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戰前夕京滬行

  10月21日，杜聿明在葫蘆島就任新職，立即給舒適存和文強拍來電報，要求他們火速從指揮部現有人員中抽調一部分，乘專機前去報到。徐州前進指揮部照常辦公，要他們二人留在徐州，繼續輔助劉峙。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杜聿明隨時準備返回徐州。

  文強是在當晚剛入睡後被叫起來收電報的。當他把電報送給劉峙看時，劉峙高興得額手稱慶，立即表示歡迎杜聿明早日歸來。並大聲說：

  「三軍易得，一將難求！」

  這封電報同時也為他解決了尋找接替人員的難題，他知道邱清泉在杜聿明面前是很難撒野的。

  文強徹夜安排此事，忙到次日清晨，支援葫蘆島的人員，才乘上專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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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徐州西面的津浦鐵路南段明光至宿縣一線已被解放軍破壞，護路的一個交通警備旅也被三野的部隊吃掉了。這是徐州到南京的唯一補給線，一被切斷，被圍挨打的局面就已經形成，形勢日趨嚴重。

  文強等人坐守徐州，反而終日無所事事。有時到總部見劉峙，和這位「福將」談什麼也談不出要領。有時與郭一予這位辦公室主任談，也只是聊聊家常，談軍事政治他根本不感興趣。

  對這段時間的心情，文強在10月24日的日記中有如下記載：「余閱報看書，生活恬淡，一如過去在京主辦訓班然。所不同者，默察目前局勢，日在急劇變化之中，鄭州、開封相繼放棄，徐州顯然形成一被攻擊目標，故吾居此，實則人安而心不安也。」10月26日的日記又寫道：「接世明妹自長來信，言及我之生日，令我愁腸百結。吾愛愛我之深，關念之切，除已死之堅如外，再無第二人。今年生日，余正在百忙中，且不記陰曆為何日，故己身毫無表示。因自己生日忘記，相隔三日之吾愛生日，亦竟忘記。世明妹能諒我否？非不關切，實時艱年荒，令我心緒不寧，無意於此耳。」

  10月29日午後，文強送走了應杜聿明要求赴葫蘆島支援的第二批工作人員，自己打算趁大戰之前的空隙到南京、上海辦些公事和私事。10月30日晨，文強在秋末的寒風中乘車重返南京。

  他在南京會到了先期來京的舒適存。舒適存告訴他，本來滿想觀察到政治軍事形勢的好轉，卻越觀察越灰心喪氣，一切都是江河日下。

  他們走訪了國防部的眾多衙門，新任總長顧祝同的部下，大多謹小慎微，守口如瓶。而原陳誠系統的官員多數已告退。

  他們又改變方法，走訪故舊，串串門子，打打撲克，聽聽京戲，跑跑舞廳。

  後來他們注意到所住的南京頭號旅店中央飯店的旅客中，從四面八方來京的文武官員多如過江之鯽。文強心想，何必捨近求遠，就在旅店裡找些相識的談談，不是很好嗎？

  誰知，這些人也一樣，同他們談不上三句，便是發牢騷。

  他們首先去看的是東北的軍政首腦衛立煌的參謀長趙家驤。一杯茶末干，他便破口大罵陳誠把東北送掉了，目前東北一團糟，才把衛立煌調去，給陳誠「揩屁股」，已經來不及了，東北危在旦夕，不會多久，就要易幟。

  文強他們又會到從北平來的王鳴韶，此人曾任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的參謀長。他說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卻願意為他們講個在北平流傳的說法。

  他說，北平原名北京，是明清兩朝的帝都。前門有三道城門，都與改朝換帝有關。東有崇文門，這個「崇」字應在明末皇帝崇禎身上，闖王李自成打進北京，他就吊死在煤山了；西有宣武門，這個「宣」字應在滿清末代皇帝宣統身上，孫中山的革命成功，宣統遜位，建立了民國；現在該輪到前門當中的一道城門——正陽門了，這又該應在誰的頭上呢？他縮頭晃腦不敢說下去了。

  其實，他不說，文強二人心裡也明白過來：不是正應在蔣中正的「正」字上了嗎？

  這位王老前輩最後囑咐說：

  「不是知音不與談（彈）。我是信口開河，請兩位多包涵。我已是無官一身輕，可不願引火燒身啊！」

  他們還會見了國民黨CC派的中央委員魯蕩平，這位黨棍兼政客的頭面人物，平日以書法家自居，到處為人寫字，連中央飯店經理的辦公室里都有他的墨跡。他對文強二人發牢騷說：

  「我練好這筆字，將來在海外也可以靠賣字餬口了。」

  他們去看在30年代做過駐墨索里尼法西斯義大利大使的劉文島。這位老先生認為，國民黨在外交上也一敗塗地，美援一斷，一切完蛋。他現任黨務指導委員，不久就要去兩湖視察。他嘆息說，黨務越辦越糟，為孫科活動競選副總統，竟告失敗，反讓李宗仁上了台。

