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英國大學校友在場面之外的真性情嗎？ 英國校外租房實錄

  上班都7年了，我一直住在父母那裡，是另一種類型的「老賴」，又加上當時沒結婚，一直沒為房子的事操心。現在不一樣了，我重新做人的時候到了。留學對我而言，是真正自立的開始。

  在蘇格蘭的第一個「家」是在格拉斯哥大學Cairncross House學生宿舍區，房間很小，六七個平米，一張貼近牆壁的長桌，一張椅子，一個衣櫥，一個洗手池，還有一張床，洗手間和淋浴房在過道，需要共用。陳設簡單，但至少是一個人住，想到當年國內上大學時擁擠的、帶上下鋪的、瀰漫著臭襪子味的宿舍，我還是知足的。過集體生活慣了——連後來國企出差、出國都是與同事合住飯店房間，現在可以「享受孤獨」了。不過，一年期租用的宿舍已經訂完了，我只能住兩個星期，還得找房子。

  上班都7年了，我一直住在父母那裡，是另一種類型的「老賴」，又加上當時沒結婚，一直沒為房子的事操心。現在不一樣了，我重新做人的時候到了。留學對我而言，是真正自立的開始。

  我找到學校的住宿辦公室（Accommodation Office），在住宿的後補表格中填寫了個人信息，又詢問了附近的房源，得到了一張周邊房屋指示圖，粉色的。我準備挨家挨戶地「搜」，敲了大約七八家的門，得到的幾乎都是相同的回應——已經有人約好來看房了，請一周後打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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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準備去下一家，忽然見到對面兩個學生模樣的人正在聊著什麼，手裡也拿著那張粉色的紙。三個人像對暗號一樣，彼此看了看。其中那個高個子先向我打招呼，我湊過去搭話，才知道找到了「組織」——高個子叫Markus，德國人，在格大學數學，本科；另一個背吉他的是Berry，英格蘭人，貝克漢姆的老鄉，還是個高中生。Markus已經找到了住處，但希望拉兩個室友同租，一起與房東砍價，Berry剛加入，還缺一個。我不假思索地答應了。自立並不意味著單打獨鬥，能加入團隊是有益的。

  到了蘇格蘭才知道，住宿的邏輯與國內正好相反。在國內，學校宿舍肯定是最便宜的，讀大學時也有幾個「大款」同學在周邊租房子住，租金是學校的好幾倍。而在蘇格蘭，學校的住宿雖然包bill（電費、煤氣費包含在房價里，不用單付，蘇格蘭的水是免費的），但價格較高，不能砍價。而周邊居民區的住宅就不一樣了，完全市場化，供需關係決定房租走勢。同時，談判手段很重要，單個人租一個公寓中的單個房間肯定是不合算的，因此有Markus和Berry加盟，勝利的天平一定會向房客這邊傾斜。

  Kersland Street離學校主樓步行也不過6、7分鐘，從距離上說，比Cairncross House宿舍區還要便利，不過路面起伏很大，從學校走過來是下坡，返回去可要爬坡了。

  說是街道，不過是一條小巷子，走到頭，臨近The Great Western Road，有一個9號樓，我們敲開了二層的房門，一位白鬍子老頭緩緩地向我們打招呼，他頭戴前後雙沿兒格子帽，一身格子西服，紅色領結，尖頭皮鞋，如果再配上一個菸斗，一定是老年版的福爾摩斯。Markus解釋了來意，老頭高興得眯起了眼睛，與我們一一握手。他的手冰涼，而我可能是因為常年上火，手心總是熱烘烘的，感覺與老頭握手時，他握住停留的時間很長。

  他把耳朵湊近我們，讓我們重複了各自的名字，然後介紹他自己叫John，今年88歲了，他的老伴兒Mary已經91歲了，但他仍可以開車，還指了指樓下那輛樣式古老、方頭方腦的歐寶車。John說要帶我們看看房子，於是緩緩地挪動著走下台階，繞過一個柵欄門，又往下走了幾級台階，我才注意到這個半地下的建築——好像9號樓的地下室，不過又不像，原來是一層，因為起伏的地勢，看起來低於門前的街道。John顫巍巍地用鑰匙打開了房門，沒有防盜門，窗戶上也沒有防護欄，門鎖竟然是老式的撞鎖，在國內都不一定能找到了。

