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達爾文的進化論

  達爾文（1809—1882），英國博物學家、進化論的創始者、進化生物學的奠基人，著有《物種起源》《人類的起源及性的選擇》等。

  1831年，英王陛下的「小獵犬」號方帆雙桅船揚帆出海，從事環球勘測考察的人們不會想到，這將是自從哥倫布以來最重要的一次航程。該船的博物學家，年輕的達爾文先生一點兒也不知道，他即將發現一塊知識的新大陸。查爾斯·達爾文年僅22歲，剛從劍橋大學畢業，是一位謙讓、敏感、說話溫柔的人。他幾乎不斷地在遭受著暈船的折磨。然而，他敏捷的頭腦和好奇心絲毫沒有減弱，他善於對一切事物做出解釋。他不能只是接受一個事實，他得找出這一事實是怎麼引起的。

  一上岸，踏上無人居住的加拉帕戈斯群島時，達爾文就好奇得如同一隻狗的鼻子。該群島位於太平洋最荒涼的赤道無風帶，距南美洲海岸有數百英里。這是一座過去地質時期的活的博物館，在那兒早就該滅絕的大蜥蜴與陸上的大烏龜混雜在一起，華麗的巨蟹在吼叫的海獅間爬行。人類對這個伊甸園的動物來說太陌生了，以致一隻鷹讓人用一根棍子從樹上敲了下來，而地面上的鴿子毫無顧忌地停在勘探者的肩上。

  但是，達爾文發現這一與世隔絕的群島上有著更令人驚異的事實：與氣候和土壤條件類似的島嶼相比，這裡具有其獨特的動物群。例如，有一群雀科鳴鳥。它們顯然與在南美洲大陸類似的鳥類都有親緣關係。然而沒有兩個島嶼擁有完全相同的種類。

  達爾文發現，雀科鳴鳥的情況如此，地面上的鴿子、蜥蜴、烏龜、昆蟲和蝸牛的情況也是這樣。可是，為什麼大自然會毫無道理地為附近的島嶼，創造親緣關係密切卻形體各異的種類呢？這是不符合邏輯的。但在當時，懷疑近百萬種從宇宙萬物的第一天就已在世界存在的動植物種類，不僅是公然蔑視《創世記》[246]的權威，而且也是公然蔑視最主要的科學家的權威。

  達爾文的日記記錄了他偉大的第一次挑戰：「人們可能會認為，一個物種因不同的目的已被改變。在這些荒蕪的、多岩石的小島上，我們似乎被帶到更接近最神秘之處，即地球上首次新生物的出現。」

  「小獵犬」號連續航行了5年——到過塔希提島、紐西蘭、塔斯馬尼亞、澳大利亞、阿森松島、維德角群島和亞速爾群島。無論在哪裡，島嶼生活為達爾文提出同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並暗示著同一個難以置信的答案。

  達爾文回到英國後，就再也沒有離開過。由於他有趣的信件和傑出的標本採集，他已是個有些名氣的年輕人。終於，他因對珊瑚環礁起源的研究工作，以及對海洋生物的研究而贏得了聲譽。但關於他的學說的秘密，他只讓他的一兩位朋友知情，秘密裝在一本袖珍筆記本里。在裡面，他耐心地記錄似乎與他的見解有關的所有證據。他拜訪動物飼養員和植物培育員，不斷地研究他們的記錄。他買來鴿子——他所能獲得的各種鴿子——並飼養、研究和解剖它們。雖然，家鴿都是從普通的歐洲原鴿遺傳下來的，但達爾文發現，由於養鴿行家多世紀選擇的結果，凸胸鴿、扇尾鴿、信鴿和翻頭鴿彼此非常不同，以至於一個動物學家如果在曠野遇到它們，肯定會把它們分為不同種類的。達爾文還看出，狗和各種小麥的情況也是一樣。因此，也許進化不僅發生在過去數百年與世隔絕的荒島，進化似乎就在他的眼皮底下進行著。

