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的天使

  南丁格爾[393]

  弗洛倫斯·南丁格爾（1820—1910），英國女護士，近代護理學和護士教育創始人，以在克里米亞戰爭（1854—1856）中改善傷病員護理工作而聞名。

  許多人都在狄更斯的作品裡讀到過有關塞雷·甘普護士的故事。「當她被那樣處置時，她便喝酒。」鮮為人知的是，就在一百年前，那位酗酒、愚昧又邪惡的護士塞雷·甘普是真實的，也是普遍存在的。大約在1870年左右，紐約的貝爾維尤醫院，像她這樣的護士多的是。一位傑出的內科醫生說，那時候，貝爾維尤的一些護理工作是由酗酒的妓女來做的，給她們的選擇是，要麼坐牢，要麼到醫院服務。她們常常被發現睡在由她們看護的已去世病人的床底下，酒是從病人那兒偷來的。

  對於將生命毫不猶豫地託付給醫院的慰藉和服務的我們來說，這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但這也的確是當時護理工作的悲慘狀況。不單單在美國，而且在大約1850年的英國情況亦然。那時候，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克里米亞半島[394]命中注定的女英雄——正在為自己的前途奮鬥。護士們都是「毫無例外的酒鬼；但是，外科醫生可以信任其中兩位護士給病人服藥」——這是一家倫敦醫院的一位醫生的敘述。這位在優雅、考究的環境中長大的上流社會女孩，堅定不移地踏進這麼一個酗酒、邪惡和悲慘的領域。在倫敦和鄉村別墅聚會的間歇里，南丁格爾正在學習解剖學和探望醫院病人。她的家人拼命反對她，這並不奇怪。

  可是到了1852年，儘管家人反對，但在自己選定的領域，她的智慧和判斷力已穩步成長。在歐洲大陸，她已選擇德國凱澤韋特的新教徒女執事學院，接受護理專業培訓。1853年，她得到許可，在仁愛姐妹會經營的巴黎醫院學習。最後，那年夏天返回倫敦，她在哈利大街上的「淑女醫院」任主管人，從事她的「第一份工作」。她的任務特別艱難：必須管理護士、協助手術、控制煤炭和食品開支，等等。可是在哈利大街的那一年，她也獲得了作為組織者、經理、護士和外交官的經驗，這也直接促使她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承擔起義務。

  1854年，英國、法國和土耳其開始與俄國交戰。英國軍隊在克里米亞半島登陸，六天後便是阿爾馬河戰役。「對於照料傷員我們沒有做好充分準備，」新聞電訊寫道，「不僅沒有足夠的外科醫生，沒有足夠的敷裹員和護士，而且也沒有足夠做繃帶的紗布。」報紙的控告轟動全國。電訊作者也講到法國的情形：「他們的醫療安排得極好。他們有仁愛姐妹會的幫助，她們隨軍遠征。她們都是優秀的護士。」第二天，倫敦《時報》刊登了一封信：「我們為什麼沒有仁愛姐妹會？」弗洛倫斯·南丁格爾被強烈地要求帶自己的護士們出征，但是她需要官方批准。於是，她向國防部長西德尼·赫伯特提出一個計劃。

  軍隊裡的英國女護士！當時，女人在公共責任的身份方面，是受歧視的談論話題。赫伯特知道軍方的妒忌和反對將會發生。可如今克里米亞半島的醜聞，已激起強烈的公眾義憤。結果，經內閣批准，赫伯特委託弗洛倫斯·南丁格爾挑選和帶領一批護士前往。

  1854年秋日的一天，亞歷山大·穆爾爵士受傷，躺在博斯普魯斯岸上的斯庫台兵營醫院。巴拉克拉瓦戰鬥已經結束，交戰騎兵的傷員剛被用船從黑海運過來。穆爾的病床靠近窗口，他可以看到醫院中央的院子。手術室就在對面，被截去的肢、腿從手術室的窗口源源不斷地拋出來，在人行道上堆得越來越高。傷員們都躺在病床上觀看。這天，亞歷山大爵士試圖睡覺，想忘掉那些匆匆被扔出來的、沒完沒了的血腥的東西，但是隔壁床的那位軍官說話了。「穆爾，」他說道，「我相信英國護士已經到了。」

  

  亞歷山大爵士抬起頭來往外瞧。一輛軍用騾車正在運走那堆已腐爛的東西。英國護士確實已到啦！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和三十八名護士前天下午已登陸。沒有興奮，但她的組織能力已開始被感覺到。

  醫院四周每一邊大約有四分之一英里長，其中三面都有曲折的長廊和走廊，如果繼續不斷地延伸，完全可以達到四英里長。重傷員和患可怕疾病的人一個挨一個、不成體統又沒有必需品地躺在這些走廊上。「醫院是由一個兵營經簡單粉刷改造而成的。在那堆壯觀的血肉模糊的東西底下，是條構造特別糟糕的下水道。風把下水道那兒的空氣一吹，統統進入傷病員躺著的走廊上。過度擁擠、極需適當空氣流通的傷病員更增添了陣陣惡臭。晚上，這地方簡直難以形容。病房裡大老鼠、小耗子、各種害蟲成災。即便最普通的清潔器具也很不像樣，令人極不舒服。」南丁格爾小姐寫道。

  「沒有臉盆、沒有毛巾、沒有一點肥皂、沒有掃帚，」她特別提到，「燒飯是在巨大建築物一端的幾個銅製大容器里進行，要備好普通的飯菜也需花三四個小時。」

  這就是這位具有高度教養、說話輕聲細語的女人急切走進的地獄。「她來之前，」一位士兵的信上說，「這兒儘是辱罵、詛咒。可她來了之後，這兒像教堂那麼聖潔。」「她來之後」許多情況都改變了。兩千位患病的髒英雄「一個月只洗六件襯衫」，不符合弗洛倫斯·南丁格爾的要求。而且被褥即便洗了，也是用冷水洗的。一星期之後，一個洗衣房建立起來了。南丁格爾小姐「自己掏錢，在一個房間裡安裝鍋爐，雇用士兵的妻子來洗滌」。

