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未知的前總統

  胡佛

  赫伯特·胡佛（1874—1964），美國第三十一任總統（1929—1933），共和黨人。[307]

  就在美國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前總統赫伯特·胡佛的個人聲望空前低落。隨著戰爭進程的狂熱，他卻是個堅定的不干涉主義者。當羅斯福政府正在收穫因戰爭景氣帶來的繁榮信譽時，胡佛卻繼續與新政[308]哲學做鬥爭。最糟的是，他不顧官方意見，要求美國人去餵養法國、希臘和其他受希特勒控制的國家的挨餓兒童。他似乎在每個問題上都站錯隊，成為當時最厲害的偏見中心。

  可是1947年，在胡佛直接從白宮到狗舍之後的第十五年，74歲的他仍然得到大眾無限的尊敬，在對公共事務的影響方面，沒有其他公民能與他比肩。自從當總統第一天以來，他的觀點還未曾像現在這麼受到重視。從1933年到1946年，平均一天大約一打左右來信的「粉絲郵件」，如今每天上升至五百到一千封之間——這幾乎是他恢復名望的數學測量。

  報刊的語氣也突然變得恭敬起來，甚至不喜歡胡佛保守思想的那些人，他的精神境界也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評判他的錯誤時，他們不再暗指他是惡意的，毀謗已讓位於尊重人的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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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總統的新名望螺旋式上升，是在1946年春，哈里·杜魯門總統要求他對糧食儲備和救濟措施做一個世界性調查觸發的。在他自己的專家陪伴下，胡佛繞全球而行，又馬不停蹄地作巡迴全拉丁美洲的旅行。由一位上了年紀的人承擔這一任務的英勇行為，打動了很多人。它有助於恢復胡佛扮演其美國理想主義者的良知和慈善衝動的角色——用《新聞周刊》的話是，貧苦世界的「希望和同情的象徵」。

  任何獲得美國總統職位的人，都會被理所當然地認定擁有偉大的政治天才。但是，胡佛的朋友和敵人似乎一致認同的一件事是：他根本「不是政治家」——並非是指他掌控政治趨勢的能力不足，而是所缺乏機敏，機敏地操縱人民，利用大眾的情感，向大眾推銷自己等。對於人們期望從政治家那兒得到的，諸如拍拍肩背、熱情打招呼、直呼其名的親近等，他一點這方面的天賦也沒有。

  居住在白宮的人很少像胡佛那樣，從公眾搜索的目光中遮掉他們的私生活。1944年去世的胡佛夫人是個親切、溫雅、非常聰明的女人；胡佛的兒子小赫伯特和阿倫，是有吸引力的能幹的人，他們都獨立成才；環繞在總統膝前的胡佛孫子們，跟任何在白宮誕生的小孩一樣逗人喜愛。可是福蘭克林·羅斯福的一條叫福拉的蘇格蘭犬的私生活，甚至比整個胡佛家族的私生活加在一起都受到更多報刊、銀屏和無線電廣播的關注。

  當小赫伯特的父親是總統時，他正在哈佛商學院念書。一個夏天，他決定自己出去找工作。他以沃森的假名到巴爾的摩電氣公司應聘。正如所有的秘密都會泄露一樣，他的秘密泄露出去了。可是這件小事是這個家庭態度的典型特徵。當公司為小赫伯特提供一個對他來說顯然太大的職位時，他氣憤地拒絕了。「我父親的名不出售。」他在向朋友講述這件事時解釋道。

  人很少能成長得不再具有童年的特徵。赫伯特·胡佛最大的毛病和最好的美德，同樣與他的貴格會教徒背景有關。他1874年8月10日誕生於一個平房農舍里，離他父親在愛荷華州西布蘭奇小村落的鐵鋪不遠——在所有總統們的誕生地當中，只有林肯的圓木小屋較之稍微更簡陋一點。胡佛家的人穿一身貴格會教徒的灰衣服，使用充滿「汝」和「你的」等的平白方言。他們的歲月集中在聚會所。對他們來說，生活是現實的、認真的，「行善」是生活的主要目的。貴格會教徒認為人生來是善良的，儘管世界會腐蝕他。

