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毫無疑問，尼采是一位天才。人們總是把天才的稱號給予那從小就具有超常能力的人物，這個人物如果要想繼續名副其實的話，他就必須行為古怪，脾氣乖戾，其結局不是發瘋，就是自殺。

  但是，一個平庸的人物也可能是一位天才嗎？

  在這件事情上，人類的判斷力顯得特別無能。或者說，不是人的判斷力無能，而是人的心靈太深邃了，它總是向試圖窺視它的人敞開一個巨大的無底深淵，使人頭暈目眩。人性永遠是一個謎，它也許永遠保留著一個尚未開發的精神潛能的寶庫，直到把它帶入墳墓而不向世人，甚至不向它的擁有者打開；但也許，那裡面什麼也沒有。它總不讓你斷定，它裡面有什麼，或沒有什麼。

  並非每個人都是天才。但誰也不能根據一個人的表現或他的自我感覺推定，某人是天才或不是天才。每個人只有自己不斷努力去證明自己、發現自己，才有可能使自己的才華噴涌而出。我說有可能，是因為這仍然不是每個人都肯定能實現的，人往往苦惱，焦慮，找不到自己，或找錯了方向，或最終發現自己很可能並非天才。但天才肯定屬於這些不倦地尋找自我的人。天才把自我當作一個上帝，一個理想，他不可能首先從邏輯上對之進行某種「本體論的證明」，然後再理智地規定好自己應遵從哪條道路去達到它；他只是無條件地服從這樣一個上帝的命令，他不可能不信，就是說，他不可能不忠實於自己，不可能不真誠。凡是想先通過某種理智的分析確定自己是不是天才，以免自己的追求白費力氣的人，他一開始就埋沒了自己的天才，或一開始就證明自己沒有天才，因為他失去了天才固有的真誠。

  

  思特里克蘭德原先是個平庸的人。然而，什麼是「原先」？人們如何能把一個沒有天才的人和一個讓自己的天才沉睡不醒的人區別開來，特別是當這個人自己也並不認為自己是天才的時候？在通常情況下，一個人在40歲時突然決心拋棄一切來致力於一門新藝術的嘗試，這理所當然地要被視之為發瘋。詩人們和通俗文學家們得到這樣一個題材，多半會描繪他在某種神秘狀態中得到了上天的啟示或帶有迷信色彩的靈感。但在毛姆筆下，這一切都顯得那麼真實、自然、合情合理，而圍繞著主人公的種種誤解、迷惑和怨恨，反倒顯得那麼可笑和虛假。在現代文明人那訓練有素的理智眼光下，人的決斷總是出於某種合乎邏輯的理由。特別是涉及終身大事、生命之歸宿的時候，人不可能不在各種條件、利害、後果和可能性方面作反覆的現實主義的權衡，否則就是孩子氣。然而，這種自以為老謀深算的邏輯之網卻正是束縛現代人的人性和天才的最可怕的羅網，人們一面悲嘆著現代社會生活意義的喪失，悲嘆著人生的空虛無謂，一面又在按傳統的慣性甘心自投羅網。現代生活的價值真空在他面前似乎並不意味著給他進行能動的價值創造讓出了一片空虛的、可以為所欲為的地盤，卻意味著他整個的生存都沉淪為虛空。

  要擺脫這種無所作為的可悲狀態，只有一個法子，這就是像上帝那樣，從虛無中（「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

  上帝死了之後，現代世界已回復到了上帝創世之前的狀態，即虛無狀態。《聖經·創世記》中說：「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

