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驚《大義覺迷錄》

  雍正對曾、呂之案的「出奇料理」。的確顯出了他的過人的識見和魄力，但雍正對付讀書人的手段，從呂留良到曾靜，不只是殘酷，同時還是殘忍。他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終於轉移了一代士風，大大加強了奴性。

  雍正以奇思處理完曾靜、呂留良案後，並沒有就此罷手。這位勇於革新的皇帝，做出了又一驚人之舉，諭旨刊行自己與曾、呂公開辯論的書籍《大義覺迷錄》。雍正此舉的目的有兩個，一是清除反清思想，為清朝統治的合法性辯護，二是洗刷自己身上的髒水，還自己清白之名。

  

  清朝初年，呂留良借「夷夏之防」闡發民族大義，自然具有反抗清朝民族壓迫的一面。在評選時文時，呂留良主張首先要分清是「華」是「夷」，然後才能講君臣之間的倫理關係。用他的話講，就是「華夷之分，大過於君臣之倫。」這話比較隱晦，但細加品味卻大有文章。照呂留良的邏輯，皇帝如是漢族人，才能講臣民對君主的忠順；言外之意，現在的皇帝是「滿洲」，「滿洲」是「夷狄」，「夷狄」近禽獸，你看該怎麼辦？曾靜讀了呂留良的評選的時文，由「夷夏之防」推出了清朝入主中原是「夷狄盜竊天位」，並導致了反清的實際行動，責任應當曾靜自負；但追本溯源，雍正也很合乎邏輯地得出了「曾靜之反清，惟呂留良是問」這樣的結論。雍正再往深處想去，呂留良的思想既深且廣，他批過的時文，凡參加科考的士人難免要拜讀，今天有一個曾靜被蠱惑作亂，今後就可能有十個，百個曾靜。這樣想來，曾、呂案就不單是一個湖南人受呂氏思想的影響而去策動別人造反的偶然事件了，它關係到以「夷狄」為皇帝的清朝對中國的統治是否有理論根據這樣一個帶根本性的大問題。

  對雍正本人來說更為嚴重的是，關於他用鬼蜮伎倆篡奪皇位，以及「謀父」、「逼母」、「弒兄」、「屠弟」之類的流言也傳到了像曾靜這樣具有反清思想的漢人耳朵里，益發印證了「夷狄」確實是「禽獸」這樣的傳統觀點。這又是對雍正是否有資格為人君的尖銳挑戰。

  無論出於為清朝統治者合法性進行辯護的「公憤」，還是為洗刷旁人潑在自己身上的髒水，維護個人私德的清白，雍正都覺得忍無可忍，退無可退，決意迎接挑戰，正面還擊了。他將曾靜投書中所列的關於清廷統治「不合理」，以及雍正為人君「不合法」的論點逐條摘出來，加以的駁斥，並要曾靜重新認識，自我批判，肅清「流毒」。當然，雍正也深知頭腦簡單，反覆無常的曾靜遠不足以為交鋒對手，他只不過借曾靜為靶子而實則對陰魂不散的呂留良其人其文大加口誅筆伐。這就是千古奇書《大義覺迷錄》的出台。

  《大義覺迷錄》全書四卷，內收雍正「上諭」十道，曾靜口供四十七篇，張熙等中供二篇，後附曾靜《歸仁說》一篇。曾靜的供詞以雍正問，曾靜答的形式記錄。曾靜的口供雖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內容千篇一律，意思不大，都是按照雍正的口徑進行的自我批判，口口聲聲「罪該萬死」，值得注意的是，雍正批判呂留良其人的幾道「上諭」，頗有令人尋味之處。

  雍正的手法絕妙之處，在於首先打掉呂留良的明朝遺民頭銜。雍正利用呂留良曾考中過清朝的秀才這一事實，認為呂留良和清王朝君臣之份早就定了，再行反覆將不齒於士類。雍正說，呂留良「於順治年間應試，得為諸生，……是呂留良於明，毫無痛癢之關，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節也。乃於康熙六年，因考校失利，妄為大言，棄去青衿，忽追明代，深怨本朝。後以博學鴻詞薦，則詭雲必死；以山林隱逸薦，則剃髮為僧。按其歲月，呂留良身為本朝諸生十餘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為明之遺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之怪誕無恥，可嗤可鄙者乎！」