  赫伯特·胡佛父親去世時他年僅六歲，母親過世之前他將近九歲，因此母親的溫柔和謙遜便永遠留在他心裡。在孀居的三年裡，赫爾達·胡佛靠在家承接縫紉活計養活三個孩子，但她真正的才能是講道。全愛荷華的貴格會教徒都開始知道她溫和、自然的口才。十歲剛過，孤兒胡佛便到俄勒岡跟他伯父亨利·約翰·明索恩醫生一塊居住，後來還在西北的拓荒者中生活了六年。正是在這兒，一位來訪的採礦工程師激起這孩子對地質學的興趣，給了他的生活一次決定性的轉折。

  1891年夏天，胡佛進入剛剛開辦在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爾托的史丹福大學，成為該大學第一個班的學員。他靠給教授當秘書、當洗衣服務代理和干其他的家庭雜務來支付學費。他成了校園的學生領袖，在同學間建立起了持續至今的友誼。尤其是，在那兒他遇到了今後成為他妻子的高挑、漂亮和用功的女孩盧·亨利。

  他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內華達市的一個礦上當普通工人，每天收入兩美元。這段經歷使他在判斷礦藏和了解礦工方面受益匪淺。而在舊金山那邊，一位資深工程師路易斯·詹寧掌控了那裡的這一職業。胡佛「冷靜」地去找他。儘管那兒沒有工作，但無論如何他還是得到了一份工作，因為詹寧是位人才鑑賞行家。一年之後，一家倫敦公司要詹寧為它在西部澳大利亞的資產推薦一名主管——一股淘金熱正在那兒如火如荼，要求很明確：一位「有25歲人的力氣和75歲人的經驗」的工程師。23歲的胡佛簡直不敢相信他的僱主會挑選他。但他簽了工作合同，年薪七千五百美元。這次冒險使他從此進入了他那一代人中最著名、最成功、最有實際經驗的採礦工程師行列。

  婚姻又等待了兩年，直到盧·亨利獲得工程學學位。在中國的中心地帶進行一段漫長的探險旅行是他們的蜜月。二人一起平安地渡過了無數的磨難和危險，包括因義和團運動而在天津被圍困。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救出了數以百計的中國人和外國人，成為當時中外人士心中關於勇氣的英雄傳奇。

  胡佛確實堪稱一位偉大的工程師。他的職業收穫迅速提升，直到個人企業延伸到全球。同時，母親種下的種子此刻在他心中已枝繁葉茂。他將自己令人驚異的成功看作是服務天職的序曲。時機成熟時，他開始從事這種天職，就像一個人回家似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大約二十萬美國人——旅客和永久居民——被滯留在歐洲。歐洲銀行停止承兌美國支票。船很少，邊境關閉。這是由恐慌波及的糾結局面。接著，美國駐倫敦大使沃爾特·海因斯·佩奇要求胡佛設法控制住整個混亂的局面。

  胡佛默默地、沒有大吹大擂地做得老練而完美——僅少數人意識到他們正在親眼見證效率的奇蹟。無論如何，他找到了工作人員和運輸工具，並勸誘倫敦的一家美國銀行，為滯留倫敦的美國人、連同被他吸引進來作這次冒險的另外十個人一起，承兌任何票據——憑他本人和他的合伙人個人保證補償損失。大批人員完全撤離之前，一共承兌了150萬美元。他的信念被證明是正確的，在這麼巨大的交易中，最終只損失了400美元。

  正當胡佛要結束歐洲的企業準備回家時，佩奇大使又邀請他組織救濟註定面臨飢餓的七百萬比利時人。這個決定不容易做出。雖然富裕，但這離他為自己設定的預計承受的程度相差甚遠。彼時他正跟合伙人一起，控制著世界上大部分的鉛和鋅，而機械化的世界大戰一開始，這些金屬突然價同黃金。

  他會回應人類苦難的挑戰，這從來都是毫無疑義的。但真正的問題是，到底是保留商業利益，還是完全放棄個人的抱負。整整三天，他仔細地考慮著這個決定。用貴格會教徒的方式，胡佛夫婦祈求上帝指引。第四天清晨，他下樓用早餐時，心情似乎特別平靜。「好了，讓財富見鬼去吧。」胡佛說道，仿佛只是像取消一個周末假那麼漫不經心。他的決定註定要影響千百萬人的生命。從那一刻起，胡佛的故事成了世界歷史的資料。從來沒有一個偉大的商業生涯，這麼突然地被放棄；而另一個更偉大的社會服務生涯，又這麼迅速地被啟動。「你們可以拿走生意。」他簡單地向合伙人宣布說。他已經與採礦和賺錢斷絕關係了。

