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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直接談悲劇問題的文字同樣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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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在1924年發表的《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中對中國古代小說往往曲終奏雅，以「大團圓」為結尾提出了批評：

  這是因為中國人的心理，是很喜歡團圓的，所以必至於此，大概人生現實的缺陷，中國人也很知道，但不願意說出來；因為一說出來，就要發生「怎樣補救這缺點」的問題，或者免不了要煩悶，現在倘在小說里敘了人生的缺陷，便要使讀者感著不快。所以凡是歷史上不團圓的，在小說里往往給他團圓；沒有報應的，給他報應，互相欺騙——這實在是關於國民性的問題。

  接著，他又在1925年發表的《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批評中國許多人患有「十景病」亦即「圓滿病」時說：

  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但悲壯滑稽卻都是十景病的仇敵，因為都有破壞性，雖然所破壞的方面各不同。中國如十景病尚存，則不但盧梭他們似的瘋子絕不產生，並且也絕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只是喜劇底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的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帶了十景病。

  除此而外，他便沒有直接議論悲劇問題的文字。

  從上面這兩段文字看，魯迅說到了三點：

  其一，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的文學樣式。悲劇的產生來源於人覺得人生有價值的東西被毀滅了。

  其二，患有「十景病」亦即「圓滿病」的中國人總是滿足於任何現實生活，總是要把任何現實生活粉飾得十分圓滿，從來不覺得人生有價值的東西被毀滅了。他們是以無價值為價值的喜劇人物或根本沒有價值觀念的非喜劇非悲劇人物。

  其三，中國人即使感到了「人生現實的缺陷」，也不願意說出來，因為一說出來就會引出種種麻煩：破壞「十景病」、圓滿夢；引起不快、煩悶；要思考「怎樣補救」的問題。

  這也就是說，悲劇產生於有鮮明價值觀念的心靈對現實價值的評判。這種心靈能發現現實中哪些是有價值的東西，哪些是無價值的東西。價值的毀滅，會引起悲劇意識；無價值的張揚，會引起喜劇意識。有「缺陷」的「人生現實」，一定會使人「悲喜交集」。而人就應該在這種「悲喜交集」中去憤怒，去揭發，去批判，去戰鬥，去破壞，去建設，以使現實生活更符合自己的價值觀念。

  然而，仔細思索魯迅的話，又會發現中國人不是沒有價值觀念，而是有一個渴求十全十美的「圓滿」的價值觀念。但這個價值觀念不是用來評判現實的，而是用來評價心靈的。它要求心靈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保持平衡，享受十全十美的「圓滿」。要維持這種「圓滿」，最好的辦法當然是閉目塞聽，什麼也不看，什麼也不聽，以免任何看和聽打破心靈的平衡。閉目塞聽做不到，就必須學會迅速在心靈中化解任何矛盾的本領，讓任何矛盾一進入心靈都鈍化、圓化、冰釋、杳無蹤跡，只留下一汪春水、一縷春風，或比春水、春風、更抽象的亦有亦無、非有非無、非亦有亦無、非非有非無、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的「空」，讓心靈永遠在這種「空」中充滿「其樂也融融」「其樂也泄泄」的樂趣。如果有機會，又很容易，就在現實中建構「十景」，讓「點心有十樣錦，菜有十碗，音樂有十番，閻羅有十殿，藥有十全大補，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犯人的劣跡或罪狀有十條；如果沒有機會又不容易，就在夢中或文藝中幻造「黃粱之夢」「南柯之夢」「天下人終成眷屬」之夢、「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之夢、「大團圓」之夢。總之，宇宙人生有缺陷就讓它有缺陷，最要緊的是心靈要平衡，圓滿之夢不能破壞。

  正由於此，中國人也就看不到魯迅所說的悲劇和喜劇，即使看到了，他也不說、不思，以免引起不快、煩悶、煩惱、鬥爭。在他們眼裡，為悲劇而流淚，為喜劇而發笑，進而要破壞乃至掃除既定「軌道」，「大呼猛進」的盧梭、斯諦納爾、尼采、托爾斯泰們都是「瘋子」，都是悲劇或喜劇人物。

  這意味著魯迅從中國沒有悲劇和喜劇只有「大團圓」式的「樂劇」這一現象出發，發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念，一種是關懷現實是否符合人的理想的價值觀念，一種是關懷心靈能否保持平衡的價值觀念。那麼，魯迅認為人的理想是什麼，就是十分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