  據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的解釋，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上帝從虛無中創造出一切[123]；但所謂創世「之前」的虛無並不能理解為時間上「在先」[124]，因為那時還沒有時間。如果一定要從時間上來理解，那麼毋寧說，這是一種「同時性」：一切事物都是（通過上帝的原創性）從虛無中來，並隨時從虛無中產生；上帝創世不是一次性的，不是過去時，而是現在時，是隨時隨地的。所以奧古斯丁才能說：「天使墮落了，人的靈魂也墮落了，二者說明一切精神受造物的深淵是處於那樣的無底黑暗中，幸而你（指上帝）在開始時就說：『有光！』便有了光；……否則你的天外之天，本身即是一個黑暗的深淵。」[125]

  現代世界的虛無性並不是由於世界本身出現了時間上的、歷史性的倒退，而是因為上帝已死，聖靈已滅，道（語言）的沉寂，使世界恢復了本來的虛無性的原貌。有誰還能取代上帝，把光重新帶給世界？

  既然上帝並不是在時間的意義上初創了世界，而是每時每刻在創造世界；既然世界「本來」無非是虛無，它本身沒有任何阻抗能遏止一個能動的創造者的創造——那麼，人類還在等待什麼呢？

  思特里克蘭德正是這樣來看待自己的。他已經40歲了，他還能等待什麼呢？他想到，「如果現在再不開始就太晚了」（第59頁），於是他下決心要創造一個新世界。

  「思特里克蘭德有著盲信者的直截了當和使徒的狂熱不羈。」（第67頁）「我好像感覺到一種猛烈的力量正在他身體裡面奮力掙扎；我覺得這種力量非常強大，壓倒一切，仿佛違拗著他自己的意志，並把他緊緊抓在手中。我理解不了。他似乎真的讓魔鬼附體了，我覺得他可能一下子被那東西撕得粉碎。但是從表面上看，他卻平平常常。」（第61頁）這種強烈的創作欲竟會抓住一個頭腦有些遲鈍的證券經紀人，這似乎有些奇怪，「但是如果同上帝的玄旨妙義有時竟也把人們抓住這一點比起來，倒也不足為奇」（第66頁）。思特里克蘭德的這種走火入魔，只能解釋為他已皈依了某種新宗教。他開始有了真正的信仰。

  在我們這個沒有信仰的時代，一個人有了真正的信仰可是一個非同小可的事件，因為，真正的信仰必須有一個不可避免的前提，就是否定除此之外的一切。儘管在今天，這種否定一切不過是把世界看作它本來的樣子，因為世界本身毫無意義，本該否定，但這仍然不能不激起那些寄生在這個世界的虛無性之上的所有無辜的人一致的痛罵和攻擊。然而，一個真正有信仰的人對於這些攻擊，就像一個人在一群雞面前不怕赤身露體一樣，不感到羞恥。看看思特里克蘭德在受到書中的「我」規勸時的一段對話，我們也許可以更真切地體驗到他的這種頑固性。「我」首先告訴他：「你的妻子痛苦極了。」回答是冷冷的：「事情會過去的。」

  「那麼，你們結婚17年，你又挑不出她任何毛病，你這樣離開了她不是太豈有此理了嗎？」

  「是太豈有此理了。」（第54頁）

  除了說到妻子的痛苦和「豈有此理」的「理」（理智）之外，「我」還談到了錢，談到了愛情，談到孩子，談到人性、羞恥心、輿論的責備、良心、將來的悔恨，以至法律，但思特里克蘭德一概無動於衷。他看來是下決心與這一切作對，或者不如說，他將這一切視為無物。他唯一的理由是：「我要畫畫兒。」（第58頁）

  於是，一個明智的人通常想像得到的一切合乎邏輯的問題馬上接踵而來了：

  「可是你已經四十了。」

  「正是因為這個我才想，如果現在再不開始就太晚了。」

  「你認為像你這樣年紀的人開始學畫還能夠學得好嗎？」

  「如果我十八歲學，會比現在學得快一些。」

  「你怎麼會認為自己還有一些繪畫的才能？」

  停頓了一會兒。

  「我必須畫畫兒。」

  「你這樣做是不是完全在碰運氣？」

  反問：

  「你多大年紀？二十三歲？」

  「當然了，也許會發生奇蹟，你也許會成為一個大畫家。但你必須承認，這種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假如到頭來你不得不承認把事情搞得一塌糊塗，你就後悔莫及了。」