  從那時起，任何來源的酬金，他從不留一美元用於自己花費。從救濟比利時工作的第一個小時起，直到使命結束，他都是掏自己的腰包來支付開銷。他後來任商務部長及總統的薪水，也被悉數分發出去，以提高需要的助手們的收入，或者支付給國會不提供工資的專業技術人員。從寫作或演講掙來的錢，也花在了私人或公眾的慈善事業上。

  對比利時的救濟工作是胡佛的一項全新的任務，但是這項工作是在幾乎不可能的條件下取得極大成功的。大筆大筆的款子和堆積如山的救濟物品，以0.875%的企業一般管理費被分發出去——在正常的情況下，慈善項目的一般管理費能保持20%以下就算幸運的了。因此，對比利時的救濟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救濟任務。後來還出現過更大的救濟任務，也是在胡佛的管理下進行的。

  戰爭期間，胡佛成為威爾遜總統的糧食行政官員，「節約糧食」[309]變成了英文字典里的一個新動詞。倘若糧食贏得了這場戰爭是真的，那麼，他必須跟潘興一起被列入勝利的締造者們當中。停戰後，胡佛成了救濟總主管，實際上也是在整個歐洲的經濟方面發號施令的人物。三年裡，他為中歐和東歐的一千萬兒童提供吃飯和穿衣。接著，受饑荒侵襲的蘇俄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總之，1914年到1924年這十年間，胡佛在戰爭和戰後的混亂條件下，總計籌集、分發了五十億美元和三千四百萬噸補給品。每一美元、每磅物資都可以說出用途，沒有任何一件牟取暴利或貪污浪費的醜聞。

  他利用糧食作為政治武器的傳說正中敵對勢力的下懷。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是1923年7月10日在克里姆林宮簽署的蘇聯人民委員會議的決議。它感謝美國人，尤其感謝赫伯特·胡佛通過「他的完全無私的工作……千百萬各年齡段的人民從死亡中被拯救出來」。

  迄今為止，只有他能做到如此完美。但胡佛迴避各種榮譽。可是，在十多個國家裡，那些感激的人民卻自發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廣場，為他豎立雕像。來自大人物或小百姓簽名的感謝信，潮水般向他湧來——總共有將近四百萬人的簽名。

  對於胡佛的朋友們來說，他早在成為總統之前就是「首領」了。他的朋友起碼數百人，學者、記者、商人、外交家……但他從未建起一台個人的政治機器，他親密的朋友也很少是政治家。他們形成了一種寬鬆的兄弟情誼——由於他們對胡佛的極度忠誠，他們彼此也是忠誠的。

  赫伯特·胡佛最終是帶著雄心勃勃的社會改良計劃擔任總統職務的。白宮關於兒童健康和保護、關於住宅建築和住房供應的一系列會議、總統關於社會趨勢的調查委員會、他對美國生活各部門改革的具體建議，都帶有很容易被某項偶發事件或方案挫敗的痕跡。

  這是一個悲劇性的總統任期。最具悲劇性的，莫過於從11月選舉開始到羅斯福次年3月就職之間的最後四個月。為了了解當時的情況，我們必須先回顧到1932年，當時蕭條已經得到抑制，經濟開始漸漸恢復。「1932年下半年開始的好轉是不容置疑的，」民主黨的《紐約時報》在1934年6月16日的社論里寫道，「但這種被明顯恢復的信心，卻在1933年2月被突然逆轉，也同樣是事實。」這種新信心被選舉的結果所湮沒。商業癱瘓、銀行提款火箭式上升，股票價格急劇下跌。胡佛已避開了三年的恐慌又「行將發生了」。

  由胡佛敗選觸發的衰落達到了恐慌程度，他的繼任者接任時銀行甚至停止營業。無論人們對之前幾年作何評價，終究，這種垮台不是與即將離任的政府，而是與即將繼任的政府有更大關係。因此，全部的責任也都由神話製造者推卸到胡佛身上。胡佛成了每一種新麻煩的替罪羊，顯著例子是由不滿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老兵在1932年7月舉行的著名的出征獎金[310]遊行提供的——如今的民間版本堅決認定是胡佛的聯邦「武裝警察」射殺了老兵。