  室內光線有些暗，打開燈，一個典型的三室一廳呈現在眼前。廳里舖著地板革，臥室的地面鋪著厚厚的地毯，稍稍有些味兒。John眉飛色舞地說道，房間兩年前剛重新裝修過，還拉攏Markus，說Markus一眼就看中了。銷售的「貫口活兒」告一段落，John顯然有些累了，鼻息很重，他和善的目光掃過我們三個的臉。然後我們三個輪番進攻，不過談判期間，John幾次打岔，一會兒帶我們看衛生間，一會兒介紹廚房的注意事項，他還乘Markus和Berry聊天的空當兒，拉著我說起自己佩服毛澤東、鄧小平，不喜歡鴉片戰爭，然後不失時機地對我竊竊私語，說可以單獨給我優惠。我驚異於John的營銷策略，他是我見過的最年長、最有活力的談判者。

  終於，我們把整個房子的租金穩定在每月600英鎊，不包bill，然後再根據房間的大小做了分配，我要大間，每月220鎊；Berry要小間，每月180鎊；Markus選中剩下的一間，每月200鎊。這已經比學校的租金至少便宜了100英鎊。我們高興，John也很高興，他還特意沖我擠了擠眼睛，又一次長時間地與我握手，可能是想順便暖暖手。我還是有些不放心地問了問門鎖的事，John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不緊不慢地說：

  No worries. We are in West End. You can’t have a safer place.

  （放心，這裡是格拉斯哥西區，沒有比這兒更安全的地方了）

  後來我才發現，附近的樓群都是用的這種鎖。在蘇格蘭，乃至整個英國，城市的西區一般都是富人區，非常安全，在這裡，防盜門窗、安全鎖像空調一樣多餘（這裡夏季涼爽，不需要空調）。

  兩周後正式入住9A Kersland Street，這就是我在蘇格蘭的家，住了整整一年。有國際室友陪伴，切身感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風範。

  Berry一般喜歡晚上聚會，回來得很晚，白天又起得晚，很少能見到他，只能看見他的「遺物」——丟在廚房水池中的盤子、碗、刀叉和殘羹冷炙。我生氣地直接離開Berry的「犯罪現場」，期望他能收拾殘局。迎面碰到Markus，我指了指廚房：

  It is Berry. （是Berry乾的！）

  我趕緊把自己摘乾淨。

  Markus皺了皺眉頭，撇了撇嘴，搖了搖頭，然後默不作聲地開始洗盤子。

  我完全沒想到德國人會挺身而出，自己有些不好意思，也跟著掃了掃地。Markus收拾完便開始做飯，義大利面什麼的。吃過飯，他迅速地又收拾了一遍廚房，還順手把剩菜和廚餘垃圾倒入垃圾袋，系好，然後把空的酒瓶子放入另一個袋子，系好，又把角落裡堆的《蘇格蘭先驅報》卷好，放入第三個袋子。他打開廚房通向外面的門，拎著三個袋子走到垃圾桶前，猶豫了半天，好像在找什麼，然後才把三個袋子扔了進去。回到廚房，他向我抱怨蘇格蘭的垃圾桶分類太粗，在德國，每個單元樓門口都會有分類細緻、不同顏色的垃圾桶。我不住點頭，把剛要扔進紙簍的舊電池單獨存放在了一個透明垃圾袋裡。

  幾乎每隔三四天，Markus就會把大廳、廚房、廁所的地面擦一遍，還隔三差五地承擔Berry的「衛生死角」的清理工作。奇怪的是，他從不要求輪流值日等制度方面的保護，只是身體力行。這個身高1米87、面目清秀、安靜少語、按時作息的巴伐利亞大男孩，讓我由衷欽佩，因此也願意與他交流。他會談起家裡人一起在森林裡蓋房子、采蘑菇、摘草莓的情景，把我帶出了喧囂的都市，進入到那個從未企及的、美好的南德童話之中。可能是靠近大自然的緣故，Markus身上總是洋溢著淳樸、清新、恬靜的氣息。他說自己來蘇格蘭是個正確的選擇，不僅免學費[27]、有獎學金，而且這裡的人很友善，就像在巴伐利亞，總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他請我吃他做的德國大肉丸子（克努得，音譯），很像咱們中國的「獅子頭」，很好吃。我用筷子夾著吃，讓他驚異地拿出了相機，記錄下肉丸與筷子親密接觸的一瞬，說這是他從未見過的「奇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