  達爾文持續20年耐心地致力於這一學說的研究，沒有想過名望之類的私心雜念，也很少發表文章。他最後對一位朋友吐露秘密：「終於展現出光明了，我幾乎確信（與我著手開始研究時的觀點很不同），物種不是永遠不變的（這猶如坦白一項謀殺罪）。」但謀殺罪將會暴露，一天在餐桌上他打開了一封信。這封來信的見解太像是他自己的理論了，因此，遠方的寫信人可能已窺探過達爾文231頁未發表的手稿。外出在東印度群島的著名的動物學採集者艾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247]生病了，在他發燒時奇怪的幻覺中，他看見了大自然如何豐富這個世界。

  

  華萊士寫道：「與過去的看法不同，物種的變異是沒有極限的。野生動物的生活是一場為生存的鬥爭。物種的充裕和稀少，取決於有多少完全適應生存條件。有用的變種往往會增加，無用的或有害的變種會減少；優良的品種將最終根除原先的物種。大自然是依靠微小的步伐在進步著的。」

  「為生存鬥爭」「適應條件」「靠微小步伐進步的傾向」——這些正是達爾文所說的話！達爾文對自己的發現受到這樣的確認感到興奮，同時也深深地為這一發現給科學倫理學提出的問題感到困惑。他現在怎麼既發表自己的發現，又不會好像偷了遠處的這位科學家的思想呢？他們終於找到了一個明智的解決辦法——兩個人都同意在下一次林奈協會[248]的學術會上，聯合發表自然選擇的進化新學說。

  1858年那個銘記歷史的夜晚提出的論據是這樣的：

  第一個論據：生物以幾何比率（靠乘法）繁殖。

  第二個論據：但從長遠的觀點看來，任何物種個體的數目，傾向於保持或多或少的長久不變。

  從上述兩個論據推論：個體之間和物種之間的競爭，使它們的數目減少。這就是為生存進行的鬥爭。

  第三個論據：所有的生物傾向於顯著的變異。沒有兩個個體是完全一樣的，在同一物種之內有些是顯然不同的。雖然並非一切變異是可遺傳的，但試驗性的繁殖表明有些變異是可遺傳的。

  從以上這些論據推論：既然存在著為生存的鬥爭，而且並非所有的個體是相同的，有些變異將會存活下來，因為那些差異給了它們些許的優勢。劣勢的變異將被消滅，這就是自然選擇。

  結論：由於世世代代不斷延續，自然選擇傾向於積累足夠微小的差異，以達到重大的差異。這就是進化論。

  會後，林奈協會眾說紛紜。假如華萊士和達爾文是正確的，那麼許多年紀較大的人畢生的事業都過時了。另一方面，迄今已滅種的動植物的神秘化石，開始提供了一幅甚至比字面上的《聖經》的解釋更使人震驚的繼續創世的景象。第二年，達爾文出版了《物種起源》。第一版在出版當天售罄。很快就颳起了一場爭論的風暴。這人瘋了！這人是個天才！這人正在製造科學的無政府狀態！

  教會中的自由勢力，早已在權威的蓋子下面沸騰了。隨著《物種起源》的出版，討論失去控制。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原教旨主義者憤怒地喊道：如果你們不照字義地接受福音書中的真理，你們就會打開懷疑的防洪閘門，將一切道德標準衝掉。廢話！振奮的思想家們喊道：這是真理的新自由。

  這就是塞繆爾·威爾伯福斯主教為何終於接受生物學家托馬斯·赫胥黎[249]——達爾文暴躁的年輕鬥士，在牛津大學進行一場辯論的挑戰的原因。大會堂擠得滿滿的。女士們向英俊的、口若懸河的威爾伯福斯主教揮動她們的手帕。許多牧師到場，不屈不撓地捍衛公共道德。科學家們聚攏來觀看「油滑的薩姆」（他們這樣稱呼主教）被徹底擊敗。

  威爾伯福斯予以回擊的這套科學，如果在20年前那是完全正確的。可是他並不單獨依賴這個，他還進行嘲弄。作為最後粉碎性的一擊，他轉向赫胥黎說道，「這位先生，」他問道，「祖父或祖母的血統與猴子有親戚關係嗎？」

