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細如髮領導大營救
2024-10-04 06:52:39
作者： 何蜀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因日軍突然襲擊，進展迅速，在香港的大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驟然被困於敵占區內，處境十分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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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對同志和朋友關懷備至的周恩來，此時更是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因為許多在香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都是在這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為保護他們的安全，抗議國民黨的政治迫害，而親自安排組織轉移去的。
於是，為了這些在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安全，周恩來又一次以「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卓越才幹，成功領導了將他們安全撤回內地的「香港大營救」行動。
這次大營救行動，歷時近二百天。其間，周恩來與在香港和廣東的廖承志、張文彬、劉少文等「前線指揮員」有許多電報往來。這些電報，充分體現出了周恩來對同志和朋友細緻入微的關心。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消息剛剛傳來，周恩來就從重慶給在香港的南方局委員、港澳工委書記廖承志和中共中央派駐香港的情報與統戰工作負責人潘漢年、南方局情報工作負責人劉少文發去急電，電報中指出，因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已成死港，應將在港朋友先接至澳門轉廣州灣，或先赴廣州灣然後集中桂林。
電報還對撤退工作作了十分詳盡、具體的安排：政治活動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的可先到桂林，《新華日報》出去的人可來重慶，戲劇界朋友可由夏衍組織一旅行團，赴西南各地，暫不來重慶。極少數的朋友可去馬來亞，少部分能留港者儘量留，但必須符合秘密條件，寧缺毋留，必須估計到日軍占領香港後能存在。
周恩來還著重指出，孫、廖兩夫人（指宋慶齡、何香凝）及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等，應派人幫助他們離港。
同時，周恩來還指示，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幫助朋友的費用，均由我們分別負責開支。
次日，周恩來又致電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並中央書記處，再次對撤退在港朋友和黨的工作人員作具體布置。同時，還分電南方工作委員會、桂林統戰委員會，指示他們作好接應和轉送工作。以後，周恩來又對撤出人員的去向、工作、家屬的安排、交通生活費用的支付、留港人員的工作等等，作了詳盡指示。
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廖承志、張文彬、劉少文等分別在香港和廣東等地組織地下工作人員和東江游擊隊，歷經千辛萬苦，兵分幾路，分批護送總計近千名著名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及他們的家屬，跳出了日本侵略軍的海陸封鎖線，逃脫了日偽軍的搜捕，還戰勝了沿途的土匪襲擊、頑固派軍警和特務的查緝等困難，平安撤回了大後方。
當第一批脫險的文化人經東江游擊區轉移到惠州後，南委書記方方給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在重慶的周恩來等發去電報，轉告了廖承志從曲江（韶關）來電報告的情況：「小廖、文彬與茅盾、夏衍、鄒韜奮等一百五十多大小文化人，已安全脫險，抵達東江曾、王部，現正準備分途趕送各地中。」「文彬問上海情況如何，大批文化人能否到該處。」「對這批文化人有何指示。」
周恩來得報後，一面致電中共中央：請轉告華東地下黨負責人劉曉，「準備疏散一批文化人經江浙去滬轉蘇北」，務將「此路沿途交通情況速查告」。一面回電方方：「關於招待柳亞子、鄒韜奮等事情，即移交小廖指定專人負責……」
1942年春，大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都已經先後逃離敵占區，進入國民黨統治區。但這時他們仍然面臨被頑固派軍警特務查緝的危險，有的如鄒韜奮、柳亞子等遭到國民黨當局追捕的「要犯」，甚至有生命危險。3月17日，周恩來從重慶給南委正副書記方方、張文彬發去電報，對一些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去向作了具體指示。
他提出，因未得到上海復電，去滬路線及上海情形不明，因此去上海的人數應減少到最低限度，在未得復電前仍暫在游擊區候電，或在梅縣暫住。桂林已派人去接濟，可以找夏衍，如夏衍已離開，可以找廖沫沙（可經田漢找他）幫助。除已送兩萬元至桂林作救濟費外，擬再匯五萬元去，南委亦匯五萬元去。
他還分別具體指示：鄒韜奮夫人及子女可暫住桂林，我們每月送津貼。他本人去蘇北轉華北。張友漁、韓幽桐也望去蘇北。胡繩、吳全衡及於伶夫婦，如果上海站得住，可先去滬轉蘇北。章泯要他去桂，因為有些演員要他領導。延安也望他去。戈寶權要他回新華日報。沈志遠則由桂轉渝，他在文化委員會的職務尚保留。劉清揚最好到韶關或桂林找廖夫人同來渝，不過到華北以走蘇北較多可能入……
香港大營救是一場大戰役。周恩來自始至終對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步驟都作了認真的計劃和詳盡的指示。這幾份電報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內容，但是就從這幾份電報中即可看出，周恩來不僅對全局性的大的行動方案作了部署，而且對一些很瑣細的小事情，如家屬的生活安排、哪條路線好走、何人到何處更好等等都想到了。
如果不是對每一個被營救者有著全面深入的了解，如果不是對他們有著體貼入微的真摯感情，顯然很難會作這樣周密細緻的考慮。
在這些電報的字裡行間，傾注著大營救指揮者周恩來的多少心血！
1942年4月9日，脫險後的夏衍從桂林乘飛機飛抵重慶。當晚，在導演孫師毅的家裡，周恩來趕來同夏衍會見了。
周恩來一見到夏衍，就激動地和他緊緊擁抱，坐下後，周恩來充滿感情地說：
「長沙一別，我兩次到桂林，你到香港籌款去了。一轉眼四年過去了……」
夏衍在桂林時，就已讓先行回重慶的金山給周恩來帶了一封簡要匯報的信，這時，他準備再系統地報告香港淪陷前後的情況。才開了個頭，周恩來就瞭然在胸地說：
「總的情況，我已經知道了。除了金山帶來的信以外，前幾天還收到了張文彬的電報。這次大營救，是一次很大的成功！」
沉吟片刻，周恩來顯出憂慮的神色道：
「我們現在最擔心的是韜奮和柳亞子的安全。韜奮不能回重慶，決定去新四軍，可是這條路要經過上饒、上海，很不保險。而亞子先生是一個目標很大，又是一個性格很倔強的人，怕關係搞不好。」
夏衍見周恩來憂心忡忡的樣子，便寬慰地說：
「我聽第一批經過東江到桂林的人說，曾生、林平下了命令，要不惜一切犧牲保護他們的安全。估計目前已經脫離危險期了。」
夏衍儘可能簡要地匯報了香港撤退前後中共組織的布置。並告訴周恩來，除了蕭紅病逝，南社詩人林庚白在港戰的混亂中中流彈去世外，所有和中共有聯繫的人都已經安全脫險。
周恩來聽罷，這才放心地舒展開眉頭笑了。
在1946年4月，周恩來即將率中共代表團離開重慶移駐南京的時候，在南京出版的《消息半周刊》發表了一篇題為《最近到南京來的周恩來》的文章，其中講到記者在陪都時期的一次見聞：
「記得有一次一個國民黨內的民主派要員正在公共汽車站上候車時，看到晚報上說，周恩來已到渝，拍拍同行的肩說：『春天來到重慶了。』」
這裡所說的「春天」，含義自然是很豐富的。不過，無庸置疑的是，周恩來對同志和朋友的理解、尊重、愛護，和那種充滿人情味的無微不至的關心，正是使人們想到他就會聯想到春天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