭的重擔，而且在小小年紀就要承受無窮無盡的精神折磨。「在學校廣播裡『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右派分子想跑也跑不了』的歌聲和同學的哄鬧中，九歲兒童因學習成績好而僅有的一點自尊和優越感被撕碎了」（《魂殤》)。他們不敢和出身好的同學爭論，不敢向老師提意見，不敢與出身同樣不好的同學過於親密，甚至不敢開懷大笑，因為動輒就會被揪住小辮子進而「上綱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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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樣的變故，對於這些「出身不好」的孩子來說，還僅僅是苦難生涯的開端。《無聲的群落》的作者，大多數都是當年學校里品學兼優的「三好」學生，可是卻因為所謂的「家庭出身」問題，被拒之於初中、高中和大學的校門之外。他們一時難以招架突如其來的打擊，高考或中考「落榜」，「升學無門」，是這些孩子一生中所蒙受的最大恥辱與硬傷，是他們心中永遠揮之不去的陰影和夢魘。在萬般無奈的情勢下，他們「急於從高考的失落中解脫出來，從別人漠視的目光中逃逸出去，農村成了最理想的去處」（《插隊落戶的日子》)。因為怕見人，也因為怕人見，許多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下放到大巴山區的知識青年，都是在拂曉前的黑暗中悄悄出發的。那時山城還在熟睡，而送別的人群中只有面帶笑容心在哭的淒楚無助的父母們。

  這些「文革」前下鄉的知識青年被稱為「老知青」，既不同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下鄉的城鎮社會青年或學校里的超齡學生，也不同於「文革」以後大批下鄉的「老三屆」知青，他們是背負著為父母「贖罪」的十字架去農村的。老知青們天真地認為，去了農村並且真誠地投進了「脫胎換骨」的大熔爐，就可以改變「成分」，「幻想著自己能鳳凰涅槃，披上無產階級成員那耀眼的翅膀」（《我的初衷》)。但他們最終還是擺脫不了「出身不好」的命運，甚至連社會的邊緣都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當我們讀到一位女知青在臨別父母下鄉的時候，雖然內心非常難過，卻因為自己出身「不好」而不敢落淚（《夢魘歲月，苦難青春》)；讀到一個未滿十四歲就跟哥哥一起下鄉的孩子，因實在忍不住飢餓而「偷吃」豬食卻遭到批判（《南江記事》）；讀到一個在大巴山里待了幾年，屢次招工無望的老知青為了辦「病殘」回城，竟不惜鋌而走險，服用大量麻黃素險些丟掉性命(《回城》）的泣血文字時，不能不為之戰慄！

  尤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這些孩子服盡了苦役，盼來了改革開放和落實政策的春風，才搞清楚他們的父母其實並沒有任何反黨反人民的罪行，有的還為祖國、為人民做出過重要貢獻。一紙平反昭雪的「通知」，終於改寫了他們的履歷表，卻再也無法改寫他們埋葬在大巴山的青春年華，無法彌合他們心中有愧於父母的「永遠的痛」（《永遠的痛》）

  《無聲的群落》不僅為我們展現了一個特殊群體在一個特殊時代的真實歷史，同時也通過老知青作者的眼睛和親身感受，為我們展現了寂無所聞的川北大巴山地區的許多真實情況。那裡曾經是紅四方面軍的根據地，老百姓忠厚淳樸。但張國燾所執行的左傾路線，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極「左」思潮，都使他們深受其害。他們卻以善良的本性和博大的胸懷，寬容了極「左」路線的錯誤。他們寧可自己忍飢挨餓，也要將最好的糧食悉數交給國家，「用自己並不健全的身軀支撐著泱泱華夏終不致倒塌」（《水咬人》)。許多老知青作者都認為，極「左」路線給人民、給國家帶來的莫大傷害，「或許是貧下中農在那個年代給我們『再教育』上的最深刻的一課！」（《我在大巴山的「再教育」》《接受「再教育」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