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講經與囚徒「思凡」

  第一次取得勝利的獄中鬥爭，是為改善伙食而進行的絕食鬥爭。

  反省院起初也同巴縣大監一樣，每天只給犯人吃一頓飯，每人只有一小團，而且米質低劣，加上一點干茶葉狀、嚼不爛的干鹽菜渣渣，既難以下咽，又不能吃飽。在賀競華、吳宜之等人領導下，難友們團結一致「鬧伙食」，紛紛宣布絕食。吳宜之還暗中告訴難友們：要外冷內熱，切忌表現突出，如果當局要喊站出來講話，都不要開腔，讓叛徒出面作代表（因叛徒也想改善伙食）。

  反省院管理主任蔣宇周被這突如其來的絕食搞得手足無措，他這才見識到了共產黨人的厲害。他當然不願讓事情鬧大，因為這會影響他的名聲，被上司認為「治理無方」，有礙他的升遷。他決定向犯人們妥協。

  於是，從此以後，反省院伙食有了改善，飯任由犯人們吃飽，每餐加兩樣新鮮蔬菜，每過十天半月「打牙祭」一次，每次每人半斤鮮肉，還要讓犯人自己過秤，有的犯人在過秤時還要先剔去骨頭，只秤淨肉，若分量不夠，便要求添加。後來還在走廊上讓犯人搭了十幾個小柴灶，允許犯人用親友接濟的錢交由公差兵幫忙買菜，自己做菜「改善生活」。吳宜之利用關係在外邊找到一個為某學校改國文卷子的差事，每星期可得兩三塊錢報酬，他常用這些錢買回菜來，燒成紅燒豆腐請難友們吃——後來就為這紅燒豆腐，他被當局轉押巴縣大監，折磨而死，此乃後話。

  反省院的宗旨據稱是要以「三民主義」來感化犯人。然而這不過是欺人之談，上至軍閥劉湘，下至訓育主任賀守朴，有誰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誰又真正懂得三民主義？

  剛好那時重慶來了一個聲名赫赫的高僧太虛法師。太虛本是到重慶宣講佛學，聽說劉湘正通知各縣派僧人入藏學習藏文和藏傳佛教（實為其鞏固邊防和擴大勢力範圍作先導），便建議劉湘就地開辦漢藏教理學院，劉湘欣然採納，並聘太虛為院長，於1932年8月在重慶北碚縉雲寺創辦了中國第一所高等佛教院校——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

  劉湘在與太虛的一次接談中，忽發奇想，決定請太虛法師到反省院講經說法——既然佛法能普度眾生，豈有不能感化這些囚犯之理？

  太虛法師何許人也？他是中國現代著名「政治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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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提出教理革命、教產革命、教製革命三大口號，鼓吹佛教復興運動。他創辦了佛學雜誌《海潮音》月刊，在武昌創辦了佛學院，在南京創辦了中國佛學會，並曾赴英、法、德、荷、比、美等國宣講佛學，在巴黎籌組世界佛學苑，為中國僧人去歐美傳播佛教之始……因他與國民黨上層人士關係十分密切，曾多次為蔣介石講經，深得蔣介石賞識，並受到國民黨要員們的鼓吹，因而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向他尖銳地提問：

  「現在有人稱你為政治和尚，不知你有什麼看法？」

  太虛神態從容地反問記者：

  「什麼叫政治，你知道嗎？」

  「孫中山先生說過，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就叫政治。」記者不假思索地回答。

  太虛莞爾一笑道：

  「佛家為了普度眾生，就是要管眾人的事嘛。有人說我是政治和尚，從這個意義來說，這種稱呼並沒有什麼不對。」

  這樣的大法師到小小反省院來講經，實在是有些「大材小用」了。

  然而，劉湘卻根本想不到，儘管太虛大師周遊列國，備受尊敬，中國政界的頭面人物，從蔣介石到閻錫山、馮玉祥、白崇禧等，對太虛無不待若上賓，而重慶反省院中這些桀驁不馴的共產黨囚徒們，卻居然不把這位大師看在眼裡。

  這天，太虛法師在反省院管理主任蔣宇周帶領下，來到三樓那間大屋子裡宣講佛學，犯人們都早已聚集在那裡。人們並非是來聽他講什麼「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的，而是來看熱鬧的——在與世隔絕的反省院裡，忽然來了這麼一個世界級的著名人物，誰不想看看稀奇，聽聽新鮮？

  在四十出頭的太虛眼裡，這些犯人都是些不懂事的年輕娃娃。他懷著悲天憫人的心情，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從佛教的起源開始講了起來。犯人們雖然一個個都像戴上了緊箍咒的孫猴兒似的，規規矩矩坐著，但是時間一長，新奇勁頭一過，就有不少人開始坐立不安，交頭接耳了。要不是有訓育主任賀守朴陰沉著臉守在一旁，恐怕講堂里早已「大鬧天宮」了……

  太虛終於結束了冗長的講學，臨走前，他給犯人們散發了一篇他以佛教教義批駁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文章，要他們下去後細細研讀。

