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說了些什麼

  柏拉圖（前427—前347），古希臘哲學家，創辦學園，提出理念論和靈魂不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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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提到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時，人們容易裝出一副虔誠的表情，仿佛正要談到一個聖人。可是柏拉圖不是聖人。他是一個獲獎的運動員、一個勇敢的士兵、一個鑑賞賽馬的行家和一個粗魯滑稽喜劇的崇拜者。他活到八十一歲，死在喜宴上——充滿生活熱情和談話熱情，直到最後的心搏停止。

  假如你想在評價他時適用我們的學說，上述這一切是很重要的。他所處的時代很像我們所處的時代。他處在公元前四世紀的上半葉，雅典正處於旺盛時期。這時人民厭倦戰爭、革命理想破滅、懷疑舊形式信仰。他摸索著，試圖為人們找到對人生真正價值的自制力。對此，他像希伯來人的預言家一樣熱心，儘管他不能求助於宗教當局來支持他的研究結果。希臘神式美男子是一夥漂亮、迷人，但相當自私和專愛惹麻煩的人，他們永遠也想不到要制定諸如基督教十誡之類的東西。柏拉圖已經長大，不再相信他們，甚至已經開始把上帝當作一個人來談論。可是他不把這個人看作是人類行為的權威。他必須找到在人類世界上所堅持的品性和理性的標準。

  假如他不認識蘇格拉底這位邏輯預言家和正確推理的先驅，他就永遠也不會成功。柏拉圖二十歲時遇到蘇格拉底，這時他已是一位小有名氣的詩人。這位既糾纏不休又推理清晰的鬥士，使柏拉圖欣喜若狂。在跟蘇格拉底就如何透徹思維和準確用詞及其相關重要性方面交談了幾次之後，柏拉圖回家去，將自己的詩全毀了。也許此舉並非不明智，因為，根據英國詩人雪萊[343]所說，柏拉圖散文詩的音樂性，「強烈得可以想像得出來」。

  柏拉圖堅持成為蘇格拉底的學生和朋友，直到蘇格拉底去世。他並不完全是個學生，因為蘇格拉底教導正確推理，就像耶穌傳播仁愛一樣不收費。但柏拉圖是最經常跟蘇格拉底出現在體育館、神殿的門廊或朋友家裡那些研討會似的聚會上的年輕人。他們的友誼對柏拉圖關係重大，以至於在他整個文學生涯中，蘇格拉底一直在他的記憶中——實際上他以對話形式，或者以蘇格拉底這個人物扮演主要角色的交談形式，記下了蘇格拉底的全部思想。

  當時，蘇格拉底已著手解決「美德」是什麼意思的問題。他曾問為什麼任何人都應該善良。他已認定，善良只不過是一種知情的、經縝密推斷分析的行為。倘若給任何人一項選擇，且所有情況他都了解，那麼，他一定會選擇正確的行為。蘇格拉底的這一教誨，第一次給出了一個人關於道德問題的最高權威。這是歷史上空前的革命。

  而柏拉圖將這一學說發揚光大。他說，不僅善行是合情合理的行為，而且好人就是理智支配著這一行為的人。在他的年代沒有心理學，所以柏拉圖便創造了一門心理學。它還是一門很好的心理學，並固守立場達兩千年。他說，我們有意識的生活可劃分為三部分：感官部分，它由食慾和情感構成；不穩定部分，它可以稱為意志或「精神」；思考部分，他把這稱為理智。

  由於理智使人有別於狗和狒狒，顯然，它是這三部分最高級的，其功能就是支配；「精神」的功能是執行理智的命令，食慾和情感則應該服從。在每一部分履行其自然功能的地方，都有美德；在事情的這一自然秩序失去控制的地方，就有罪惡。柏拉圖以這一簡單的方法，在一個玩世不恭、理想破滅的時代，重申正派生活的權威。在柏拉圖說「理智」的地方，我們說「智力」，因為我們認識到知識不是光靠抽象的推理獲得的——你還得調查事實。但柏拉圖的基本思想，即思想指導是道德品質的實質，永遠不會過時。

  事實上，在柏拉圖的哲學中大部分很少顯得過時，當你閱讀他的著作時，甚至能感到他仿佛就要走進房間。他說到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仿佛在他的時代它們已存在似的。他釋夢，幾乎是用弗洛伊德[344]的語言，描述當理智的控制在睡眠中放鬆時，「我們本性中的野獸如何驚起，並赤裸裸地到處行走」。他講授有關勞動分工及其分工的原因，就像一個現代經濟學教授一樣。他是區分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科學專門化的必要性，將科學方法應用於社會問題的發明者或建議者。

  他第一次（就記載本身而言）談到笑聲的心理學、聲學和收入限制（任何家庭的收入不應該超出其他家庭的四倍）。他發明日間託兒所和幼兒園的方法——漸進式教育——強制的身體鍛鍊對人無害，但是強制獲得的知識對腦子沒有控制力。因此，不要使用強制手段，而是讓早期教育成為一種娛樂活動。除了這一切敏銳、健全的理智外，柏拉圖自身還具有神秘的渴望。他想逃脫變化的世界，逃脫他老早提供了聰明答案的那些不斷變化的問題的客觀存在。他想要一種宗教——在他的時代和國家，還沒有適合他的任何宗教。他便去發明一種宗教。自然地，它是受他在蘇格拉底那兒聽到的思想中有關邏輯關係的激發而產生的。他聲稱，我們發現如此吸引人的這些思想，是真正的現實；我們看見和觸摸到的某些事物，僅是影子而已。

