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峻關頭的歷史性決策

  1月21日，第十八集團軍貴陽交通站突然被當地警備司令部查封，並捕走交通站工作人員8人，沒收一切資材……

  1月22日，被國民政府軍委會下令撤銷的第十八集團軍桂林辦事處部分工作人員及家屬撤至重慶，準備轉赴延安……

  烏雲翻滾，危機四伏……

  這時，一個有關南方局的去留和中共是否在國民黨統治區繼續堅持公開合法鬥爭的問題，嚴峻地擺到了周恩來面前。

  1月1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兩次電示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指出：皖南事變證明國民黨準備破裂，你們在重慶環境日險，應立即設法藉故離重慶返延安，重慶辦事處幹部也分批回延，僅留幾個人應付局面。應通知同情分子分批向香港及南洋轉移，並資助其旅費。《新華日報》應縮小，日出半張，報館幹部亦需撤退。

  1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並得到通過，決定撤銷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各辦事處。中央書記處電示南方局，指出各辦事處已失去存在的可能與意義，決定恩來、劍英、必武、穎超及辦事處、報館重要幹部於最短時間離開重慶；非黨幹部迅速向南洋國外撤退；一切資財的運輸，以不妨礙幹部的撤退為原則……

  

  1月25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周恩來，指出：我們是只有和蔣介石對立一途，沒有別的路走，你們應迅即回延。

  短短几天之內，中央數次電示：立即設法藉故離重慶返延安；於最短時間離開重慶；迅即回延……口氣越來越急迫。

  ——更何況，前面已經有了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項英不聽從中央的再三電示，遲遲不下決心讓新四軍北移，以致招致慘禍的前車之鑑！

  周恩來是一向以遵守組織紀律、服從上級決定著稱的。

  然而，在這嚴峻的時刻，甚至是有關他個人生死安危的關頭，他卻沒有簡單地表示服從中央決定，離開這個危險之地。

  他在他的房間裡召開了幾個主要領導幹部的緊急會議，商討去留問題。經過仔細分析，大家認為時局的發展仍然存在兩種可能：一是國共關係完全破裂，全面內戰爆發；二是國民黨尚有顧慮，還不敢貿然全面反共，國共仍維持抗日合作關係。從周恩來等人在數日奔走中所掌握的情況看，出現第二種局面還是有可能的。

  最後大家一致認為，此時難以離開。周恩來斷然說：

  「我要堅持到最後！」

  要堅持到最後，就意味著要準備犧牲。

  當年有一個在周恩來單線領導下從事上層統戰工作的共產黨員陳乃昌，十分擔憂中共領導人，特別是周恩來在重慶的處境，一次，他向周恩來匯報工作時，周恩來提到在1933年就被德國法西斯當局逮捕了的德國共產黨領袖台爾曼，說台爾曼隨時有可能被殺害。陳乃昌就匯報了他從國民黨上層人士口中獲知的一些威脅周恩來安全的傳言，十分憂慮地說：

  「台爾曼的遭遇應引為我們黨萬分的警惕。」

  周恩來聽了，緩緩說道：

  「我們更需要的是許許多多台爾曼式人物的繼起呀！」

  周恩來已經把個人生死完全置之度外。

  為了留在重慶堅持戰鬥，周恩來向中央進行了反覆陳說。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中說：毛澤東「在皖南事變發生後，出於對蔣介石血腥屠殺新四軍的無比憤慨，一度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又只強調了壞轉的一面，認為國共的全面破裂已經開始，中共與蔣之合作已經完結……」幾天後才「放棄了一度產生的偏激認識」。

  但是，胡喬木只提到劉少奇的建議使毛澤東改變了想法。實際上，周恩來的反覆陳說，據理力爭，顯然應該是促使毛澤東改變想法的一個重要原因。

  1月27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同意他的「逐步撤退」的辦法。

  1月29日，毛澤東、朱德致電重慶辦事處全體工作人員，希望他們努力奮鬥。並鼓勵他們說：光明就在前面，黑暗總會過去，全國全世界人民都是援助我們的。

  歷史證明，周恩來堅持不撤離重慶的決策是十分正確的。

  在當時，要作出這樣的決定，不僅需要有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的大無畏氣概，而且需要有為整個抗日大局著想的胸襟和對複雜局勢的審視和駕馭的能力。

  周恩來堅持留在重慶，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這一決策保存了中共在國統區的指揮中心，保存了國共聯繫的主渠道，也保住了團結抗戰的局面和中共在國統區的合法戰鬥陣地，對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