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同志與1946年重慶的文學活動

  王 覺

  1946年春天，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在重慶張家花園文協（原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後為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重慶分會）附近一家茶鋪里，我第一次見到不久前從延安調來重慶的何其芳同志，在座的有艾蕪、沈起予和詩人力揚。我這個在國統區做過幾年文化工作的年輕地下黨員，以往每當某些公開場合見到認識或不認識的《新華日報》的人，總不免於內心激動，在心裡輕輕地呼喚著「同志」。這天瞅著茶桌對面的何其芳同志，心情就更加不能平靜了。雖然以前也讀過他的一些詩歌和散文，為他優美的文字所折服，但當見到作家本人時，我想得更多的卻是日夜嚮往的延安。三十五歲的其芳同志，他那胖胖的身軀，寬寬的額頭，容光煥發的圓圓臉龐，不知怎的，我總是嗅到了那陌生而又親切的延安「家」里的氣息，像一股暖流似的流過心房。從他濃重的萬縣口音的言談中不時發出的爽朗的笑聲，顯示出他坦然的性格和走上另一戰場充滿信心的戰鬥豪情。

  1946年是國內形勢急劇變化的一年。這年春天離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已有半年了，國民黨政府已遷往南京，這個曾被他們命名為「陪都」的多霧的山城，仍留下抗戰時期為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大大小小的發國難財者們製造的畸形繁榮和破敗不堪的景象。繼「滄白堂」「較場口事件」之後沉寂多年的民主運動，在中國往何處去這個為廣大群眾關心、憂慮的動盪局勢下開始重新活躍起來。抗戰時期大批集中於此的文化界人士，不少人都已先後離開了，文協總會也遷走了。其芳同志於頭一年來過一趟重慶，這次黨中央派吳玉章同志來渝主持四川省委，調其芳同志到省委負責文化工作，在抗戰時期南方局打下的工作基礎上團結文藝界開展新的鬥爭。其芳同志來到重慶以後，首先接替了邵荃麟同志主編的《聯合特刊》（過去在重慶出版的《中原》《文哨》《文藝雜誌》《希望》因勝利復員停刊而用此名）。由於力揚同志的推薦，從這次見面以後，我就作了其芳同志刊物編輯工作方面的助手，以後經其芳同志建議又讓我擔負了文協重慶分會的具體工作。

  這一年，其芳同志與艾蕪、聶紺弩、沈起予、孟超和力揚常有工作上的聯繫。（沙汀同志從川西來過兩次，總是急著要我通知其芳同志與他會見）為加強文藝界政治上的團結，約在四五月份，在其芳同志組織下文藝界人士就當前時局與文藝工作者的責任為題，在中蘇文協召開了一次座談會，會後在一家有一定影響的民營報紙上發表了座談紀要，顯示了在爭取和平民主這一廣泛的鬥爭中文藝界的力量。其芳同志很尊重茅盾同志對國統區文藝工作的意見和對文藝工作者的要求，這次座談會後他見到茅盾同志談抗戰勝利後國統區文藝工作的一篇講話，立即叫我在《聯合特刊》上寫文章加以介紹。