  這時，有幾個假裝虔誠的囚徒走上前去，向太虛提出願意受戒信佛，作他的弟子——其實他們只是為了裝出表現良好的樣子來騙取反省院當局好感，以便早日出獄。太虛見多識廣，當然心中明白，但他仍然高興——因為這至少在表面上是他到反省院第一次講學取得的成果，雖然人數不多……他馬上給這幾個新弟子分別取了法名，有的叫普善，有的叫普寶，還有普明、普淨等等。

  當一個「弟子」下來向難友們嘻嘻笑著像講笑話般報告太虛給他取名「普真」時，曾做過紅軍團長的易文斐故作驚訝地戲謔道：

  「糟了，他給你取了個妹兒名字——普珍兒！」

  周圍的犯人們全都笑起來。

  這時吳宜之從後邊站起來一本正經道：

  「我也給法師回敬一個法名……」

  「叫個啥子？」有人急著問。

  「普騙！」

  「普遍？啊，普騙，騙人的騙！」人們明白了，哈哈大笑起來。

  太虛也許沒有聽見，也許聽見了而佯作不知。他眼帘低垂，雙手合十，默默離開了講堂。

  太虛離去後，犯人們議論紛紛，大多數隻把那些「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訓誡當成笑談，相互取笑為樂。傍晚開過飯後，不知由誰起頭，從三樓上忽然響起了一陣歌唱聲，唱的是川劇《尼姑思凡》：

  奴把這袈裟扯破，

  埋了藏經，棄了木魚，丟了鐃鈸，

  ……

  從今後把鐘鼓佛殿遠離卻，

  下山去尋得一個年少哥哥，

  憑他打我、罵我、說我、笑我，

  一心不願成佛，不念彌陀般若波羅！

  下得山來真快活，

  但願尋著情哥哥……

  唱的人越來越多，被捕前是江巴縣委兵運幹部的張培堪，甚至把紅色被面裹在身上手舞足蹈起來……

  繼太虛之後，反省院又請了大用、能海等大法師來輪流為犯人講學，可惜這些犯人們沒有幾個願意成佛，聽講的人越來越少，最後不得不每次由賀守朴一間間囚室去喊人，像趕鴨子一樣把犯人們往講堂里趕。

  反省院當局還給犯人們發放了佛教團體捐贈的灰色三峽布僧袍。對於發下來的僧袍要不要穿，年輕的共產黨人中曾發生過有趣的爭論。梁佐華回憶了兩位忠誠於革命事業的難友對待僧袍的不同態度：

  萬敬修堅決不讀菩薩書和上帝書，也不穿和尚服（棉衣）。他一年四季，基本上都只穿他自己那件陳舊的深色長衫。他說，穿上和尚服，再給你照個相，就上了敵人的當，表示接受了敵人的感化，我們就佛化了，軟化了。因此，萬敬修硬是不穿和尚服。寒冬臘月，把他所有的單衣袷衣，一齊穿在身上（他自己沒有棉衣），仍不能禦寒，冷得打抖，他就躺在床上，蓋上薄薄的灰棉被（也是反動當局發的），下半夜很冷，他也把和尚棉衣搭在上面。別人問他，他說，晚上太冷，搭在身上，敵人看不見，也不會來照相，不會給敵人利用。……穿不穿和尚服問題，引起不同意見。很多政治犯，因地下工作，斷了家庭關係，沒有外來接濟，自己沒有棉衣，冬天不能過。若完全不穿反動當局發的衣服，牢中多年，就沒有衣服穿。而且革命與反革命也不以穿什麼衣服來判定。有人問他，地下同志為了掩護，有人穿洋服（西裝），難道就是洋人嗎？他笑而不語，但講一句，你們穿，我不反對就是了。……事實上，重慶反省院百餘政治犯，絕大多數人都穿和尚服，只有極少數人，經濟狀況較好，家裡送棉衣來。有些人不但穿和尚衣，而且手裡還拿一串佛珠，口裡念念有詞：「阿彌陀佛」，而心裡卻在想留得青山在，出獄後找黨，再為黨工作。任廉儒手裡也拿佛珠，但出獄後，他就到了延安。萬敬修和任廉儒有時「抬扛子」，也講講笑話，任廉儒說，我們穿和尚衣，手拿佛珠，麻痹敵人，以後出去，與你不穿和尚服的人同樣為黨工作，我們是共產黨人，都不要菩薩、上帝保佑。

  當然，也有幾個叛徒，為表明自己誠心反省，以期早日出獄，裝模作樣地成天打坐念佛，他們則被難友們譏諷為「六根未淨的花和尚」。反省院當局便抓住這幾個「典型」大做文章，在工作總結報告書中吹噓：

  各反省人於無形中，大生覺悟，紛紛報請受戒，計先後皈依大用法師者肆拾餘人，皈依倫海法師者廿餘人……

  報告中所謂皈依法師的人數，不過是連反省院當局自己也不會相信的神仙數字而已。在《新蜀報》1931年10月13日的一則報導中，這個數字更得到誇大，該報導稱：「反省院共犯百餘人大半皈依佛法」。實際上，就連反省院工作報告中提到的姓名的幾個典型人物，也並未真正信佛。他們出獄後非但沒有「跳出三界外」，反而跑到二十一軍特委會去當了特務偵緝員或編輯員，干起了抓捕共產黨人、詆毀革命運動的罪惡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