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那麼，究竟什麼是歷史呢？

  這個問題要分兩個層次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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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般通俗的層次上說，歷史就是「一切過去了的東西」。一件事情發生過了，現在已經不存在了，我們就把它歸於「歷史」。凡是發生過的事情都可以叫作「歷史」（Geschichte），我們說，這件事情已經「成為了歷史」。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把記載這些事情的文獻稱為「歷史」（history），沒有能夠在這種歷史中記載下來的事情，我們就說它是歷史中「遺漏了的」。如果說，前一種意義上的歷史與時間相關的話，那麼後面這種歷史則與人類的記憶相關。但是這裡必須加上兩個限定，即這裡說的時間是指過去了的時間，並不涉及未來；而這裡說的記憶也僅僅指那些「值得」記住的回憶，並不是事無巨細都可以稱之為「歷史」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限定？未來的時間難道不是時間嗎？難道未來就不在歷史中嗎？歷史事件和一般小事的界限又在哪裡？亞馬孫叢林中一隻蝴蝶翅膀的扇動為什麼不能像歐洲大陸的一場風暴一樣「載入史冊」？通常人們不會考慮這些問題。這是因為，流俗的眼光關注的只是既定的事物，以及那些簡約化了的事物，但正因此也就只能把握表面的現象，而不可能把握事物的內在本質和運動。

  第二個層次是本質的層次。從本質的層次來看，過去的事情之所以是歷史，是因為它與今天和未來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我們要把握歷史的本質，就必須結合今天乃至於未來的發展而考察過去。所以海德格爾認為真正的時間概念是先行到未來的概念，即先行具有、先行視見和先行掌握，所有這些「先行」從整體上構成了「解釋學的處境」，[178]它是立足於未來而把過去、現在、未來當作一個時間整體來理解此在的。這種整體的時間才是「本源的」（或「源始的」）時間，也是本源的此在。海德格爾主張，「此在之存在的闡釋，作為解答存在論基本問題的基礎，若應成為源始的，就必須首要地把此在之存在所可能具有的本真性與整體性從生存論上帶到明處。於是就出現一項任務：把此在作為整體置於先有之中」[179]，也就是置於整體的、源始的時間之中。而這就等於說，置於歷史之中。「於是從時間方面就能理解到：為什麼此在基於它的存在就是歷史性（geschichtlich）的和能是歷史性的，並且能作為歷史性的此在造就歷史學(Historie)。」[180]其實，從「倒過來」（即「先行到未來」）的眼光看待歷史的方法在馬克思那裡就已經確定不移了，這就是他的「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一把鑰匙」原理的提出。馬克思說：「資產階級社會是歷史上最發達和最複雜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係的範疇以及對於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係。……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徵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181]談的雖然是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但卻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

  這種方法也就是黑格爾的反思方法，也就是從一件事情中倒回去反思它之所以要如此的目的的方法。由此所建立的目的論具有遠遠超出人們預料的重要的世界觀意義，因為這種反思絕不會只限於人類所造成的社會歷史，而且會擴展到自然史，從而將以往的（連黑格爾也同意的）自然界無目的、無時間、無發展（「太陽底下無新事」）的成見加以顛覆。因為，如果說「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一把鑰匙」能夠成立的話，那麼同樣，人的發展也是理解自然界本身的奧秘的一把鑰匙；進而可以說，人的精神生活、自由意志和思維能力是揭示物質自然的本質的一把鑰匙，因為人的思維不是由神塞到物質或肉體中去的，而就是物質從自己的本質中發展出來的。[182]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馬克思追溯唯物主義的來源時說：「唯物主義是大不列顛的天生的產兒。大不列顛的經院哲學家鄧斯·司各脫就曾經問過自己：『物質能不能思維？』」[183]我的解釋是：「一切物質都潛在有思維的可能性，整個自然界亦如此。但只有在人身上才體現出完整的自然，人是自然界一切潛在屬性的全面實現。」[184]所以人類歷史也就是自然界本身的歷史，在這一整體的歷史進程中，自然界在人身上達到了它的自我意識。正是由於出現了人，才揭示出了自然界最隱秘的歷史本質，即「自然界生成為人」的這一本質。「全部歷史、發展史都是為了使『人』成為感性意識的對象和使『作為人的人』的需要成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做的準備。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個現實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的部分。」[185]當人類歷史真正被看作大寫的「自然史」的一個部分、一個階段時，人和自然也就達到了完全的統一，這就是在未來視野中呈現在馬克思眼前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就是馬克思的「先行視見」，由這種未來先見馬克思反顧歷史，從而解開了「歷史之謎」。所以馬克思又說，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本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本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立、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抗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這種解答。」[186]

  共產主義作為歷史的未來一維，即人和自然的一體化，是「歷史之謎的解答」，因為它揭示了歷史的本質就在於從自然向人生成。在這一過程中，凡是使人向自然倒退的，都是反歷史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而凡是促進自然向人生成的，都是合乎歷史的必然趨勢的。因此，在具體的歷史時期，所謂「時代精神」就是指這種合乎歷史大趨勢的精神，它把人從動物式的生活中提升起來，向著更加人性化的生活方式邁出前進的步伐。由此看來，中國21世紀的歷史大趨勢就是再次啟蒙，而那些反對啟蒙、主張回復到中國幾千年狗苟蠅營的奴隸生活中去，主張重建一個「精神動物王國」的人們，[187]不管他們多麼「理直氣壯」，也不管他們有多少盲從的庸眾為之喝彩，他們都是中國當代歷史中一股反動的逆流，註定會被歷史的滾滾洪流所淹沒。

  因此，從歷史的本質這個層次上來看，對歷史的反思絕不是毫無意義的。歷史固然不可重複，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可以進行重複性驗證；歷史也不可假設，比如假設如果慈禧太后死在光緒皇帝之前就會怎麼樣（「歷史將會改寫」等等），這在現實層面確實是無意義的；但歷史仍然有其固有的規律性，因而也可以甚至有必要在更高層面上進行某種假設。換言之，歷史從現象的層面上來看雖然有種種可能性，卻沒有必要對另一種可能性作無謂的假設，那的確是一種無補於事的「事後諸葛亮」；然而從本質的層面上來看，或者說從歷史哲學的角度看，「密納發的貓頭鷹只在黃昏才起飛」（黑格爾），「事後諸葛亮」式的反思是絕對有必要的。人們常說「吃一塹長一智」，一個連事後諸葛亮式的反思都不會或不願意做的人，永遠只能是一隻「精神動物」，他只看到這種反思「無補於事」，沒有現實的效果，卻不知道也不願意總結歷史的教訓，從中找出歷史的規律。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這種人特別多，因為他們所處的社會長期處於不發展的停滯狀態，他們幾千年來都缺乏真正的歷史意識，也就是缺乏創造歷史的意識，而只有無可奈何的「天命」意識，以及鼠目寸光的效果意識。所以他們對歷史的看法頂多就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式的宿命論或循環論，而他們所自任的歷史使命無非是看準「時機」，猛撈一把（名、利、權）。就連歷史的進步，即使常常掛在他們嘴邊，也如同韓非的「法後王」一樣，成為了他們的一種政治投機的工具。

  與這些人相反，劉緒貽先生在整整一個世紀風雲變幻的動盪生涯中深深體會到了歷史的這種進步的本質，直到晚年，他一直以一名目光如炬的老戰士的姿態自覺地捍衛著啟蒙的價值，使我們這些後生晚輩肅然起敬。這也是觸發我起意要寫這篇文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