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火花

  伏爾泰

  伏爾泰（1694—1778），法國啟蒙思想家、作家、哲學家，主張開明君主制，著有《哲學書簡》《老實人》《薩伊》及歷史著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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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同意你說的每句話，可是我要堅決捍衛你說話的權利。」許多人把這句名言歸於伏爾泰。其實它是伏爾泰的傳記作者之一的手筆。這位傳記作者是這樣完美地總結伏爾泰畢生為思想自由而鬥爭的。「獨立思考！」伏爾泰因此不斷力勸他的同齡人。而作為盲從時代的第一個具有現代觀點的人，他將盲從時代轉變成理性時代。

  伏爾泰曾被稱為憤世嫉俗的人，因為他堅持主張你有懷疑你所不相信事物的權利。人們會向你斷言，伏爾泰曾被稱為無神論者。他不是對他們，而是對他的上帝做出回答：

  噢，上帝，讚美你的一切德行，

  噢，上帝，請聽我最後的這些話：

  假如我犯了錯，那是因為我在尋找你的律法；

  我的心可能誤入歧途，可是我心裡全是你。

  這是一顆悔罪的和謙卑的心發出的心聲。伏爾泰從來不攻擊簡單的信仰，他所嘲笑的是與迷信有關的輕信、降低人格的假冒信仰。

  後來成了「伏爾泰」（筆名）的這個孩子於1694年11月21日在巴黎誕生，受洗禮時得的教名是弗朗士·瑪麗·阿羅埃特。他七歲喪母，身體虛弱、個子矮小——一個暴躁淘氣的小孩，總是帶著頑皮的笑容和異常的求知慾。他十七歲時便宣布今後成為一名文人的意願。他父親阿羅埃特是個一心向上爬的人，對宗教虔誠得令人難受。他認為文人的職業不體面，便強迫兒子進入律師事務所。可是在那兒，這個年輕人丟人現眼地失敗了。於是他又被送到駐荷蘭的外交服務機構，不久竟跟一個家境貧寒的女孩私奔，最後丟臉地被用船送回家。

  可他依然想寫作。「當作家註定要挨餓。」他父親阿羅埃特大聲叫道。父親試圖採取剝奪兒子的繼承權來挽救他的命運。可是十年之內，年輕的「伏爾泰」先生出名了。

  審查員幾乎禁止了他所有書籍的出版，並常常在他劇本上演的第三個晚上叫停，結果這反而促成了他的成功——時尚的巴黎在他劇本上演的第一夜便擠爆了；人們記住了他最刺激的台詞；他的書像某些地下組織的小冊子似的發行，在國外被貪婪地閱讀。官方對伏爾泰敗壞公眾道德的指控並非指向下流的言行，而是批評政府或者懷疑神啟示的權威，這是最可怕的「不道德行為」。沒錯，伏爾泰的戲劇和古怪的小說通常以具有異國情調的外國為背景；但是每個人都明白它們的政治雙關意義，看完都笑得渾身抖動，而笑聲是政府無法撲滅的火焰。於是，伏爾泰被投入巴士底獄，關了幾乎一年。

  對他本人的不公正，伏爾泰可以忍受，可是對別人的不公正，他就無法容忍。當法國最偉大的女演員艾德里安娜·萊庫弗魯爾臥床，即將在痛苦中死去時，伏爾泰在她病榻邊，聽到一個牧師硬要她放棄所謂「可恥演出」的藝術。可是萊庫弗魯爾驕傲地拒絕了。那個牧師未作宗教安慰便走了。她由警察葬在無標誌的墓里。從那天起，伏爾泰懷有的仇恨，不是對一直被聲稱的基督教，而是他們對異教徒的殘酷。他警告說：「對我說『像我一樣信仰，否則，上帝將罰你下地獄』的那個人，不久將會對我說，『像我一樣信仰，否則我將殺死你。』」

