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由的歷史

  自由的歷史涉及中國和西方自由觀的比較。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提出，整個人類歷史無非是「自由意識的進展」。[141]人類的自由意識的發展過程體現在：東方隻知道一個人是自由的；古希臘人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到了日耳曼世界、基督教世界，就知道了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就東方而言，人們隻知道一個人是自由的，也就是說，皇帝是最自由的，但又人人都想當皇帝，人人都有帝王思想，這種觀念是滲透在每個普通人的內心深處的。那麼古希臘知道了一部分人是自由的，也就是奴隸主和自由民都是自由的，在這個圈子裡面大家都有自由平等的權利，但奴隸除外。到了基督教的日耳曼世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們知道了在精神上每個人都是自由的。當然在實際社會生活中，還要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要由健全的憲政法律制度來保障每個人的自由，這一點直到黑格爾的時代都還沒有做到。

  這種歷史觀實際上反映了人類從兒童時期到逐漸成長成熟的過程。所以自由意識的歷史還可以從個體成長發育的階段性來看，我們每一個人從小到大，從心理學上說也是自由意識成長的過程。比如說一個孩子生出來，最初有一點意識了，開始學習說話了，我們把這個初期階段稱為「擬人期」，也就是他經常會用一種擬人的方式來看待整個外部世界。這是最原始的一種心態，剛剛跟動物有所不同，但還是一種朦朧的、天人不分的自由意識，是自由意識的萌芽期或者蒙昧期。那麽小孩子長到三歲，就有了一種逆反心理，進入到了反抗期，大人叫他到東他偏到西，大人叫他幹什麼他偏說「不」。小孩子可以說「不」了，當然也是一種自由，但是這種自由僅僅是說「不」。心理學上認為，兒童到了三歲左右就處於反抗期，他要試一試對外部環境進行反抗，不光是不聽大人的話，而且表現為破壞欲，通過反抗、破壞來證明自己有自由。這實際上是他超越現實的一種初步嘗試。到了青春期，我們稱之為「理想期」，不光是停留在說「不」，而是考慮自己到底要什麼，一個人到了青春期應該是充滿理想的。而到了成年就叫作「實行期」，你的理想現在要實現了，你到世界上、社會上去碰一碰，看你的理想能夠實現多少。這也叫協調期，你得把自己的想法與社會相協調。總的來說，個體自由意識的發展是經過了這樣幾個時期。如果你到了實行期，你仍然能夠保持你的自由意志的獨立，那麼你的自由意識是發育得比較健全的。所以一般來說，人類的歷史和個體成長的歷史是相平行的，都是自由意識的成長史。

  現在來看看中國古代的自由意識。當黑格爾說東方隻知道一個人是自由的時，他同時也說，這一個人「隻是一個專制君主，不是一個自由人」。[142]換言之，東方，包括中國古代其實並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自由。在中國先秦時代，在剛剛進入到文明的門檻上時，整個社會你取我奪、弱肉強食、禮崩樂壞成為流行時尚，而自由也就被理解為窮奢極欲。孔子對這種現象深惡痛絕：「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這種自由是一種不道德的自由，退回到了動物式的本能欲望。當然，動物式的本能（甚至植物的生長）從廣義上也可以看作一種自由；但在狹義上，隻有對這種自由進行反思，才會有一種人類的起碼的自由意識。這主要表現在道家身上，他們對人的動物式的自由進行了一種反思，道家的這種反思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從擬人期到逆反期的過渡階段。道家是擬人的，莊子就經常把河裡的魚啊，天上的飛鳥啊，曠野裏的樹啊，都看作是自由的；但是又是逆反期，就是逃避這個現實世界。莊子的擬人不是導緻樹立人的自由的主體性，而是導緻回歸自然。它也有逆反，這種逆反就是否定一切社會生活；但是它不是一種反抗精神，而是一種逃避。道家已經意識到人的自由本性，但是他們是在自然的層次上、有機界的層次上來理解這個自由的，是向後看的，就是說人類要是沒有社會該多好！如果是自然群體，甚至是單獨在自然界中生活，「獨與天地精神往來」，那多好！他們以為脫離社會人就自由了。其實脫離社會人是沒有辦法生活的。老莊是在有機界生物界的自由這個層面上理解自由的，他們不願意上升到普遍的理性，不願意上升到語言。「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大道不稱，大辯不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主張「忘其言」「得意而忘言」。他們拒斥語言，拒絕符號，拒絕一切形式規範，隻求內心的輕鬆。所以我把這稱為一種「無意志的自由」。什麼是無意志的自由？就是植物動物的那種自由，它等於自然界。莊子《齊物論》裏講萬物齊一，當你意識到這一點你就「逍遙」了，所以莊子第一篇就是《逍遙遊》，遊於自然之中和自然齊一，這就是莊子的自由意識。所以你要說中國人追求自由的話，不如說他追求逍遙。什麼是逍遙？就是脫離社會，不受一切社會規範的限制，到大自然裡面去，你就逍遙了。我們今天很多人喜歡到處旅遊，到那些自然風景名勝去「放鬆放鬆」，放鬆就是逍遙。

