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黃埔同學相聚重慶

  重慶是當時四川軍閥中較大的一支——第二十一軍軍部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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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軍軍長劉湘，字甫澄，於前清光緒年間投考成都新軍弁目隊，後轉入四川陸軍速成學堂，21歲時畢業後，在川軍中當見習軍官。因其對時任營長的速成學堂同學楊森「挖牆腳」，收回了抗命不歸的楊森部下三個連，因功而被從上尉差遣提拔為營長，取楊森而代之。後又在鎮壓討袁軍時立功，被提升為團長。

  在民國初年軍閥混戰中，劉湘不斷依據軍事、政治形勢變換立場，今天擁某人，明天又倒某人，今天接受甲的委任，明天又接受乙的推戴，在亂世中靠著軍事力量和政客手段步步上爬，很快便崛起成為四川軍閥中一股舉足輕重的勢力。

  劉願庵在1928年5月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寫給中共中央的關於四川政治經濟形勢和黨務工作的報告中，對劉湘有這樣一個評語：

  劉湘……四川軍閥中最狡猾、最有政治眼光和手腕之一人。最近極力模仿蔣介石……（在軍閥混戰中）他自己絕不顯然先與何方開釁，只是等待別人的衝突，而自己出來藉口制止糾紛，統一川局。他的部隊因為學系的關係，與他人不能結合，又沒有可以公認的新首領，不能不擁戴他，所以內部頗能團結，對外現與蔣介石勾結甚深。

  劉願庵所說的劉湘「最狡猾、最有政治眼光和手腕」之處，不僅因為他在各方面都顯得比其他四川軍閥高出一籌，後來並打敗了四川各路軍閥（包括他的叔父劉文輝在內），成了「四川王」；還因為他在追隨蔣介石反共時，往往能比別的軍閥搶先一步，顯示出一點「首創性」。

  在1927年「清共」中，劉湘一手製造的重慶「三三一慘案」，比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四一二」事變要早將近半個月。

  在建立專職特務機構對付共產黨方面，劉湘又走到了前頭。

  眾所周知，蔣介石依靠的專職特務機關有兩個：中統和軍統。

  中統，即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其前身為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以收集中共情報為主。1930年以後，調查科才轉為以偵查、破壞中共組織和抓捕共產黨人的特務活動為主，建立起了特工總部，在各地發展了特務網。

  軍統，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其前身為1932年建立的復興社特務處，在抗日戰爭時期發展成為最大的特務機關。

  而劉湘，早在1930年3月就公開建立起了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大量收羅共產黨的叛徒充任特務偵緝員，採取「以毒攻毒」的策略對付共產黨，使重慶和四川的共產黨組織遭到極為慘重的損失。

  中共四川省委本來一直設在重慶。

  1928年3月9日，自大革命失敗後剛建立起來的第一屆中共四川省委，在重慶城內興隆巷8號召開巴縣縣委成立會議時，突遇警察上門收取捐稅，警察見是一群青年男子聚在一起，只疑心他們在聚賭，將他們一齊逮捕，而當場搜出的文件卻使他們暴露了身份，中共臨時中央在「八七會議」後派到四川重建組織的省委書記傅烈，和省委組織局主任周貢植等9位共產黨人，被殺害於城東朝天門河邊。

  同年秋，因叛徒出賣，省委再次遭到嚴重破壞，代理省委書記張秀熟等於10月1日夜裡被捕。

  省軍委書記李鳴珂那時才從上海由中共中央派到四川，與張秀熟接上關係不久，住在城東長江邊靠近東水門碼頭的芭蕉院小巷中。

  10月3日，李鳴珂趁搜捕稍停的間隙，與軍委秘書兼地下特務隊長李覺鳴一起，冒險去到張秀熟住地吳師爺巷探察，發現屋門上已被貼了封條，知道情況不妙，連忙轉移到外地避過風頭，並給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老領導周恩來（周恩來11月上旬才從蘇聯莫斯科回到上海）寫去告急信作了匯報。

  待到風聲不那麼緊了，李鳴珂才又回到重慶城裡，與省委委員項鼎、共青團省委負責人方明等一起組建了中共川東特委，李鳴珂兼任川東特委軍委書記，並繼續以省軍委的名義領導著重慶及川東地區的武裝鬥爭。

  文強到重慶後，在城東朝天門碼頭附近一家小客棧住下，然後按劉願庵給他交待的接頭方法，往劉願庵的妻子、省委委員周敦琬的二姐家投了一信。

  第二天，就有一個瘦小個子的青年來到客棧找他接頭。

  來人便是省軍委秘書兼地下特務隊長李覺鳴。

  李覺鳴那年19歲，也是湖南人。在那個交通困難、通信不便的年代，同鄉人在異地相逢，自然是倍感親切的。

  李覺鳴也進過黃埔軍校，是第五期，比文強晚一期。但他還未畢業，就因為有一次反對體罰學生而被關禁閉。他被一個值星同學偷放出來後，逃回了家鄉，後來通過湖南學生運動領袖夏曦介紹，到武漢找到惲代英，被安排進入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政治大隊學習。不久被調入二十四師葉挺部教導團第一大隊，先做學兵，後任班長，大隊長就是李鳴珂。

