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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為深刻的是，魯迅已經指出，中國式的「吃人」在許多情況下並非公開地吃，而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地吃，以「道德」的名義、「仁義禮智」「忠孝」的名義吃。這種用「道德」包裹著陰毒、強橫的制度和文化，不僅使最有道德的人——如《一件小事》里的車夫、《故鄉》里的閏土、《祝福》里的祥林嫂等——淪為社會上最貧賤的人，使最無廉恥的人成了君王、官吏、士紳，而且用一種無規則「遊戲」造成了恐怖，極大地毒害了心靈。人們不能不相信「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不能不害怕種種「不明飛行物」，不能不幻想「閉目塞聽」以忘卻不斷襲來的騷擾和災禍，不能不學會用心靈迅速化解矛盾、屈辱的方法。慣於使用「精神勝利法」以自安自慰的阿Q就是具有這種心態的典型人物。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敢於冒險一逞的竊國大盜、豪強勢力、亡命之徒才能占盡天下便宜，成為主宰天下的「主人」，而廣大民眾就只能成為奴隸。所以魯迅說，對於廣大民眾來說，中國歷史只有兩種時代，「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41]。而且，即使是暫時做穩了「主子」的人，因同樣逃避不了無規則「遊戲」的恐怖，也隨時準備做奴隸。「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孫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晉之後，簡直像一個幫閒；宋徽宗在位時，不可一世，而被擄後偏會含垢忍辱。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42]《阿Q正傳》里的趙太爺、趙白眼是未莊的「主子」，待到阿Q「革命」時，不也「怯怯地迎著低聲的」叫他「老Q」或「惴惴的」叫他「Q哥」嗎？因而，中國出產的實際上都是奴隸或奴才。同時，暫時做穩了「奴隸」的人，也很可能比暴君更暴，常常乘機做幾回更暴的「暴君」：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

  暴君的臣民，只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

  自己的本領只是「倖免」。

  從「倖免」里又選出犧牲，供給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誰也不明白。死的說「阿呀」，活的高興著。[43]

  阿Q暢想「革命」時，不是眉飛色舞地想像要將小D、趙太爺、秀才、假洋鬼子、王胡的頭一排砍去，占盡元寶、洋錢、洋紗衫、寧式床，挑盡趙司晨的妹子、郭七嫂的女兒、假洋鬼子的老婆、秀才的老婆、吳媽嗎？何況，泱泱大國里還有許許多多愛看殺頭的「看客」！

  所以，中國人實際上又可能是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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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在只有暴君和奴隸互相滲透、互相輪迴的國土上，到處只有「獅子似的凶心，兔子似的怯弱，狐狸的狡猾」[44]，根本沒有真正的人。即使也有「戰鬥」，也有「革命」，也有建立「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的舉措，但一切在這裡都變了顏色，都令人失望、幻滅：

  稱為神的和稱為魔的戰鬥了，並非爭奪天國，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所以無論誰勝，地獄至今也還是照樣的地獄。[45]

  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又自覺得自己正和這「舊的」一氣。[46]

  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為濟私助焰之具。[47]

  即如魯迅自己，在革命營壘里也親眼看到了種種怪現象：有的人「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惟一的業績」，「有些人手執皮鞭，亂打苦工的脊背，自以為是革命的大人物」，有的人「白天裡講些冠冕堂皇的話，暗夜裡進行一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有的人慣於「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有的人喜歡「化了裝從背後」給戰友一刀，從背後放「暗箭」，「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有的人「造謠生事，害人賣友，幾乎視若當然，而最可怕的是動輒要你生命」；「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飄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鬥，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嘁嘁喳喳，招是生非，搬弄口舌，絕不在大處著眼。這衣缽流傳不絕」[48]……

  所以，魯迅憤怒地指出：「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49]他還認為中國只有使國人自覺到了人生深邃的意義，確立和發揚了「個性」，才能由「沙聚之邦」轉而為「人國」[50]。

  那麼，怎樣才能使中國人具有「人」的資格，使中國成為「人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