  伏爾泰很快第二次被投入巴士底獄。答應離開法國後，他才獲釋，搭船前往英國。在倫敦，他對英國君主受到的愛戴而不是畏懼大為震驚。艾薩克·牛頓爵士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葬禮，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法國，僅僅是個科學家不會被封為爵士，也不會給予這麼光彩的葬禮。他驚嘆議會的實力和獨立，尤其是英國司法的運作。

  伏爾泰一生只認識一位美國人——班傑明·富蘭克林，並對其大為讚賞。可是他怎麼會喜歡那個後來寫「所有的人生來都是平等的」和所有的人都具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剝奪的權利」的年輕人的！因為這些是伏爾泰在托馬斯·傑斐遜誕生之前已表達過的思想。

  1729年，已屆35歲的伏爾泰接到回法國的許可。然後，他精明地利用政府在國家彩票發行上的失算，組織了一個辛迪加，儘可能地買進每張彩票。這使他變得富有，也使他可以坦然地享受這種樂趣。他喜歡舒適、華麗的服飾和漂亮的馬車。但他敏銳地意識到周圍的人所受的苦難，因此不會像瘋狂享樂的社會和愛好奢侈的牧師一樣，把這種苦難視為「上帝的意志」，並聳聳肩表示不屑理睬。他有許多毛病。他自私、好爭論；處境困難時，他會煞費苦心地用謊騙手段擺脫；真正危險來臨時，他便逃之夭夭。可是他卻具有一個最最重要的道德概念：他把人看作是行動自由的人，他懷有「審判台的良心」，並對自己的行動負責。

  他憎恨殘酷和偏狹，他用正義感和富有啟發性的智慧攻擊它們，把氣憤變為有趣、怒火變為光明。他說：「我的手藝，就是說出我所想的。」而他所想的，是共計達九十九卷的劇本、詩歌、小說和文章。他給名人寫了大約八千封信。俄國的大人物葉卡捷琳娜但願自己的回信不會太頻繁，以免惹他厭煩；丹麥的克里斯蒂安七世因未能立即實行所有改革而道歉；瑞典的古斯塔夫斯三世來信說，他正試圖符合伏爾泰的人道主義標準；而普魯士當時的王儲腓德烈大帝則隱姓埋名前來當他的門徒，對他頂禮膜拜。

  伏爾泰的通信者們很難跟上他變化的地址，因為他常常不得不隱瞞行蹤。審查員經常公開燒掉他的新書。全歐洲人都可以透過這些火焰，讀到伏爾泰對高級軍官、君權神授和宗教法庭等的看法。伏爾泰可以用一個句子來消滅一個人，例如說馬薩林紅衣主教「犯了他沒有做的一切善行之過錯」。1749年，伏爾泰接受腓德烈大帝長時間的邀請，為波斯坦缺乏經驗的新普魯士宮廷爭光。可是不久，伏爾泰對普魯士青年貴族的軍國主義非常憤慨，便拿宮廷的虛榮來逗樂。這成了一根深深扎進腓德烈腹中的肉中刺，直到他高聲怒罵將它拔掉。如今，幾乎每個國家的邊境都不許伏爾泰進入。這都是由於腓德烈的報復在起作用。

  1755年，年邁的哲學家到日內瓦這個小小的自由共和國避難。三年後，他在費奈購置地產。這地方距日內瓦四英里，卻是在法國的土地上。在那裡，幾乎歐洲的每個大人物都前來拜訪他。他那幽靈般的身體穿著寬大的緞子外套，慣見的淘氣微笑綻放在滿是皺紋的臉上——伏爾泰以歐洲最好的席間閒談招待客人。人們前來本想住三天，卻待了三個月。「願上帝保佑我，免受朋友的打擾！」他嘆道，「我將親自對付我的敵人。」