  在打掉呂留良是具有民族氣節的明朝遺民的頭銜，強加其「千古悖逆反覆之人」的稱號之後，雍正就集中筆墨來對「夷夏之防」這一反清思想的核心內容，進行「針鋒相對」的批駁。雍正說：「在逆賊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盛德乎？」可見，雍正對「華夷之辨」是有其獨到之見解的。他認為所謂華夷，有不同時間和地域的概念。遠古時代，虞舜是東夷人，文王是西夷人，指的是其出生地而言，猶今人之籍貫。「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有苗、荊楚、（+嚴）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等到清朝入主中土，蒙古極邊諸部落都歸入版圖，幅員遼闊廣遠，「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況且，舜與文王，並不因他們是東、西夷人，就不能做古代的賢君，聖經賢傳，「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有德者才有資格做皇帝，民族、地域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逆賊呂留良等以夷狄比於禽獸，未知上天厭棄內地無有德者，方眷我外夷為內地主。若據逆賊待論，是中國之人皆禽獸之不若矣，又何暇內中國而外夷狄也？自罵乎，罵人乎？」雍正的駁辨顯得頗為理直氣壯。

  雍正從維護自身統治出發，用地域觀念偷換民族觀念，掩蓋清朝滿洲貴族對漢族和其他民族實行的壓迫政策，藉以消弭漢族反對異族統治的鬥爭。把一個死了幾十年的讀書人拉出來聲討，為大一統清朝統治包括他本人嗣位的合理性服務，強詞奪理，成一代奇書《大義覺迷錄》，亦可謂「千古絕唱。」別的皇帝是絕無如此「膽識」敢為和能為的。

  雍正的《大義覺迷錄》編成之後，下令頒行天下，經使「各府州縣，遠鄉僻壤的讀書士子並鄉曲小民共知之」，並命各地學校均須貯放一冊，以便「人人觀覽知悉」，若各種讀書人有一人未見此書，經雍正查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又特赦曾靜、張熙不予追究。命刑部侍郎杭奕祿帶曾靜至江寧、杭州、蘇州宣講自己的罪過及悔悟之情，講畢之後選至湖南巡撫衙門，將曾、張當堂釋放。雍正在七年十月七日的上諭說：「前拘曾靜到案，逐事開導，伊始豁然醒悟……而深悔從前之誤聽，尚有可原之道。……朕赦曾靜，正欲使天下之人，知朕於改過之不罪，相率而趨於自新之一途。」與此同時，呂留良的詩文作品雍正特別交待不加毀，其它一些諷刺時政的書籍也聽之任之。禮部侍郎錢以塏拍馬屁，建議雍正把所有私著家刻的書籍版片統統劈毀燒掉，敢藏匿，從重處治，卻遭到雍正的痛斥：「此奏識見卑鄙，似此弭謗之舉，朕不為也。」雍正說，國家如有可謗之處，禁書焚書「能消滅天下後世之議論」嗎，如果沒有可謗之處，呂留良之輩捏造妖妄、肆意攻擊又有什麼用？雍正的「自信」真令人嘆服！他在錢以塏的奏摺上作了百餘字的硃批，表示堅信清朝取天下之正，堅信自己治下「海宇承平，萬民樂業」，堅信可以從理論上，事實上徹底擊敗漢族源遠流長的「華夷之別」的觀念。不能否認，雍正對曾、呂之案的「出奇料理」。的確顯出了他的過人的識見和魄力，但雍正對付讀書人的手段，從呂留良到曾靜，不只是殘酷，同時還是殘忍。在諸多文字獄中，雍正「貢獻」了許多別具一格的「經驗」如組織大批判、大辯論，如利用「反面教員」、「自我認識」、「現身說法」，如對有「反骨」的讀書人「辱而不殺」，如在士人中搞「立場表態」、「人人過關」等等。他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終於轉移了一代士風，大大加強了奴性。為清朝的統治掃清了思想上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