  參加南昌暴動後南下途中，李鳴珂被任命為革命委員會參謀團手槍隊（即警衛隊）隊長，又調李覺鳴到手槍隊做班長。

  到瑞金後，李覺鳴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幾次被派作周恩來、惲代英等領導人的臨時警衛。從瑞金出發，他負責押運革命委員會的機要文件與行李。

  到了汕頭，他又和另一個警衛班長李文貴一起被抽調作周恩來的隨身警衛組長，一直護送周恩來到了陸豐的金廂、南塘。

  周恩來在南塘已臥病不起，由當地黨組織安排住下養病，周恩來吩咐發了路費和介紹信，叫李覺鳴等人先走，經香港撤到上海。

  以後，李覺鳴又在霍步青和李鳴珂領導下參加中央軍委交通科工作，不久奉中共中央之命，隨李鳴珂一起被派到四川。

  文強與李覺鳴一談起來，竟發現彼此的人生軌跡有不少相交之處。文強談起從潮州撤出後在路上遇見周恩來的情景，這時才知道李覺鳴當時正在周恩來身邊……

  「原來是你啊！」

  兩人都笑了起來。

  李覺鳴帶文強到重慶城東芭蕉院，會見了李鳴珂。

  李鳴珂這年30歲，留著八字短胡，顯得比實際年齡老相。他是四川南部縣人，與文強同是黃埔軍校第四期同學，不過他是同廖宗澤一樣讀的步兵科。因為都是共產黨人，兩人在黃埔軍校時便已熟識。

  南昌暴動失敗後，李鳴珂轉移到上海，成為周恩來手下的得力幹部。

  1927年11月14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調整中央組織機構，中央不設部，改為在中央常委下設立組織局領導各科工作，周恩來代理組織局主任，李鳴珂被任命為組織局下設的軍事科科長——總管中央軍事工作。

  由此可見周恩來對李鳴珂之倚重。

  廣州暴動前，李鳴珂奉周恩來之命，帶著助手李覺鳴前往香港，給港九地區地下黨負責人惲代英、聶榮臻送去經費，聽取匯報。

  為直接了解廣州暴動失敗後的情況，李鳴珂曾深入白色恐怖中的廣州，險些落入敵手……

  不久，他又奉派前往湖南，給南昌起義後與中央失去了聯繫的朱德帶去中央的重要指示信（告之毛澤東領導的農軍駐紮地區，指示朱德與之聯絡，共建蘇維埃政權）。信中特別對朱德說：「中央特派李鳴珂同志經江西入湘專與你接頭」，「中央一切重要的決議和關於軍事運動的新政策，以及最近各省工農武裝暴動的情形和統治軍閥崩潰的趨勢，已令鳴珂同志口頭向你們詳細報告」，信中還交待：

  鳴珂同志的任務完成畢，即回來報告，萬一你們需要鳴珂同志在那邊工作，他可參加師委並任軍隊中一部分指揮工作，一切一切都由鳴珂面達……

  可惜因當時正值湘、贛、粵幾省國民黨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湖南遊擊區進行會剿，交通斷絕，封鎖嚴密，李鳴珂與助手李覺鳴未能進入湘南找到朱德率領的部隊，只得返回上海……

  因中共中央派入四川領導武裝暴動的第一任省委書記傅烈於1928年春被捕犧牲，中央才又決定將李鳴珂派回四川加強領導，擔任省軍委書記，領導武裝鬥爭。

  李鳴珂與文強既是黃埔軍校同期同學，又都參加過南昌起義，相見之下，自然有不少的話說。李鳴珂的妻子李和鳴趕緊忙裡忙外，打酒買菜，款待這個小老弟。

  聽了文強匯報曠部的兵變計劃和有關這個問題的爭論，李鳴珂皺起了眉頭。

  雖然他只有30歲，但多年的革命鬥爭磨鍊已使他考慮問題較為冷靜。他當然不同意盲目暴動。但是他又深知曠部的兵變已成「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只是時間早遲而已。

  考慮到文強與曠繼勛的意見衝突已難於調和，不利於今後的工作，正好重慶又急需軍事幹部，李鳴珂便報告在成都的臨時省委，將文強留在重慶，在他手下擔任江巴（重慶地區）兵委書記，具體領導重慶地區的兵運工作。

  臨時省委也同意了這一意見，另派了羅世文去曠部擔任旅委書記。

  文強對這一工作變動自然也十分高興，因為他早已對在曠部旅委中不斷發生的爭吵感到厭煩了。他十分樂於在李鳴珂手下工作。

  文強通過地下組織安排，在重慶城中米花街貧民聚居區內，佃了一處簡陋的民房，住了下來。

  隨後，李鳴珂以省軍委名義開辦了好幾期兵運幹部訓練班，請文強給重慶及川東地區的兵運幹部傳授兵運工作經驗、有關暴動的理論知識和實際經驗等等。

  這可不同於如今的訓練班。這是在白色恐怖下從事的反政府（按國民黨當局的說法則是「反革命」）活動。

  他們有時在鬧哄哄的茶館裡，有時在長江南岸幽靜的山林中，或三五人，或八九人，或裝作談生意，或扮作遊山玩水，談的卻是運動部隊、掌握武裝、兵變暴動的刀光劍影之事。

  有時，發現旁邊「有異狀」，他們就得立即疏散，分頭繞道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