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變在盲動中失敗

  文強沿長江邊經忠縣、豐都、涪陵等縣，按照李鳴珂的囑咐，順道代表中共四川省軍委考察了解當地中共基層組織工作。

  在忠縣，他應邀給當地中共基層幹部講解了國際國內形勢，傳授了兵運等方面的工作經驗，還介紹了南昌起義的情況。這對於那些土生土長的基層幹部來說，真是上了難得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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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涪陵，他會到了在當地駐軍中從事兵運工作，擔任駐軍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地下軍支書記的老友胡陳杰。

  胡陳杰與他在黃埔軍校是同期同學，也是在校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北伐前夕他們又一起被選送到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在廣東大學開辦的政工幹部特別訓練班，受訓後又一起參加了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大隊。以後又一起被選派隨朱德入川到楊森部工作。

  到萬縣楊森部後不久，因胡陳杰與駐涪陵的軍閥郭汝棟有四川銅梁的同鄉關係，被朱德派到了郭汝棟部去開展工作，文強與他才分開了。

  胡陳杰在他們那批黃埔同學中年齡稍長，為人又較老成持重，因此大家起初都叫他胡老大。後來有人提出，「胡老大」會被誤認為是糊裡糊塗的老大之意，便又改稱他為「陳老大」。

  這時，這位老大哥熱心地替文強籌措到30塊銀元作路費，並悄悄告訴他，目前風聲很緊，他已遭到上司懷疑，此地不可久留。

  文強和胡陳杰都沒有想到，此一別，竟成了他倆的永訣。

  他們更不可能想到，致胡陳杰於死地的，並不是國民黨軍閥部隊的上司，卻是中共組織內的左傾領導人！

  ——幾個月後，郭汝棟部被調到湖北，已有「共黨嫌疑」的胡陳杰被郭汝棟贈送旅費「禮送」離開部隊。隨後，胡陳杰由中共中央派至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他化名胡慎己，先後擔任了紅軍大學校長、紅八師參謀長等，不幸於1932年9月在左傾路線的「蘇區大肅反」中，被中央代表、中共湘鄂西中央局書記夏曦以莫須有的「國民黨改組派」罪名殺害。

  文強輾轉回到重慶，李鳴珂一見到這個「死而復生」的人，大喜過望，連忙叫妻子李和鳴買來酒菜接風洗塵。

  李鳴珂告訴他，他們已得知他「投江自殺」的消息，看到了《萬州日報》上的報導和他的「遺書」，李鳴珂斷定這「遺書」被叛徒做了手腳，但並未想到文強已金蟬脫殼。

  李覺鳴還打趣道：

  「大哥正要為你籌備追悼會呢！」

  李鳴珂又告訴他一個令人難過的消息：

  第七混成旅曠繼勛部，在條件極不成熟的情況下，已於6月29日在遂寧、蓬溪兩縣交界處倉促兵變，並在短短三個星期之中全軍覆沒！

  原來，曠部此前已駐紮於四川省遂寧縣射洪嘴、蓬安鎮一帶，以羅世文為書記的旅委多次向省委提出馬上舉行兵變的報告。中共四川省委一直反對曠部倉促兵變，並在得知他們已下令兵變後，省委決定撤銷了旅委，另派鄒進賢（化名周三元）去擔任特委書記，羅世文改任黨代表。

  省委還在給曠部黨組織的指示信中，逐條駁斥了他們提出的「經濟困難」「部隊有被解決的危險」「群眾情緒高漲」等所謂兵變時機成熟的理由，指出他們「準備太不充分」，「非常不合兵變的條件」，甚至嚴厲批評他們是在搞「軍事投機」「玩弄暴動」。

  直到兵變前一天，省委還發出指示，反對魯莽行事，甚至斷言「若果馬上便發動，必歸失敗」……

  但是為時已晚。

  一場兒戲般的軍事冒險，致使辛苦多年積蓄起來的革命力量毀於一旦！

  李鳴珂嘆道：

  「唉，他們不聽省委招呼，硬像是鬼打慌了一樣！本來我們是準備等你從萬縣回來後也去參加前委，發表你為兵變後的紅一師師長……都怪我，不該派你到萬縣。你若在曠部，也許不至於失敗得如此之慘！」