  一大批受宗教和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前來尋求他的保護。他開始為他們建造房子，使他們從事適合他們的行當，從木匠活到補鞋，從乳製品到編織業和陶器製造。他的莊園裡很快便成了一個小村子。他建了一座教堂，又為村民的孩子們建了一所學校。伏爾泰最後的歲月本來應該是平靜的，可是他最激烈的戰鬥和最偉大的工作超前於他的歲月。1762年，當宗教狂熱者依然舉行對異教徒的大屠殺周年紀念時，一個年輕人被發現吊死在土魯斯的一家店裡。謠言稱他是希望成為天主教徒的新教徒。他父親瓊·卡拉斯是個虛弱、文雅的老人，卻親手把自己身強力壯的兒子吊死。老人的兒子卡拉斯在經過嚴刑拷打之後，一點也不悔罪，就被處死了。

  伏爾泰開始對這一案件感興趣，並著手揭露當時除英國外，幾乎每個國家都在實行的駭人聽聞的刑法的性質。沒有陪審團，被告不允許有辯護人；不接受對被告有利的證據；原告提供秘密的證言；法官自己充當起訴人。更有甚者，伏爾泰獲悉，大多數刑法甚至不是寫下來的，而是掌握在律師們的頭腦里，並且為了保證定罪而似乎事前早已做出最好的「解釋」。

  伏爾泰立即以他所有強大的影響力和財力開始行動。他說，整整三年，他幾乎認為花時間微笑都是不應該的。他的一個個不眠之夜都致力於炮轟律師、牧師、國王和整個歐洲報刊，致力於要求重審卡拉斯案件。國王本人最終也屈服於被喚醒的民眾，覆審了全部事項。已故的卡拉斯被宣布無罪。這起案件推進了被各國政府忽視達八百年的刑法改革。

  卡拉斯的案件剛勝訴，類似不公正行為的受害者便紛紛前來求助於伏爾泰。其中最令他憤怒的一件事是，教會當局擁有對違反基督教會法律的俗人進行指控、拷打和處決的權力。他強烈地要求讓宗教退出政治和法律，去照料那些被疏忽的精神事務。雖然這要求被罵得狗血噴頭，但伏爾泰還是逐步消除了違法和犯罪之間的混亂局面。

  這位大黃蜂似的老人熱愛自己的國家，他一直夢寐以求地渴望著再次見到可愛的巴黎。1778年2月的一天，一個法國海關官員攔住了一輛馬車，想看看裡頭是否有應繳稅的物品。「什麼也沒有，」馬車裡傳來老人微弱的笑聲，「除了我本人之外沒有走私貨。」官員把車門打開。「天啊！」他喊道，「原來是伏爾泰先生！」因為許許多多的人都熟悉那布滿皺紋的露齒的笑容。

  巴黎狂熱地歡迎他。多年前將他拒之門外，直到1746年才終於選他為會員的全國文藝協會，也張開雙臂歡迎他。法國戲劇院的台階上，全體演員列隊集合，熱烈歡迎這位劇作家。他的新劇在整個演出過程里都被淹沒在暴風雨般的掌聲中。5月，這輪慶祝活動終於把這位八十三歲老人的生命帶到了終點。他的最後遺言留給了我們他的全部信條。「我死啦，」他讓秘書寫道，「敬慕上帝，熱愛我的朋友，不恨我的敵人，但憎恨迷信行為。」教會當局拒絕給他墓地。要不是他的朋友們支撐著他的屍體，簇擁著他騙過大門的哨兵（以為他還活著），匆匆地把他送出城，舉行了體面的葬禮，或許他將淪為與萊庫弗魯爾一樣的命運。

  然而，法國在與暴君的鬥爭中，終於趕上了高喊「人們，醒來，砸碎你們的鎖鏈！」的這個人。1791年，當革命如火如荼地開展時，伏爾泰的遺體被帶回巴黎，並在巴士底獄的廢墟中揚眉吐氣地擺放了一夜。二十五萬人民穿過長長的儀仗隊，擠上前向他的遺體表示敬意，然後才將其送到先賢祠。這位法國的偉人就在這兒下葬。送葬的隊伍朝前走時，一面旗子在風中展開，上面有這樣的文字：「他使人類的思想添翼高飛，他為我們獲得自由做好了準備。」

  唐納德·卡爾羅斯·皮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