  除了擬人期和逆反期以外，中國人也有青春期和實行期，不過已經不講自由了，這主要是以儒家精神和法家為代表。法家特別講實行，儒家特別是荀子學派也講實行。但是這是跟道家對立的，儒家說你不要太自由了，你要堅守某些規範，要「克己復禮」，克制自己的動物式的欲望。他們把道家的自由看作是動物式的欲望，這在某種意義上沒錯。道家確實是崇尚自由的，但這種自由其實是自然；而儒家是主張超出自然的，強調人禽之辨，但一超出自然就沒有自由了，所以儒家講的是一種意志，但是是一種無自由的意志。我這個判斷很多人不同意，說儒家也講自由，像孔子所講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從心所欲不就是自由了嗎？但是又不破壞規矩。隻不過很少有人想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這個「矩」，它不是自由選擇的，而是由先王傳下來的，是無可選擇的。孔子經過堅持了七十年的「克己復禮」的訓練，他當然可以「從心所欲」了，但是那隻是一種不假思索的習慣而已。當然儒家和道家的區別也不是那麼嚴格的，道家有些言論也近似於儒家，儒家也常常表現出有道家的情懷，所以李澤厚講中國文化是「儒道互補」的結構，中國人缺了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會是片面的。但這個儒道互補並不是雙方統一，而是交替搖擺，在窮達之間順勢流轉，一會兒是沒有自由的意志，一會兒是沒有意志的自由，兩者都跳過了中間的自由意志，兩者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要麼就沒有自由，隻有意志的強制；要麼就像動物似的率性而為，沒有規矩，這在社會生活中是容不下的，隻好逃到自然界裡面去。所以在這兩者裡面都沒有真正的自由。

  由於缺乏自由意志，中國文化的結構就導緻了如下三個這樣的特點，它們分別對應於人的知情意三個方面。首先在知的方面，中國人的概念是「表象化」的，中國人討論問題從來不嚴格定義一個概念，總是舉很多例子，這些例子又不一定相容。你要問孔子什麼是「仁」？他會給你舉十幾個例子，每一個例子都有它的意思，但是這些例子中並沒有一個普遍的原則，都是些零零散散的表象。其次，中國人的意志趨於「欲望化」，本來意志是從欲望裡面升華出來的，但中國人的意志返回到欲望，老是拿欲望來打比方。比如孟子講：「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用哪個好吃一些來比喻利和義的關係，這就是意志的欲望化，而沒有一個理性來支撐我們的意志。再就是情感的「情緒化」，情緒是不指向特定對象的，而情感是有一個特定對象的，我們說愛什麼恨什麼都應該有一個對象。但是中國人的情感確實就是沒有一個確定的對象的，如果要說對象它就是整體的對象，所謂「民胞物與」「仁民愛物」，所有的同胞和天地萬物都是我愛的對象，那就沒有確定的對象了，隻有一顆「仁心」「愛心」。正因為愛的對象隻是天地之間的那個等級體制，所以才有「愛有差等」之說，我愛父母不是因為父母可愛，而是因為他們是我的父母，是直接在我之上的等級。這就叫「天人合一」，最終是把人合於天，把人合到自然萬物的天地秩序裡面去了。所以這是一種倒退型的文化。人從動物界升華出來，本來已經從動物性的表象提升到了人的概念，從動物性的欲望提升到了人的意志，從動物性的情緒提升到了人的情感。但是在中國人這裡，通過儒、道，還有佛、禪，走了一個相反的方向，就是使人的概念表象化了，使人的意志欲望化了，使人的情感情緒化了。當然完全做到這一步也是不可能的，這隻是一種「理想狀態」，人已經是人了，不可能完全退回到動物。但是在理論上所提出這樣一種境界，叫作「返璞歸真」。這不是一種前進的路，而是一種倒退的路，是一種幼稚化的路。儒家道家都強調「赤子之心」，回到嬰兒，嬰兒當然就沒有概念隻有表象，沒有意志隻有欲望，他的情感也是情緒化的。他們把這種退回到人類起點的狀態設定為人性的理想。這是由於中國傳統哲學對於人的自由缺乏一種理性的反思所導緻的。作為人，中國人當然也是有自由的，也是追求自由的，但是中國人的自由意識還沒有達到自覺，他們把自己的自由等同於自然，要麼就不講自由、貶低自由。這是中國文化對自由概念的一種遮蔽。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西方自由意識的發展。西方從古希臘開始就有發達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導緻了私有制的產生，私有制的產生則導緻了西方個體人格的獨立。他們也有擬人期和兒童期，馬克思講古希臘是「正常的兒童」，他們的兒童期的自由意識體現在古希臘神話中，希臘神話裏諸神完全是擬人化的。到了中世紀，他們的擬人化主要體現在上帝身上，對上帝的理解實際上折射著人對自由的理解。但所有這些擬人化都已經不單純是自然本能和欲望的發洩了，而是加入了理性。比如說古希臘神話中有神的自由意志，也有神的法律，宙斯就是法律之神，誰要違法他就要懲罰誰。基督教的上帝也是這樣，上帝的律法通過摩西傳達給人類，上帝是立法者。那麼宙斯也好上帝也好，他們都是自由的，都具有一種理性的自由意志，他們跟自然是完全兩碼事了。當然宙斯你可以說他還充滿著人間的情慾，並且掌握著自然界的雷電，但他不僅僅是情人或雷電，他主要代表法律，代表公正，代表對人的自由的調節原則。基督教的上帝也是這樣，上帝創造了自然界，但是上帝遠遠超出了自然界，他代表精神上的追求，代表正義。這是西方文化的擬人期。那麼西方的逆反期表現在文藝復興以來，一直到法國大革命。文藝復興是對於中世紀的一種反叛，與中世紀對著幹，跟基督教的傳統道德對著幹。法國大革命也有這種特點，就是可以說「不」。法國大革命推翻了貴族和國王，把貴族都殺掉，然後殺自己人，最後是羅伯斯庇爾被送上斷頭台。他們到底要什麼？不知道，反正是不滿意，不滿意就殺。這就是逆反心理。但是西方也有它的青春期和實行期，法國革命以前已經有很多近代自由主義的奠基人，如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盧梭，這樣一些大師。他們每個人都來設計一種理想的社會，當然這種設計會有所不同，但是都屬於青春期的理想，說我們將來的社會應該這樣。以往的社會最多是自然狀態，那是非法的，必然陷入到弱肉強食；我們從今以後應該建立一個法治社會。當然這個青春期的理想在法國大革命那裡當時是失敗了，因為法國人民還沒有準備好，還處在逆反期。但是英國早在17世紀「光榮革命」就已經進入到青春期和實行期了，以後經過好幾代人的修改和協調，使這個理想最終實現出來，完善起來了。應該說他們實行得非常成功，國家因此而強大起來了，人民的自由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