  然而這裡面一點事實根據都沒有。這種說辭也依然可從敵對勢力對胡佛的攻擊中找到。在地方警察和暴亂者之間的衝突中，兩名老兵被殺死，數人受傷，隨後美國軍隊才趕到現場。事實上，正因為這樣才喚來軍隊。這裡引用當時的國防部長派屈克·赫爾利將軍給我的一封來信——「美國軍隊到來之後，沒有人放一槍，也沒有人受重傷。法律和秩序在華盛頓恢復了。」

  好在命運對我們的第三十一任總統是慷慨的，因為讓他足夠長壽，能看到自己重新得到公眾歡心的時刻。儘管如此，他依然是那位「未知的前總統」。他個性的許多方面仍然向公眾隱瞞著。譬如，人們通常並不知道，胡佛對研究和知識的愛好，跟他對釣魚的愛好一樣強烈，可人們對他愛好釣魚說得太多。他在1909年出版的《採礦原理》一書，曾經位列該領域文獻中很高的位置。在中國管理龐大資產的同時，他還曾抽空撰寫過有關中國數學的論文。五年來，他和胡佛夫人一直在翻譯追溯到1556年的阿格里科拉[311]的《金屬學》。好幾代的拉丁語學者們都未能把這一經典著作翻譯成英語，因為他們缺乏技術知識，胡佛夫婦做到了。

  關於戰爭、革命與和平的宏偉的胡佛圖書館——史丹福大學的驕傲——也是他喜歡精確知識的表現。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胡佛在大量的勞動當中，開始搜集極其重要的戰爭文件，否則後世便失傳了。從那以後，他一直堅持搜集。俄國革命和內戰的無價記載——三大卡車資料是在列寧的幫助下運走的——存放在帕洛阿爾托，連同一起的還有諸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參謀部檔案、關於地下抵抗運動記錄的資料、被鎮壓的波羅的海共和國有用的檔案等等非常寶貴的發現。

  有的人秘密地實行犯罪，但是胡佛卻將這個傳統顛倒過來。他是少數幾個秘密地實行美德的人。他竭盡全力地隱瞞他的善行，尤其向那些通過這些善行受益的人隱瞞。他會為貧窮的個人匿名爭取一份工作、一項貸款或一些別的幫助。若有的話，也只是數年之後，他們才發現究竟是誰在支持這件事。

  同時，胡佛個性的特點，是他對兒童的無限關心。他的每個合伙人遲早都會對此這樣議論。其中兩位合伙人吐露他們曾見過「老大」流淚。儘管事情已相隔二十多年了，但他們卻都談到胡佛對兒童的苦難遭遇極其敏感。

  第一件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兒童饑荒救濟運動正在進行中，大約三十名頑童拜訪了胡佛。每個人溫熱的、不太乾淨的手心裡都緊緊抓著一把美分：他們要為基金捐款。胡佛開始與他們攀談起來，但他眼裡突然充滿淚水，趕緊走開去掩飾自己的眼淚。第二件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他紐約的套房裡——提供信息的人當時在場，一位來訪者正在詳細描述受納粹控制的國家裡，幼小兒童所受的煎熬。胡佛突然走向窗口，背朝著房間。他的肩膀因嗚咽而開始顫動時，其他人尷尬地把臉掉轉了過去。

  從童年時代開始，在胡佛的生活中，工作一直比玩耍多，多到無法比擬。而他最喜愛的娛樂，也不過是和一些要好的朋友釣魚或野營而已。他的工作能力和體力是傳奇式的。在白宮的關鍵時期，他的大多數職員在胡佛的飲食起居制度下身體簡直都垮了——典型的一天從早晨六點開始，直到將近半夜才結束。

  從1946年曾和胡佛在一次環球旅行中相伴的弗蘭克·梅森寫回家的一封信上，我找到了這麼一段文字：「好幾位船員都病了，甚至包括我們的雷伊醫生也臥床一天。只有首領[312]自始至終在冷靜地用鉛筆繼續記錄他的談話，然後交給休戈·邁耶去抄寫。他以奇蹟般的方式在極快的生活節奏下經受住了考驗。」