  五月，編訂《聯合特刊》最後一期，其芳同志對我說，我們要立即著手創辦一個新的文藝刊物，除主要發表文學作品外，還要刊登一些指導青年讀書、生活的文章，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抗戰勝利後，我們黨要在國民黨統治區大力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擴大革命思想的影響。我想其芳同志說的這條編輯方針很可能是省委對我們提出的。幾天後他約了艾蕪、沈起予、聶紺弩、力揚等同志在文協商量辦刊物的事，議論到刊名時，他建議用《萌芽》這個名字，說雖然魯迅當年曾用《萌芽》作刊名編過雜誌，但沒出多久，現在我們還可以用這個刊名。根據其芳同志意見，《萌芽》雜誌以艾蕪名義為主編，以避免國民黨反動派的注意，而實際編務則由他來擔負，並由沈起予、聶紺弩、孟超、力揚、邵子南和他本人為編委。同時大家還商定編委要負責給刊物寫稿，定期開會。《萌芽》雜誌的經費和出版發行經他事先與三聯書店說好，概由書店辦理。編輯部開初設在三聯書店，以後遷回原來《聯合特刊》在文協用過的住房。其芳同志住上清寺中共代表團駐地。這個地方周圍都有特務嚴密監視，按規定我是不能輕易到他那裡去的，以上兩處其芳同志則隨時都可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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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萌芽》雜誌出刊了。與《聯合特刊》時一樣，只我一人常住編輯部，他每周來一兩次，發稿時連續幾天都住在編輯部和我一同看稿子，工作很緊張。我們兩人除交換對稿子的意見外，很少有功夫談到別的事情。其芳同志很重視對青年作者的培養。一次從來稿中發現一個十七歲的中學生寫的一篇反映四川農村凋敝景象的散文，極力稱讚文章寫得漂亮，發表後要我約他來編輯部親自與他談話。在其芳同志的鼓勵下這個青年從此便以詩歌散文創作走上文學道路。一位很早就編過報紙副刊的作者，從西康回到重慶，帶來一本反映草原生活的散文稿，我轉給其芳同志看後，他在原稿上詳細地批註了意見，到他住的地方作了長談。《萌芽》刊用的稿件不少是由他向編委和其他熟識的作者事先約定的。來稿中可供選用的雖為數不多，但我們都必須一一作復，有的覆信還是他親自動手寫的。

  貫徹上述方針，《萌芽》發表了一些指導青年閱讀的文章，還發表過談哲學的文章。在討論文藝問題方面，如何理解現實主義，是那兩年進步文藝界主要論爭的問題之一，他自己就寫了關於現實主義問題和呂熒的通信在《萌芽》上發表。作品評論方面，其芳同志很注意某些在社會上流行較廣的作品。《簡·愛》受到一般追求個性解放的大學生的歡迎，他請聶紺弩同志寫了評論《簡·愛》的文章，幫助讀者正確理解這部西歐名著。當時，荒誕、色情小說《北極風情畫》《塔里的女人》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影響極為惡劣，他請邵子南同志寫了一篇較有分量的評論文章，用何家寧的筆名在《萌芽》上發表。《萌芽》雖以發表反映國統區現實鬥爭的作品為主，同時也刊載了反映解放區生活的作品，其中就有邵子南的短篇小說。當時以茅盾同志的名義由葉以群同志實際主持其事的「中外文藝聯絡社」經常從上海給我們寄來國內作家的作品和翻譯，以供選用。其芳同志極其興奮地讀到郭老的《南京印象》，立即在《萌芽》上發表，首次與讀者見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段時間，在其芳同志的組織和推動下，文協重慶分會成員掌握了重慶大部分報紙副刊。艾蕪在大公報編了一個《半月文藝》（這個副刊一直堅持到重慶解放）；聶紺弩編《新民報》副刊；力揚在《新民報》編了《虹》和《每周文藝》；孟超、沈起予分別在《西南日報》《國民公報》編了副刊和特刊。通過這些報紙副刊團結了一批進步作家和青年作者。

  過去國統區的文藝工作者很少在一起學習，為使大家認真理解黨的文藝方針，其芳同志在骨幹分子中提出每半月集中學習一次，由於種種原因必須把學習時間安排在晚上。張家花園是一條偏僻的小巷，夜深人靜，甚至可以聽到戶外荒坡唧唧的蟲聲。在《萌芽》編輯部那間小屋裡，我們八九人圍坐桌旁，面對國統區嚴酷的現實鬥爭，懷著對未來的憧憬和展望，學習和研討毛澤東同志的偉大思想。其芳同志很注重貫穿於這偉大思想中的實事求是精神。他從多方面闡述了這一精神，講解毛澤東同志對事物的科學態度，語氣平靜，充滿著對真理的虔誠。當時他對這個問題的反覆強調，現在回憶起來自然使我想到他一生無論做工作做學問以至待人接物，不就是那麼一個誠誠懇懇，崇尚實事求是的身體力行者嗎？