  他甚至說美麗的思想，要比美麗的人更受愛戴——這就是柏拉圖式的博愛的真正含義。我們必須補充一句，柏拉圖本人是能夠對極端思想提出警告的。他相信某些所謂優良思想，很可能把他帶向極端。他微笑著說道：「即便是思想的志同道合者，也受某種狂熱的支配。」

  當我們探討他的另一個有關建立一個國家的著名的、令人費解的思考時，我們應該記住這一點。這一思考包含在《理想國》一書他的主要對話中。對邏輯的著迷導致他認為，正如一個好人是受智力嚴格訓練的，一個好的國家也必須由少數有才智的人來管理。

  他總是按照公民的特殊才能來給人分類。他認為，經他挑選的這些好人，應被賦予權力和武裝力量，使他們繼續留任。這些有德行的、哲學家似的超人——他稱他們為「護衛者」——不可擁有私人財產，也不可擁有私人感情。他們的妻子、兒女，以及他們的財產必須被共同分享。某個特定的婚配季節里生下來的所有孩子，應該稱呼那個季節的所有父母「媽媽和爸爸」，並且彼此互稱兄弟和姐妹。由於這些孩子一斷奶就被送進國家的相關學校，因此，沒人知道誰是誰的孩子。與此同時，整個貴族——統治階級，將通過嚴格的飲食和鍛鍊，使孩子們的身體保持極其修長或苗條；通過不斷給他們講授邏輯、數學和玄學，使他們的頭腦處于敏銳的巔峰。

  當然，柏拉圖並不是要整個國家都提倡這種政權。這是優秀的特權階級的一種生活模式。它被謀劃來使他們的思想和性格真正優秀。我們的評論是：「倘若費這麼大的勁來產生一個真正的精英，那麼，就讓我們把民主打發過去吧，儘管它笨拙、不實用。」然而，我們不是生活在邏輯的開端。我們究竟是缺乏柏拉圖追逐爭論時所帶有的那副信念的笑容呢，還是該對他追逐爭論所帶著的諷刺幽默的笑容視而不見呢？

  在他講清自己的意思之前，爭論引導他作了一次歷史上最著名的白費力氣的追逐。他六十歲時，受邀從雅典動身，去教導新登位的錫拉丘茲[345]專制統治者小狄奧尼西奧斯[346]如何建立一個理想的共和國。柏拉圖懷著美好的希望開始他的工作，同時，唉！也帶著冗長乏味的精細。他決定，訓練哲學家國王必須從幾何學入手。幾何學將教會他嚴密推理的藝術，沒有這一藝術，探討更複雜的政治改革問題沒用。於是訓練開始了：不僅狄奧尼西奧斯，整個宮廷都投入這一新消遣，直到因在大理石地板撒下的沙子上畫圖解，令整個宮殿滿是灰塵。

  狄奧尼西奧斯喜歡柏拉圖，也喜歡這種刺激。但是有個障礙：他不喜歡幾何學。反柏拉圖分子找到另一個哲學家——他能證明專制是最好的治理形式，而且不用數學。最後，柏拉圖只好連夜從宮殿逃走，搭船繞道回到雅典。

  柏拉圖回家後生活並不空虛，因為許多年前他就已經開辦了另一個事業——一所學校。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學校。授課在離雅典約一英里的一個「體育館」里。該市有三座這樣的體育館——龐大的建築，半是公園，半是亭子。每座體育館含有一個室內球場和摔跤室、按摩房、桑拿房、冷熱水浴室、化妝室和田徑比賽場地。此外，它還包括一片小樹林，林中設有教學對話的小道和凹進的座位，供那些喜歡坐下來聽課的人使用。

  柏拉圖選擇用來作學校的體育館被稱為「學園」，是從它建立的地方阿卡德馬斯小樹林引申來的。它的授課時間並不比柏拉圖與蘇格拉底開始自己的高等教育的那些對話正規多少。不用學費、沒有必修的學習課程，很可能有許多娛樂。任何沒有多少「學術的」東西，卻以教育的名義存在，這是值得懷疑的。可是，柏拉圖的學校幾乎存在了一千年，且為歐洲所有的語言提供了「學園」「學園的」之類的詞彙。

  毫無疑問，柏拉圖的教學缺了一樣極其重要的東西：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同情，以及每個人對全體居民的同情。柏拉圖從未想到這一點。同情是隨同耶穌和基督教的福音傳教士進入我們西方世界的。耶穌和傳教士教導說，好人不是由理智支配的，而是由情感支配的——即對他的同胞的愛的情感。

  沒有必要回憶這一新的學說如何深深地影響著世界。即便柏拉圖本人如果面臨這一問題肯定也會深受影響。經過多年的沉思之後，我想他也許會說：「你是對的，我未能認識到同情，或者你所稱的仁愛在循規蹈矩的生活中，以及在好人的品質中所占有的崇高地位。可是你只要告訴我，培育同情心是理智的。你不能告訴我，自我犧牲不可能成為罪惡；同時，像任何其他情感一樣，憐憫不需要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理智，仍然是智力。」

  因此，柏拉圖為自己深深地樹立了，他在我們西方的生活中那份，崇高且永久的牢靠地位。

  馬克斯·伊斯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