  他們在旅店還遇到了老同事趙公武。他原是第五十二軍軍長，抗戰勝利後曾到越南受降，後到東北作戰，因一時不慎，被中共軍隊吃掉一個師。那時正是杜聿明在東北極盛時期，趙公武受到撤職查辦的嚴厲處分。他這時住在中央飯店，每天偷偷地進出，不願露面見人。白天睡大覺，晚上跑夫子廟釣魚台，經常罵人打人，醉生夢死地過日子，許多人說他對丟官不服氣。

  文強二人知道此人是員「猛將」，便準備將來在杜聿明前為他說幾句好話，重新起用。趙公武開始對他們很冷淡，當了解到他們對他的一番好心時，出乎意料地高興。

  還有一位黃埔軍校同學王大中，原是復興社骨幹，又是胡宗南系統中的政工頭頭，他和文強同穿草鞋入伍，非常要好。他這時的精神頹喪已極，說要改行，準備找江蘇省民政廳長祝希平去，哪怕當個小職員，也不願再擔政治上的風險了。

  文強寫於南京的日記，對當時局勢充滿憂慮。

  10月31日記載：「金元券實行後，捲起搶購惡風，無形中貶值數倍，政府在莫可如何之中，乃又解禁，其補救辦法，明日始能於報端得見，究不知能有裨補否？」「遼西之戰，我軍大北，主力軍之廖耀湘、潘玉昆部，恐已潰不成軍，瀋陽之急危，可想見及之。」

  11月1日記載：「首都市面紊亂已極，余尋覓晚餐，跑到四家餐館都無食物可售，最後著慌了，跑到瀟湘酒家，以同鄉人關係，始吃了一頓飯。此種現象，匪軍未到而先亂，可哀可痛也。」「金元券算是失敗了，物價取消限制，無形中，物價又漲了三倍至四倍，白米由二十金元一石，黑市則漲到八十金元，雖政府仍限為四十，照實際情況，必不可能。最可笑者，蔣經國在滬所逮捕之所謂奸商『虎』者，今因政府取消限價，亦宣告無罪。政府之所謂法者，誠令人不解。」

  11月2日記載：「今大局如斯，有如土崩瓦解，國事前途，不堪設想。」

  11月3日記載：「近來心緒每感不安，既想到國事，又想到家事。自徐州歸來，不料中樞之紊亂無章，一切均出人意外。翁文灝、王雲五辭職，立法院固責之甚嚴，即算整個閣員辭職，又有何裨益於國家人民？天下事，每至盡頭，即百無一順，即所謂逆流也。今國家遇此逆流，有如江河之水泛濫，而無可挽救矣。」

  11月4日，文強聽廖宗澤說葛世明已從長沙到了上海，他急忙乘車趕往上海。他打算要趁這次機會把一家老小的安置問題解決好。他在當天日記中記載：「與吾愛談家，每多憤慨之語，半生做官，兩袖清風，逃難既缺旅費，住滬又慮安全之成問題，因是久談不能決。」

  文強的胞弟文健，半生教書，不曾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他曾對文強表示過，他沒有什麼可怕的，用不著離開家鄉，若是共產黨來了，他隨時都可以把祖產交給農民。文強便把長子安排寄養到他家去了。岳母和妻子則準備帶著小的三個兒子去台灣。

  上海市面由於通貨膨脹，家家搶購大米。文強的老岳母也在千方百計地多買一些米麵，這引起葛世明的不滿，認為在上海的日子不多了，何必去排隊搶購？窮怕了的老岳母不聽。直到有一天，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派吉普車運來一車大米麵粉，而且說是慰勞，不要錢，貧農出身的老岳母這才樂得眯起眼睛說：

  「這下夠吃一年，不會挨餓了。」

  11月5日，文強日記記載：「自金元券發行以來，因人民對政府之無信心，不但不受限價之束縛，且捲起瘋狂之搶購風潮。半月以來，有錢無市，市民叫苦連天，政府在漏洞百出之中只好取消限價。商人既不受束縛，在對政府絕無信仰之心理狀況之中，如是物價有如脫韁之馬，狂漲不已，大米二十元限制而四十元，今黑市已賣到一百四十元，政府對國營事業，亦猛漲五倍，金元券之惡性通貨膨脹既已形成，政府將如何收拾？戡亂至如此環境，尚望軍事上之勝利，蓋不可能也。」

  文強不能在家久留。當晚，文強就與葛世明乘車去了南京。葛世明一方面是送他，一方面要在攜家赴台灣之前再到首都辦一些事。

  11月6日，文強日記記載：「余偕世明妹在都中旅行，為生平之第二次。第一次系抗戰勝利之次年，舉國同歡，熙攘，別有一番盛況。今則瘡痍滿目，生靈塗炭，物價已失常軌，舉國皇皇，幾不可終日。有如抗戰初起時之慘況。吾將何以形容之也。」——他還不知道，正是在這一天，中共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拉開了「淮海戰役」的序幕。

  11月8日，文強日記記載：「在京每欲得到政府之革新消息，但聽來都令人失望。中央將加強中美邦交，對蘇則廢棄友好條約，此種臨時抱佛腳的辦法，豈能挽救大局？果真如此，則徒為國際間之訕笑而已。」

  就在這天，廖宗澤夫婦陪他一起把葛世明送上了返回上海的列車。

  儘管他對前途已充滿危機感，但他也不可能想到，他與葛世明從此天各一方，再也未能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