  胡佛的記憶力近乎驚人。他博覽群書——從經濟學、社會學著作到神秘小說，什麼都讀。他能坐下來一口氣貪婪地讀完一本大部頭的書，並能很好地記住他所閱讀的——對其測試足以過關。1946年訪問上海時，美國高級軍官將地圖攤在地板上，解釋中國複雜的軍事狀況。這時，憑著將近半個世紀前的經驗和記憶，他竟提供出了那些偏僻地區當地地形的詳盡無遺的細節。軍官們都被這種超群的記憶力驚呆了。

  然而，最能揭示他個性的，還是親密朋友們所講的、他那些天生的謙卑，以及種種逃避聚光燈的故事。他當總統後最心煩的一件事，就是當參加貴格會教徒會議時，總有不斷出現的衛兵、記者和攝影師。而有個星期天，他終於逃脫了監視。

  早餐時，胡佛夫人對他們的客人里卡德夫婦宣布，她聽說巴爾的摩附近某處有個小聚會所。於是像共謀者一樣，胡佛家和里卡德家偷偷溜出白宮，驅車來到這個小祈禱室。這裡只有十幾個禮拜者，沒有人會注意到新來的人，這是貴格會教徒的規矩。在長時間默默地冥想之後，來自華盛頓的這夥人動身回家。總統吐露，這是他真正快樂的一天。

  赫伯特·胡佛的壽命長且生活多樣化，因此他的經歷超出大多數人：從林肯式的貧窮到富裕，從普通手工勞動到總統職位，從全球生意到全球善舉。但即便如此，這些多樣性中始終存在著一幅看得清的圖案——一個時期的線條不斷地在其他各時期的圖樣中重複顯現。

  1938年，他訪問挪威首都奧斯陸，一個農民從很遠的地方趕來，渴望見他。這個挪威人帶來了一件男孩的夾克衫，他對這位美國客人解釋說，這件小孩的衣服是胡佛救濟的紀念品，已保留了將近20年，這次是專程前來感謝他的。

  1946年，胡佛抵達布魯塞爾時，引來成千上萬歡呼的人群。他們當中許多人把自己三十多年前能倖存歸功於胡佛的救援工作。在貝爾格勒，一位狄托的內閣成員、外交部部長西米奇在公開的歡迎會上宣稱：「要不是有三十年前胡佛在塞爾維亞的救濟，我今晚就無法坐在這兒。」

  在華沙，一名女醫生在開會過程中突然脫口而出，說多虧胡佛她才活下來：她是由他的救援機構餵養的千百萬東歐兒童的一員。然後，她轉向大會主席台的官員。「爽快地承認，」她說，「要不是有胡佛先生的糧食，你們也不能在這兒。」他們都莊重地承認這一事實。

  幾周之後在上海，兩位社會地位突出的中國婦女，分別要求向這位美國前總統表示敬意。令人詫異的是，她們各自都講著同樣的故事：在1900年義和團運動期間，她們被胡佛家收留，而另一些較不幸運的兒童的生命卻被扼殺。

  即便到了七十歲，退休的想法還從未進入胡佛的腦子裡。他繼續公益服務、慈善工作、歷史著述，使一批秘書和研究人員忙來忙去。由第一胡佛委員會對政府運作所做的為期兩年的重要研究，已於1949年完成。委員會大約70%的建議在接下來的年份都被採納，政府因此估計一年可節省二十億美元。1953年晚些時候，國會又設立了另一個這樣的委員會。此時胡佛已接近八十歲，但仍然再次同意帶領這個委員會。在二十個月緊張的工作中，他組織和監督了大約二十個特別工作組。大部分報告都是他親自寫的——曾對政府的行政部門進行了最全面的分析。

  在這些暮年歲月里，這位前總統出版了三卷《回憶錄》、一部四卷本的始於比利時救濟的美國國外慈善史，以及其他書籍。其中，《伍德羅·威爾遜的苦難經歷》吸引了最大的讀者群，也最受歡迎。同時，美國男童俱樂部、帕洛阿爾托的胡佛圖書館、醫療教育的基金籌措及其他慈善事業，花費了他大部分精力，然而他依然繼續對公共事務進行著廣泛的演講和寫作。直到85歲，逐漸增加的年齡才漸漸開始奪去他強健的體質。

  是的，在胡佛多彩的生涯里有一幅圖案，其特色的設計是慈悲。時間的考驗或者政治宣傳的惡意，都無法使它變得模糊。愛荷華州西布蘭奇村落里的那位說話輕柔的女講道者[313]，沒有白活。

  尤金·萊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