  十天之內，她有了三個特種食物的廚房，用以給那些吃不下普通食物的重病號供應可口飯菜。她親自提供補給品，設立一個貯藏室。外科醫生們都表示感謝，因為可以從那兒獲得必需品。要知道，即使他們實際在斯庫台鎮，這些必需品也是很缺乏的。士兵們穿著戰場上被鮮血浸染的衣服躺著，斯庫台卻有三大捆標明「醫院服裝」的東西。誰也不敢打開這些服裝，直到一個「董事會」「開會討論」它們！董事會的一個重要人物不在——董事會沒有他，會就開不成，於是士兵們繼續缺少換洗衣服。

  後來，她在供應必需品方面被指控好管閒事。她寧願選擇服從規定，可是在規定和她的士兵之間，規定被撇在一邊。軍官和醫療官員開始產生妒忌；一個「女人」有政府授予的權力，並且有使用她權力的能力——簡直不可容忍。一些官員繃著臉，有些則設置障礙。然而，改革猶如一輛裝甲坦克，直搗妒忌和繁文縟節的機槍老巢，滾滾向前。她設立一個匯票部，接收想匯款回家的任何士兵的錢。在接下來的半年裡，從「軍人俱樂部」挽回的三十五萬多美元，被寄回英國許多家庭。她又創設了一個軍人俱樂部的競爭對手——因克爾曼咖啡館，士兵中的醉漢自動減少了。她建立起教室和閱覽室，在英國老家的人們熱心地寄來書籍、遊戲器具和樂器。她訓練護理員，培訓護士。除此之外，她還寫了無數的信，主要寄給政府官員。

  她在百忙之中憑藉奇蹟般的能力，竟然有時間做了這一切。然而最偉大的奇蹟，仍是她一生最高目標的成就——護理專業。她不僅僅是組織者、伙食供應者、女教師、記者和昏庸的政府官員的肉中刺，更是一位身體力行的認真的護士。她以連續八小時跪著裹傷和安慰病人而為人所共知。有時，她一口氣站二十小時。協助手術、分發補給品、指導工作……她完全不顧傳染病。「越是可怕的病例，越肯定能看到她苗條的身影在俯身察看病人。此時她很少離開病人身旁，直到死亡讓他解脫。」一份報告這麼陳述道。士兵們崇拜她。夜裡，當她提著一盞燈，沿著一排排病床向前走，不時停下來提供安慰或幫助時，傷員們常常親吻她投到他們枕上的身影。

  1856年3月，和平條約在巴黎簽訂。全英國都非常激動地要迎接弗洛倫斯·南丁格爾。英國政府提出要派一艘軍艦去接她回來，但她拒絕了。8月初的一天，史密斯小姐（化名）悄然溜回倫敦，沒有被人認出來——錯過了歡迎的樂隊、凱旋門和為「首席小姐」計劃好的講話。她累極了，但更糟的是，她的健康嚴重受到損害。

  對於弗洛倫斯·南丁格爾來說，在克里米亞半島的那兩年只是個插曲。或者說，那只是一個巨大、深遠的起點。一場她未曾想到要直接服務的運動，她服務過了：婦女作為人民，而不是作為女人的身份。「通過破除風俗和偏見，試看南丁格爾小姐為自己的性別所實現的，」德比第十五伯爵斯坦利勳爵當時說道，「她為女性開闢了一個新職業，一個有用的新領域。」

  士兵的天使已註定在有生之年久病不愈，國家想為她做點什麼。不言而喻，她心中的願望是一所護士學校。於是，一項基金被設立起來了。一年後，這項基金超過二十萬美元。1859年，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在聖托馬斯醫院開辦第一個護士職業學校。在病榻上，她依然為這所新學校花費很多心血。1861年，第一個班的十三名護士畢業了。隨著這十三名身穿棕色上衣、頭戴白帽的女孩的畢業，這兒從此開闢了一項新職業。這項新職業已經傳到了許多國家。聖托馬斯醫院裡的這座小小的學校，改造了全英國的貧民醫院，並最終改造了全世界的公立醫院——就此擺脫酗酒、邪惡的護士，也擺脫了塞雷·甘普之流。

  與此同時，躺在南街的沙發上，弗洛倫斯·南丁格爾不停地閱讀、工作和寫作。她九十歲的一生儘管有將近半世紀久病不愈，但仍是孜孜不倦地工作著，直到生命終結。在一個幾乎把婦女當作商品的國度里，她充當了在重大公共問題上的最終上訴法院，並充當了公認的政府高級官員的顧問。她的名望擴大到國際範圍。在南北戰爭期間，美國也曾向她諮詢醫院的管理。在普法戰爭[395]期間，法國再次向她諮詢。

  如今，弗洛倫斯·南丁格爾的一座塑像高高屹立在倫敦中心的一個基座上，無數英國人在它下面的街道上熙熙攘攘。這本該如此，但還不是全部。她最真實的豐碑，不是用手建造出來的，而是與她的名字不一定有聯繫的那座。它是在古老的聖托馬斯醫院的邊房坐落並被護衛著的，身穿棕色衣服、頭戴白色帽子的十三位年輕女子畢業的那所具有深遠意義的護士職業學校。它是在世界陷入困境時，可以求助的希望。它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巨大的豐碑——現代職業護理事業。

  瑪麗·雷蒙德·希普曼·安德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