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悼念

  蘇 執

  1990年8月5日周克芹同志離開人世，他走得那樣匆忙。

  兩個多月前我去成都，一到作協就聽說克芹生病在家，放下行李便去他家看望，見他的身體的確很衰弱，他說是胃病發了，服了藥已輕鬆了一些，不要緊的。第二天他強打著精神出席了為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四十八周年召開的座談會，晚上還陪我們就餐，他幾乎沒有吃些什麼，僅是出於禮貌。怎樣也不會想到之後檢查出他兩年前就患了可怕的絕症，雖精心治療但最終未能搶救過來。怎樣也不會想到兩個多月前的相晤，竟是我最後一次和他的見面。

  那次赴蓉返渝不久，收到克芹寄來他新近出版的長篇《秋之惑》，並附短簡。書是剛出的，但不能說是他的最後一部作品，他手頭還有兩部已經定稿只待修改、訂正的長篇。克芹的創作態度極為嚴謹，過去見面向他詢及創作情況，知他在創作過程中有時已經寫了很多，因有新的思考而推翻重寫或擱筆中斷，經過進一步苦苦思索才又繼續寫下去，這中間自然也還有忙於工作的原因。《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也非一氣呵成，我見《沱江文藝》發表兩章後去信問他何時脫稿，他回信說此稿寫作暫停說不準哪陣寫好，過了一段時間則以較快的速度完成。克芹自己很客氣地說他寫的作品是少了些，其實，他的作品數量並不少，更主要的是他重質量，創作上表現了一個作家勤于思考勇於探索、進取的可貴品格。

  早些時我讀過他的小說集《石家兄妹》，那是他出版問世的第一本集子，已展露才華，感到他蘊藏著極大的創作潛力。當時我只和他見過一兩面，還是近十年與他才有較多的接觸和往來。《紅岩》創刊後，1980年春天，我和殷白、楊甦、王群生、余德莊等同志同往內江閱讀他剛完成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原稿，與他商量如他願在《紅岩》發表便請他來渝修改。半月後他來重慶了，為保證改稿任務如期完成，我們不便去打擾他，很少與他閒聊。我們單位的客房、食堂都很簡陋，沒有很好地照顧他，只安排資料室的青年同志小鄧給他買買飯票、打打開水，從此他與小鄧成了好朋友。來渝時不去別家，而要去小鄧家做客。噩耗傳來，小鄧不勝悲戚。由於《紅岩》篇幅有限，為一次發完《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要求他對原稿做些壓縮，以後出書可以再補進去，克芹欣然允諾。作為當時《紅岩》的主編，我深深感謝他對刊物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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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克芹一起參加過好多次筆會，我們《紅岩》辦的筆會，西南四省的幾次筆會，都長達十餘天。他多和熟人在一起，不愛和陌生的同行在社交場合中交流，因此，這位首屆茅盾文學獎的獲得者並不引人注目，而在待人接物上則以其誠懇、樸實使人產生親切感。克芹不多談自己，他的坎坷經歷，我還是從別人口中才知道一些的。一個作家的作品必然要融入他自己的人生體驗，以他作品中的人物相照應，金東水那種忍辱負重的精神和深沉的內心世界，華良玉的挫折、理想和抱負，似乎加深了我對克芹的經歷和思想感情的理解。

  我的印象中，在一些座談會、討論會上克芹不作高談闊論，更不口出驚人之語和慷慨激昂的言辭。他是一個用作品和文字來說話的人。今年《紅岩》第一期發表的周克芹、鄧儀中的答客問，他對去年以前鼓譟一時，甚囂塵上的種種文學觀念進行了客觀的審視，頭腦清醒地做出取捨，闡明他堅持的創作道路是恪守文學與生活辯證關係的原則，強調作品的社會效果和作家的歷史使命感。他說他始終立足於他的那片生活領地，關注著領地里人的命運。是的，我們從他的作品中不難看出，他對許茂們，金東水們，華良玉們，農村青年婦女許秀雲們，二丫們，以及顏少春們等農村幹部傾注了多麼深厚的感情和對他們的深刻理解。不難看出，他和他的那片生活的領地與他的文學事業保持著多麼密切的聯繫。

  近兩年，克芹擔任了四川省作家協會黨組副書記、《現代作家》主編，更是日夜操勞，他不僅策劃和掌握刊物的大政方針，還要履行終審的職責。最近，我見到重慶一位青年作者收到的退稿信，編輯把他的終審意見透露給這位作者，可見他工作態度的認真負責。

  克芹走了，他過早地離開了他所忠實的，為之付出了三十年艱辛的勞動，作出了突出貢獻的社會主義文學事業。倘若他能健康地活下去，當有二三十年時間讓他寫出更多的好作品。以此而言，他的去世，固然是文學界的一個重大損失，而更加令人惋惜的，是人民多麼需要他這樣的作家，需要以他的模範行為來影響年輕一代文學新人的健康成長。

  克芹同志去世五天了，今天將在成都舉行克芹同志遺體告別儀式。作為文學隊伍中的一員和比他年長得多的友人，這幾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為之悵然。

  原載《紅岩》文學期刊1990年6月版

  1982年2月作協四川分會第二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