  文強苦笑道：

  「你曉得曠繼勛不會聽我的，又有羅世文支持他，我去了又能有什麼辦法？」

  兩人默然許久。

  隨後，李鳴珂告訴文強，中共四川省委已經在他「萬縣歷險」的那段時間裡，在成都召開了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新的省委領導機構，由劉願庵擔任省委書記，李鳴珂仍作省軍委書記。省委即將搬到重慶來。

  李鳴珂要文強再辛苦一趟，以省委特派員身份，到合川、武勝、岳池等地去走一趟，收容曠部被打散的人員，將其介紹給當地中共地下組織，為武裝鬥爭積蓄力量。

  文強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一身征塵未洗，文強又踏上了崎嶇的山鄉小路。

  曉行夜宿，風雨兼程，奔走了一個來月，但他沒有收容到一個曠部失散人員，只聯繫上了幾個失去了組織關係的中共黨員和同情革命的左派軍人。

  文強回到重慶後不久，8月下旬，重慶最悶熱的日子裡，中共四川省委從成都搬遷回來了。

  那時的中共四川省委，與全國各地的中共組織一樣，是處於秘密狀態的「非法組織」，再加上交通、通訊的極不發達，「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省委與各地基層黨組織的聯繫十分困難。

  為了減少困難，當時的慣例是，省委在成都時，在重慶設立川東特委；省委在重慶時，在成都設立川西特委。

  此時省委又遷到了重慶，原在重慶設立的川東特委便撤銷了。相應一些幹部的工作便需要重新調整。

  文強的工作，省委也在考慮要另行安排。

  在此期間，文強和另外幾個同樣在等待安排工作的同志，常到重慶城南儲奇門街邊一個綦江籍共產黨員開的茶館（也是一個聯絡據點）里喝茶聚談。

  他們這批茶客中，有從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歸來的鄒進賢、王國梁等人。

  鄒進賢在曠部兵變開始前，被省委派去擔任了特委書記。省委原是想讓他去對曠繼勛、羅世文的左傾盲動情緒起一點緩衝、制約作用。但他去時已無法扭轉局面。在兵變失敗後，他曾給省委寫了長長的報告，詳細總結了曠部黨組織在兵變前後的錯誤和教訓。

  他知道文強曾是曠部前任中共旅委書記，便痛心地對他談了不少兵變中的問題，特別是個別領導幹部作風上的問題。

  鄒進賢說得激動時，戴的一副銅邊近視眼鏡總要滑到鼻尖上，他低頭湊近文強耳邊，憤憤不平地說：

  「兵變成立了紅軍，軍官還是官僚化，士兵穿草鞋，長官坐轎子，連黨代表羅世文也背個文書背夾跟在轎子旁邊跑，活像個馬弁……這怎麼得了？像這樣子搞，革命就是成功了又有啥子意義？」

  鄒進賢這年已30歲，比文強要大七八歲。年輕一些的文強，對不符合革命理想的一切，更是嫉惡如仇。兩人談得十分投機。

  鄒進賢后來仍然為曠部兵變失敗承擔了責任，受到了處分。

  這年11月召開的中共四川省委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第七混成旅兵變失敗的決議案》，對第七混成旅黨組織提出了嚴厲批評，指出他們「竟在準備太不充分的時候，在客觀上偏向於有意的脫離省委的指導而發動兵變，充分表現盲動主義傾向之嚴重存在。」

  決議案最後宣布，給予中共第七混成旅領導成員、兵變領導人、兵變後組建的四川工農紅軍第一路總指揮曠繼勛留黨察看處分（因曠已調中央特科工作，察看期由中央定），給予中共第七混成旅特別委員會（特委成員三人：書記鄒進賢，委員兼四川工農紅軍第一路黨代表羅世文、委員兼革命委員會經委主席李伯均）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在那時，中共領導的暴動失敗之後，參與的領導幹部，通常都是死者尊為烈士，生者接受處分。這幾乎成了慣例。

  因此鄒進賢也並無怨言。

  在茶館裡，鄒進賢仍如往常一樣愛講些幽默笑話，當時大家都開玩笑稱他為「東方朔」——西漢時以詼諧滑稽著稱的文學家。

  每當有鄒進賢在茶館，總是會笑聲滿堂。

  他們誰都不可能知道，這位紅色「東方朔」，在幾個月後，就將慘死於軍閥劉湘槍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