  

  西方近代建立起來的這一套人道主義和法權哲學，特別是權力制衡理論，標誌著西方自由意識已經進入到了成熟期，其中有一個根本的原則，叫作「天賦人權」，也就是人人生來自由。人生而自由，這個「人」我們要理解為「人人」，每一個人都生來自由，那麼這裡面就包含有平等。每個人都同樣地生而自由，就是平等地自由。再加上博愛，自由平等博愛，這就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來西方人所提出的口號。但實行期的特點就是形成了政治自由的理念。光是有口號，沒有制度保障，那還不是成熟的自由意識，政治自由就是著眼於建立保障每個人平等地自由的社會制度而提出來的，這個是在中國傳統中從來沒有過的。中國人從來沒有把自由放在政治的層面上考慮過，它頂多是個人的一種心情或境界。政治自由為其他的自由奠定了基礎，包括宗教信仰的自由，學術研究的自由，經濟自由，自由貿易，遷徙的自由，還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自由和意志在這裡可以看作是一體的，西方人一講自由就是自由意志，自由和意志是不可分的，沒有什麼無意志的自由或者無自由的意志。

  到了康德，他的道德形上學又為政治自由奠定了哲學基礎，可以說西方到康德才完成了自由主義人性論的理論建構。後來還有些改進，像黑格爾，他對康德的批判隻不過是把這一套自由的抽象理論加以充實，在現實中加以推演，把它建構為一個歷史過程。當然他也有很大貢獻，但基本的自由原則康德已經奠定了。還有像現代的哈耶克、羅爾斯，進一步把自由理論細化了。哈耶克講程序正義，通過程序正義來建立人的自由權利；羅爾斯講社會正義，這跟程序正義不一樣，程序正義不大考慮社會正義，不大考慮社會效果，比如貧富差別怎麼樣，不管它，隻要程序上保護每個人是自由的就行。但社會正義強調最終還是要保障每個人的自由應該有大緻相當的平等，不管一個人的出身怎麼樣，他的原來家庭的財產狀況怎麼樣，要有起碼的保障，能夠使他和比他優越的人有大緻相同的競爭條件。或者說，起點平等和結果平等這兩者如何協調，平等究竟應該是起點上的還是分配結果上的平等？羅爾斯認為應該兼顧。這一套東西是中國人所不熟悉的，到了改革開放以後才逐漸引進中國，需要我們大量地去學習和領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