  魯迅逝世十周年到了，為發動文藝工作者發揚魯迅戰鬥精神同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其芳同志提出舉行一次集會開展紀念活動。力揚是一位與各方面有聯繫的社會活動家，通過他的努力在基督教青年會找到一間可容百餘人的會場。事先商定由艾蕪主持並講話，其芳同志作主要發言。頭天我被派去請畫家汪子美連夜趕繪一幅炭精畫的魯迅像。那天到會的人很多，約在兩百人以上，青年會那間小小的禮堂擠得滿滿的。當艾蕪講話時我們就發現有便衣特務闖入，一場搗亂破壞勢不可免，幾個人臨時商定不讓其芳同志上台講話，集會草草結束。

  11月，《萌芽》雜誌僅出刊幾期就不能再辦下去了。皖南事變後國民黨反動派窒息言論加緊控制出版物，凡出版書刊都得申請許可方能發行。《萌芽》幾期刊物都在封底印上一行「正呈請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登記中」的字樣，這是當時進步書刊對付國民黨反動派一種常用的辦法。《萌芽》第二期出版後書店就告訴我們開始引起反動當局的注意了，他們來查詢過一次。其芳同志給當時在南京的郭老寫了信，請他幫忙，郭老覆信說他將代表文化界並以西南人民的名義向南京有關方面交涉。不知是否由於郭老的活動而稍稍緩和了一下，但隨著形勢的日趨惡化，書店得到「明令查禁」的通知，追迫甚緊。在此情況下其芳同志和大家研究只好停刊。《萌芽》停刊後除文協成員掌握的各報副刊還能繼續維持下去之外，其他活動都不能開展了。其芳同志也不能常來文協，只是他的家信還一直寄到我處。文藝界有的同志也有到我這裡來找他的，我都按約定通過新華日報社給文協送報的報童帶信給他。他有事找我也是托報童帶張紙條來。及至翌年三月初，他隨中共代表團、新華日報社等黨在重慶的公開機關被迫撤返延安。

  從1946年春到這年年底，我與其芳同志發生工作上的關係不到一年，但他的思想、作風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編刊物那陣，每次到印刷廠校樣，我們都是一同去的。承印刊物的那家印刷廠在南岸一個山溝里，清早我們經過鬧市到江邊乘船渡過江，傍晚方回。在城裡大街上彼此很少說話，利用登岸以後往返步行數里的機會則可隨便談上些想到要談的話。記得一個炎熱的夏天從印刷廠出來，太陽快要落山了，我們行走在涼風吹拂著的田野小徑上，他同我談起剛讀完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他從積極方面分析了作品主人公個人奮鬥精神的社會意義，他不喜歡作品最後一部分大量講述音樂理論，影響生動的人物形象，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接著又談起巴金的《家》在青年讀者中的巨大影響，從而使他產生想用自己青年時代的經歷寫一部長篇小說的強烈願望。他想把那些當年生活在他周圍的舊制度的叛逆者，放在黨領導的革命鬥爭的洪流中去表現他們的成長。以後的事實證明，他在創作上的這一強烈願望持續了許多年。為搜集這一創作素材，在1959年左右他到過重慶一次，找了幾位老人談大革命時期四川黨的鬥爭，並作了詳細的記錄。在他溘然逝世的前一年，他又來過重慶一次，找到參加過北伐戰爭、經歷過「三三一」慘案的周欽岳同志。據說返京以後他的這部長篇已在健康條件不能允許的情況下動筆了。最終他這個醞釀多年的創作計劃沒有得到完成，他還有更多的願望也沒有得到實現。但他相信中國必將有一個新的前程，他為之奮鬥終生的共產主義事業是要實現的。

  其芳同志在他的一首題為《呼籲》的詩中寫道：

  我是一個忙碌的，

  一天開幾個會的，

  熱心的事務工作者，

  也同時是一個詩人。

  這是一種多麼自豪的但卻毫不誇張的感情啊！1946年從延安來到重慶，在一個新的戰場上他毫不拒絕一切事務，是那樣緊張地戰鬥著；而在全國解放以後，他又擔負著繁重的行政工作，辛勤地從事於理論和學術研究，以至連詩也不能常寫了。但他不僅是一位在詩歌創作上有很大成就的詩人，而且是一位具有真正的詩人氣質的詩人。為他在革命事業，文藝事業上所做出的一切，我們將永遠紀念著他！

  何其芳夫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