  年輕的赫胥黎跳了起來，反駁道：「我寧願自己是從我父母家系的一隻猴子遺傳下來的，也不願從在討論他一無所知的議題中，利用自己的高明的口才，激起宗教歧視的那個人身上遺傳下來。」牧師們發出一陣狂怒的咆哮聲，而牛津大學的學生們則發出快樂的喊叫聲。這一天是屬於赫胥黎的——也是屬於達爾文的。

  這時候達爾文正在肯特郡鄉村的家裡，過著遠離塵世的生活。達爾文說，他寧願死去，也不願參加牛津大學的辯論。達爾文有理由選擇過家庭生活。他正遭受疾病的折磨，最低程度的激動都會使他生病。安寧和平靜對他的研究工作是必要的，每年他都會有新作出版。《人類的遺傳》追溯了人類動物的系譜，重新引起來自教會的憤怒。達爾文並不害怕，又寫了《人類和動物的情感表達》一書，把我們最珍視的人類特性追溯到野獸。正當他的批評家們以為他要對人類的進行另一次「不虔敬的攻擊」時，他卻發表了有關蘭花的施肥方法，或櫻草避免近親繁殖的方法的研究，使他們摸不著頭腦。

  他的敵人確信，達爾文的生活一定有支持其自由思想的道德弱點，於是徒勞地對它進行仔細的檢查。他們所能發現的，是一位在花花草草和孩子們中間打發日子的溫和的老人，花草和孩子是他的兩項最大的樂趣。他從未曾說過一句否認上帝或否認人類靈魂的話。

  在科學家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像達爾文這樣受到如此愛戴。在他上了年紀進入科學大會會堂時，全體觀眾起立鼓掌。很難相信，這位溫和的人，一直是該世紀自然科學最劇烈的鬥爭的中心。實際上，他對於這場鬥爭一直不感興趣。他像一位勤勞的園丁，年復一年地挖掘著豐富思想的一大塊一大塊的厚土，很少注意在井然耕作一行行植物時，跟著他上上下下飛過的鳥兒的啾鳴爭吵。

  可是達爾文對待科學的批評，總是聚精會神地傾聽。因為他隨時準備丟棄自己最受珍愛的學說，以便支持更好的學說。而這種批評一直在尋找較好的學說。科學批評提出反對，說自然選擇只能破壞，不能創造，也不能解釋自然選擇對其起作用的最初的變異。孟德爾[250]關於遺傳的意義的重要研究著作，有助於回答這些問題，卻在達爾文去世之後才出版。作為一門科學的遺傳學在他生前尚未誕生。突變學說——即突然和重大跳躍的進化，而不是微小步伐的進化——尚未被德弗里斯[251]弄懂。但是後來的發現並沒有將達爾文學說丟棄；相反地，它們支持和完成他進化論的描述。因為進化早已不僅是一種理論，而是被幾乎所有科學家作為事實接受了。

  達爾文不是進化的第一個發現者，哥倫布同樣也不是第一個發現美洲的，但是達爾文是第一個堅定不移地確定進化事實的人。他的發現產生的推動作用已傳播開來，遠遠超出生物學領域。天文學家現在談及恆星的進化；物理學家在所有物質的東西中找到進化；歷史如今是根據進化來考量的；社會學家認識到社會的進化。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太陽、人類對上帝的概念、國家主權等都不是一成不變的。

  與亞伯拉罕·林肯同一天誕生（1809年2月12日）的查爾斯·達爾文的生命，於1882年4月19日平靜地結束——除了其偉大的智力冒險經歷外，是平凡的一生。他曾要求被葬在他家鄉，可是英國民族聲稱要擁有他的遺體。他的靈柩被抬到威斯敏斯特教堂——抬靈柩的人包括赫胥黎、華萊士和詹姆斯·拉塞爾·洛威爾[252]——放進艾薩克·牛頓爵士旁邊的教堂墓穴里。因此，這兒體面地安息著一位在文明進展中曾經成長起來的最優秀的智人[253]典範。

  唐納德·卡爾羅斯·皮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