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綁票案」震動省城

  由於曠部的特殊情況，一些共產黨人在該旅猶如在「自己的部隊」中活動，忽略了秘密工作的原則。加上曠繼勛本人性格外向，自恃有槍有權，也不大重視政治面目的隱蔽，便使得該旅顯得太「紅」，遭到了軍閥上司的疑忌。

  1928年秋，鄧錫侯部所轄的四川邊防軍總司令李家鈺、第十一師師長羅澤洲、第三師師長陳書農等，聯合第二十軍軍長楊森、第二十二軍軍長賴心輝，組成四川同盟軍，發動了倒劉湘的軍閥混戰「下川東之戰」。

  這時，羅澤洲向鄧錫侯請援，鄧錫侯便命令第七混成旅開赴下川東助戰：一方面可讓慣打硬仗的第七混成旅在這場軍閥混戰中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又可藉機將這支政治上不可靠的部隊從省會成都調走，以防不測。

  正當此時，曠繼勛又因派出軍官參加了一次「綁票」行動，捅出一個漏子。

  據當時的中共川西特委書記劉披雲在半個世紀後回憶，當時因為地下組織經費奇缺，曾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搞過一次「綁票」行動。

  那時，年輕幼稚的地下革命者們還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論依據」，叫做「剝奪剝削者」——被共產黨人們尊為革命導師的列寧，曾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有過「剝奪剝奪者」的提法，原意本是指革命者要奪取政權，把被反動統治階級剝奪去的生產資料剝奪回來。大概這個提法翻譯得有些拗口，中國的一些共產黨人為讓工農群眾好懂，便把它改成了「剝奪剝削者」。

  劉披雲在半個世紀後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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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了很多力量，特別是得到曠繼勛同志的大力支持，搞得快成功了。派曠部新兵大隊黎存中（隊長）和張勳（排長）二同志去取款（白條子），就被捕了。他們雖然遭受了不少嚴刑拷打，但沒有供出一人，最後便被槍殺了。我們做了蠢事，犧牲了兩位好同志。每念及此，深感不安！

  據文強回憶，這次綁票行動所綁架之人，是軍閥劉文輝部的「財神」，一位管理錢財的軍需官。

  在當時中共四川臨時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將這個綁票案稱為「王案」，估計是被綁的軍官姓王。

  這個綁票案的發生，不僅是白白犧牲了兩位忠誠的共產黨人，而且還引出一個意料之外的後果：剛剛建立的中共四川臨時省委差點又遭到破壞。

  原來，1928年10月1日，因叛徒出賣，設在重慶的中共四川省委、共青團四川省委等秘密機關一齊遭到破壞，代理省委書記張秀熟等幹部被捕。當時正在川南巡視的省委委員穆青得知消息後，趕到成都，與川西特委書記劉披雲等重新建立起了新的臨時省委，以領導全川工作。

  穆青曾與周恩來、陳毅、鄧小平、聶榮臻等一起赴法國勤工儉學，研究馬克思主義，是當時旅歐中國共產黨人中的佼佼者。以後他被中共旅歐總支部派赴蘇聯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學習期間擔任了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組織委員。回國後，他先後擔任了中共廣東區委組織部長、廣東省委組織部長、廣州暴動行動委員會委員、湖北省委組織部長等。

  這一次，穆青領導的臨時省委剛剛建立，就遇到了「王案」的發生。

  在省城成都發生如此重大的綁票案，居然綁到軍隊「財神爺」身上來了，這當然驚動了軍閥當局的頭頭腦腦。

  於是，軍、警全部出動，全城戒嚴，大肆搜捕。

  此時，穆青、劉披雲等人剛把臨時省委機關建立起來，住地還沒有來得及布置，沒有必備的生活用品，連四川人家庭常見的泡菜罈子也沒有一個，「家」中既無老人，又無家庭主婦，除了一個工作人員是年輕姑娘，另外幾個都是青年男子。

  這自然引起了前來挨戶搜查的軍警的懷疑，認為他們不像住家戶，正像是臨時佃了房子作了案就要跑的綁匪，便將他們當作嫌疑犯一齊抓走。

  幸好，在穆青等人被押送官府的路上，一個地下黨人看到了，連忙跑去找一個在軍閥部隊任職的親戚幫忙疏通，加上穆青等人在審訊中又把口供編造得十分嚴密，沒有露出一點破綻，這才得以在關押一天後釋放脫險。

  曠繼勛當初自然不可能料到事情會鬧成這樣，這時正好鄧錫侯發了調令，他便借水行舟，逃避對「王案」的追查，把部隊星夜拉出了成都。

  曾在曠部短期擔任過中共軍支書記（後因與曠繼勛意見不合而調離）的中共四川省委委員項鼎，半個世紀後在《自傳》中作了這樣一段回憶：

  ……一個下午，劉披雲同志和李書渠來見我，說二十八軍江防軍（軍長黃隱，號遺民）第七混成旅（旅長劉丹武，江津縣人）已拖出成都，正向簡陽、遂寧方向前進，代旅長是第二團團長曠繼勛（號集成，黨員），給了我一封介紹信，要我立即動身去追趕隊伍，並說組織上指定我任旅特派員。我立即背起包袱就出發。到了晚10時左右，終於在龍泉驛與石橋鎮之間追到了部隊。那是一個大鎮，隊伍在那裡宿營。找到曠繼勛代旅長後，即商以後的行程。當時還怕軍長鄧錫侯派軍追擊，也怕駐簡陽部隊截擊。次日4、5時就出發，以急行軍通過簡陽繞過遂寧直達潼南雙江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