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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蔣、王之後，對悲劇問題發表過有影響意見的是胡適、魯迅。撰寫悲劇問題專著的，有朱光潛。

  胡適對悲劇問題發表的意見見於1918年發表的《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34]一文。從該文看，胡適對西方悲劇觀念比較熟悉，他概括道：

  悲劇觀念：第一，便是承認人類最摯最深沉的情感不在眉開眼笑之時，乃在悲哀不滿意無可奈何的時節；第二，即是承認人類親見別人遭遇悲慘可憐的境地時都能發生一種至誠的同情，都能暫時把個人小我的悲歡哀樂一齊消納在這種至誠高尚的同情之中；第三，即是承認世上的人無時無地沒有極悲極慘的傷心境地，不是天地不仁，「造化弄人」（此希臘悲劇中最普通的觀念），便是社會不良使個人消磨志氣，墮落人格，陷入罪惡不能自脫（此近世悲劇最普通的觀念）。有這種悲觀的觀念，故能發生各種思力深沉、意味深長、感人最烈、發人猛省的文學。

  這種概括顯然也代表了胡適本人對悲劇問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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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承認，胡適對悲劇觀念第一點看法比較深細。悲哀才能產生深邃之情、深沉之思，是人生中一個很細微、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發憤著書」「詩文窮而後工」諸說，都與這一現象相聯繫。從反面推斷，沒有憤懣、窮苦感受、悲哀不幸體驗的人是情感膚淺、思力薄弱的人，不許抒發憤懣、窮苦、悲哀之情的時代是只能培養淺薄之徒的時代。其中道理，追溯挖掘下去，可以寫成洋洋大著，可惜胡適沒有深論。

  第二點看法涉及同情心問題。沒有同情心的確意識不到別人的悲慘遭遇。但同情心如何產生，是一個更有深度的問題。有人認為同情是人的本能，但事實上沒有這種「本能」的人並不少，有人甚至以製造他人的痛苦為自己的快樂。有人認為它來源於利己主義考慮，認為這種考慮可以抑制狹隘的私慾而對他人產生同情，但這種考慮既可能使同情變成施恩式的憐憫或利益交換式的試探，又可能使同情在涉及個人私利的「關鍵時刻」遽爾消失。基督教認為同情來源於對人類共有的「原罪」的意識，它把同情建立在人產共同的苦難之上，但「原罪」信仰依靠一個很難承受追問的神話或不無神秘感的隱喻來支撐，很不穩固。只要人們認為上帝不存在或宣布上帝死了，建立在「原罪」意識上的同情心就要發生動搖乃至於被摧毀。叔本華認為同情心建立在對自身苦難的體驗以及反觀意志本體，推己及人，發現「意志同一」的人類在承受共同苦難這一基礎上，將基督教神話轉化為一種體驗和直觀，雖然在邏輯上不無可以指責之處（如人既然具有推己及人的能力，為什麼不在受「個物化原理」支配時將所獲苦樂推己及人，一定要到超越時空形式和「個物化原理」反觀自身本體是意志時才運用推己及人能力得出「意志同一」結論等），但不失為一種滌除了同情心上附著的神秘主義和利己主義雜質的嘗試。而不同的同情心理論將導致不同的對待他人的態度和方式，也將導致不同的對待悲劇的態度。因而，談論悲劇觀念時涉及了同情心而又不對同情心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也是一個遺憾。

  第三點意見的第一句話語意含混。它究竟是說世上每個個體都「無時無地沒有極悲極慘的傷心境地」，還是說全體人類中「無時無地」不發生一些「極悲極慘」的事件？不明確。依照第一種理解，則生命就是悲劇；依照第二種理解，則悲劇只是人類生活中經常發生的現象，並不意味著每個個體無時無地不處在悲劇之中。這就會導致不同的悲劇理論，在悲劇可否避免的問題上發生分歧。下文是對西方悲劇史的簡介，點出了「命運悲劇」和「社會悲劇」兩種不同類型的悲劇，而將「性格悲劇」納入「社會悲劇」之中。在胡適看來，社會悲劇是可以通過社會改良來減輕或避免的，命運悲劇是否可以僥倖避免，他沒有說。如果不可，則第一句話應作上述第一種理解；如果可以，則應該作第二種理解（如果社會悲劇尚未消除的話），甚至可以得出「人生可能無悲劇」的結論（如果社會悲劇消除了，命運悲劇又僥倖避免了）。很顯然，胡適對這些問題都沒有進行深入分析。他對悲劇問題研究的深度顯然不及王國維。

  帶著這種比較膚淺和含混的悲劇觀念，胡適也批評了中國人的「團圓的迷信」：

  中國人最缺乏的是悲劇的觀念，無論是小說，是戲劇，總是一個美滿的團圓……這種「團圓的迷信」乃是中國人思想薄弱的鐵證。做書的人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顛倒是非，便是生離死別，他卻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偏要說善惡分明，報應昭彰。他閉著眼睛不肯看天下人的悲劇慘劇，不肯老老實實寫天工的顛倒殘酷，他只圖說一個紙上的大快人心。這便是說謊的文學。更進一層說，團圓快樂的文字填完了，至多不過能使人覺得一種滿意的觀念，絕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動，絕不能引人到徹底的覺悟，絕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

  從這段話看，他說「世上的事不是顛倒是非，就是生離死別」，無所謂「善惡分明，報應昭彰」，似乎是一個「人生就是悲劇」論者，所謂「深沉的感動」「徹底的覺悟」「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似乎也要將人引導到王國維悲劇觀上去。但是，他在評論《紅樓夢》亦即《石頭記》時，態度卻與王國維有所不同：

  例如《石頭記》寫黛玉與寶玉一個死了，一個出家做和尚去了，這種不滿意的結果方才可以使人傷心感嘆，使人覺悟家庭專制的罪惡，使人對人生問題和家庭社會問題發生一種反省。

  這種「覺悟」和「反省」究竟指向解脫還是指向祈求正義的勝利又模糊了。

  雖然如此，他還是希望國人借鑑西方的悲劇觀念這服「絕妙良藥」以「醫治我們中國那種說謊作偽思想淺薄」的毛病，不再杜撰那些「腦筋簡單、思力薄弱」「不耐人尋思、不能引人反省」的「大團圓」文學。

  看來，胡適既想用悲劇觀念治「當下之事」，批判傳統，改良社會，又想用悲劇觀念治「久遠之心」，使中國人改變「說謊作偽」的作風，去掉「腦筋簡單、思力薄弱」的毛病，培養摯深沉的思想情感和至誠高尚的情懷。

  遺憾的又是，他未及深論，又忙於政治或鍾情於考證去了。這究竟是因為20世紀的中國災禍頻仍，誕生不了平心靜氣思考問題、力求深刻的思想家，還是胡適也和他所批評的中國人一樣，「腦筋簡單、思力薄弱」？

  天耶？人耶？吾不知也。但一個具備了思考悲劇問題條件的人在悲劇問題面前作了一番鳥瞰，說了一些確有感悟的話又匆匆走過，離去，不能不令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