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的故事》

  《堯的故事》（現代出版社）是一部抒情之作。

  小說寫得抒情，往往源於作者情動於中而溢於事。抒情，是作家陳修齡小說寫作的底色。他會製造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也會暗示社會人生的某些觀點，然而，在他文字的行進當中，在他小說戛然停下的地方，總要伴隨著來自他心底的嘆息、微笑、歡樂、淚水乃至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暗示。他的長篇小說《美人魚的海港》《播種春天的部落》，中短篇小說集《五省巡按》《香靈》，以及電視劇劇本《中國有條紅水河》，大體就是這樣一種敘事抒情的路數。他的小說不以敘事見長，這是不是與他先天視力就很差的身體條件相關，我們不得而知。我也不曾向這位老朋友求證過。可他的小說就是如此這般演繹的。

  他的新作《堯的春天》更是一部抒情之作。所以說「更是」，乃是因為小說寫作的衝動首先緣於作者對我們民族始祖和源流的憧憬與深愛，而這種憧憬與深愛又並不局限於具體的人和事，這與其他題材小說的寫作路數很不一樣。在這裡，不是因事而生情，恰恰相反，情緒是基礎，情緒是故事，情緒是一切，作品不可能不是情緒的——抒情的。這部書抒發的是一個現代國人對華夏遠古文明的神往之意、讚美之情。堯帝創建中華最早古國——唐國的傳奇故事，也是最早的中國故事，裡面有堯帝與民眾共度艱難的描繪，有天人合一的神秘，有萬邦和合的熱情，有對人類社會禪讓制的讚頌，這些情緒無不蘊含著作者對遠古先人的美好想像和對現實社會的某種勸喻。儘管這種想像和勸喻看起來是那麼落於童話的窠臼，卻也讓我們理解到此中的一番苦心。

  《堯的故事》是一部想像之作。

  在通常的看法裡，認為小說是所有虛構性散文寫作中比較強調寫實的一種，然而，寫過小說的人不能不承認，大多數情形是，一部小說的寫作完成，最需要的還是作者的想像力，因為小說寫作的主要特點便是虛構，虛構當然是一種想像。然而，一部歷史小說被稱為想像之作，往往不是一件好事。在通常讀者的閱讀預期里，歷史小說可以捎帶學習史實，如果一部歷史小說想像力過於豐富，那麼受到讀者拒斥的危險極大，除非作品達到《三國演義》《西遊記》《封神榜》那樣的超乎史實而趨於演義或者神怪。「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是一種馳騁的思想，「大鬧天宮」是一種超自然力的想像，而「煮酒論英雄」何嘗不是一種寫實的想像。可以這麼說，沒有歷史就沒有歷史小說，而沒有想像同樣也沒有歷史小說。

  歷史小說的寫作，當今人的歷史知識不足時，想像力必定會出來幫忙。也就是說，年代越靠近當下的歷史小說，其故事越接近於史實；反之，年代隔得越遠，史實相對匱乏，作者的想像力就越要發揮作用。科學家愛因斯坦說得好：「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著世界上的一切，推動著進步，並且是知識進步的源泉。」誠哉斯言！沒有想像力何來他驚世駭俗的相對論。陳修齡這部年代至為久遠的以中華先人堯、舜、禹為題材的小說，如果沒有充分的想像力，簡直就無從寫起。歷史上對於堯帝時期華夏大地上人們的生活並沒有詳細的文字記載，20世紀80年代發掘的陶寺皇宮遺址，也只能提供考古學家對四五千年前生活的某些片段推測，陳修齡竟然在這樣的基礎上能鋪陳出一個又一個人間故事，表達審美情趣，建構倫理思維，這自然離不開他的想像力——想像的膽魄和識見。正是如此大膽的想像，才釀成了這樣一部纖毫畢現而明顯充滿想像的歷史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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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堯的故事》還是一部義憤之作。

  所謂義憤，在這裡只是就作者敘述其寫作初衷時讓我感受到的一種情緒。20世紀20年代，國外一些學者以堯舜時代無遺址為由提出了中國文化西來說，日本學者又提出「堯舜禹抹殺論」，把中華文明的源頭砍去，一直受到中華民族敬奉的仁君典範一時間化為子虛烏有，世紀之交，一些文化名人對中華民族的圖騰——龍又多有貶斥之意，如此等等。陳修齡不是一個史學家，但他一直酷愛歷史學，在讀史的過程中多有思考，甚至有判斷，有褒貶，有喜怒。於是，陶寺皇宮遺址的發掘，那些水井，那些青銅，那些黑陶，點滴遺物，讓他熱血沸騰，豪氣頓生，振奮不已，這就有了寫作的最初衝動。有了這些衝動，才導致這部歷史小說成了一部抒情之作、想像之作。面對這些正義的義憤、民族的義憤，甚至不無天真的義憤，儘管作品寫得也許不夠完善，不夠老到，不夠嚴謹，卻也值得我們向這位作者朋友表示敬意，這也就是我寫下以上文字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