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沙開創新局面

  此時的長沙，有關紅軍的消息似乎已十分遙遠。三年前紅三軍團攻打長沙時的急風暴雨，已成為老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自從上海「一·二八事變」之後，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全國到處掀起抗日救亡高潮，湖南也一樣民氣高漲，愛國、救亡已成為時代的主旋律。

  文強畢竟是一個只有20多歲的熱血青年，到長沙後，他不甘寂寞，忍不住又以文浮生、或若夢等名，寫了許多以抗日救亡為題材的「竹枝詞」給各報投稿，這些民歌體小詩真實反映了當時群眾的抗日情緒，如：

  甲午奇恥總未雪，神聖國土豈容裂。

  倭寇侵凌北大營，遼東半島皆染血。

  水陸洲頭鼓角聞，隔江民氣壯三軍。

  天心閣上旌旗舞，怒指倭奴必自焚。

  沒想到這些詩稿竟一投即中，得到發表。從此文強一發而不可收，又撰寫新聞、評論投稿。

  很快，他便以文會友，在長沙結識了不少新聞界同行，並且在新聞界嶄露頭角，先是《南嶽日報》聘他為特約編輯和記者，隨後，又有一民辦小報《湖南建設日報》聘他作副主筆，另一位朋友又請他主持《湖南少年通訊社》。

  不久，文強又通過堂叔文任武的關係，與湖南《大公報》《全民日報》等大報建立起友好聯繫，他們團結了10多家小報、40多家小通訊社，這些「文人乞丐」們互通聲氣，同官辦的大陸、博聞、正誼、亞東等所謂「七通」（七家大通訊社）展開鬥爭，擴大了影響，於1934年夏建立起了湖南全省新聞事業協進會。文強被推選為執行委員、常務理事長。

  

  在與官辦的記者公會較量中，他們占了上風，竟使得市政籌備處接受了他們送去的公函，限令記者公會停止活動，撤銷註冊，向新聞事業協進會登記……

  周敦琬得知文強在長沙打開了新局面的消息，也從北平回到長沙，以周堅如之名擔任了少年通訊社的內勤記者，不久又在新聞事業協進會中擔任了秘書長，同文強一起投身於新的事業。

  不了解當時情況的人，很難想像當時辦報的艱難。

  著名報人徐鑄成在《報海舊聞》一書中寫到他在1934年到長沙時所了解到的湖南《大公報》情況：

  這張報紙經費極困難，全靠張平子艱苦支撐了多年，全編輯部只有他一人唱獨角戲，此外，只有一個信差到各機關取稿兼收發並料理伙食。四版稿子，全由張平子一個人編輯，儘管主要靠剪子、漿糊，也要費些功夫。校對也由他一人包辦。每天從早到晚，要工作十幾個小時。

  湖南《大公報》這樣的大報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文強供職的小報《湖南建設日報》會是何種景況。

  當年在長沙大西門與小西門之間，有一個叫藩城堤的地方，那裡有一片占地約40餘畝，一字排開的兩進、二層、包括大小房間約30間的舊式建築，它是文強的祖父在清光緒二十五年前後聯合13縣文姓頭面人物集資建立起來的文氏世館。建館的目的是既便於13縣文姓頭面人物來省城聚會，又便於文氏子孫到省城入學寄宿。

  文強這時租用了文氏世館東邊一間較大的房間居住，相鄰的一間花廳，除個別時候舉行例行族眾會議外，平時也由他支配，用作了全省新聞事業協進會和少年通訊社的辦公處。

  事業發展了，但文強仍時時想到自己的處境。他不得不提防著有朝一日被國民黨當局「緝拿歸案」。

  為了找到靠山，他想到了父親文振之早年在同盟會時的好友程潛和李烈鈞。

  經多方打聽，得到李烈鈞和程潛的通訊地址，他分別寫了信去向他們問安。

  程潛的回信十分熱情，並說到希望文強能有一天到他的身邊幫助工作。程潛與文強的父親曾於辛亥革命前一起留學日本，一起在日本參加了同盟會，結成密友。1928年程潛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期間，因與桂系軍閥爭奪兩湖地盤，被時任國民黨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的桂系頭領李宗仁以「跋扈不法」等罪名扣留，後被停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職權，軟禁於武漢三年，九一八事變後才得以恢復自由，重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

  文強在長沙期間，程潛曾回湖南一次，在長沙與他見過面。談話中，程潛先建議文強到陸軍大學去學習一個時期，他好將其挑選到身邊工作。隨後他又說，先作另外的工作過渡一下也好，等他有了實權再到他身邊不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