  「我必須畫畫兒。」他又重複了一句。

  「假如你最多只能成為一個三流畫家，你是不是還認為值得把一切都拋棄掉呢？不管怎麼說，其他各行各業，假如你才不出眾，並沒有多大關係。……但是當一個藝術家完全是另一碼事。」

  「你他媽的真是個傻瓜。」他說。

  很明顯，這兩個人一直在進行著一場不同語言的對話。答的人答非所問，問的人始終不得要領。思特里克蘭德終於情急了：

  「我告訴你我必須畫畫兒。我由不了我自己。一個人要是跌進水裡，他游泳游得好不好是無關緊要的，反正他得掙扎出去，不然就得淹死。」（以上見59—61頁）

  這場有趣的辯論告訴我們，現代社會已經多麼深刻地顛倒了人的存在形象，以至於再重新顛倒過來是多麼的困難！人們已無法想像一個人為自己的興趣、為藝術而奮鬥本身就是目的，而竭盡全力要把它理解為服膺於某種其他的東西，某種在人之外、與人的存在無關的東西，人們把任何決斷都當作一種交易，而小心翼翼地為這種交易尋求能達到公平（即「值得」）的保證。如果一個人想畫畫，特別是想把自己的畢生精力用於畫畫，那他必定是認為自己在這方面能出人頭地，有「成功」的希望，否則就是不可理解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後來還試圖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道德律令」來說服他：「凡人立身行事，務使每一行為堪為萬人楷模。」（按照德文應譯為：「不論做什麼，總應該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準則永遠同時能夠成為一條普遍的立法原理。」）這條原則被康德稱為「絕對命令」（der kategorisehe Imperativ）、「良心」。但思特里克蘭德的回答卻是：「胡說八道。」康德的絕對命令大體上就是基督教的「你要別人如何待你，你也要如何待別人」這一原則的形式化的邏輯表述，它在今天由於其空洞性而成為了一切平庸之輩無所作為的藉口。在基督教教義里，它本來也只適用於上帝的信徒們，而不適用於上帝本身：基督要世人追隨自己，自己卻並不追隨世人；他要人類互敬互愛，他自己卻來「散布紛爭」[126]。

  康德的絕對命令為什麼最終還要設定一個上帝，除了邏輯上的必要之外，還由於一種超越平庸的渴望。在上帝的激勵下，人類就不至於永遠滿足於一種抽象空洞的善良意志（「應該」），而是使那種打破舊道德、創立新道德的行為合法化。這種出格行為恰好是絕對命令的反面，即它所遵循的準則一開始總是古怪的、不能被人們普遍接受的；這只是他個人的準則，而不需要它成為普遍原則。或如思特里克蘭德說的：「並不是每個人都要像我這樣的。絕大多數人對於他們做的那些平平常常的事是心滿意足的。」（第68頁）這種行為不聽命於邏輯上的不矛盾律：他不在乎人家怎樣對待自己，卻按自己的價值標準去對待一切人。這是一種天才的或者說上帝的道德標準。當康德用「鑑賞力」否定了天才，用「實踐理性」的自律排除了上帝，而將一切歸結為平淡無奇的邏輯上對等的關係時，他就無形中把審美和道德都變成了一種平等交易；而當他認為應當為一個全能的上帝留下地盤時，他卻為人類超越這種「人們」（das Man）狀態而成為天才、成為上帝保留了希望。

  可以設想，假若耶穌基督生於今世，那麼他除了成為一位藝術家之外恐怕別無選擇。思特里克蘭德作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天才，他的行為動機具有某種和上帝意志一樣的不可追究性。你絕不能問他：「為什麼要畫畫？」就像不能追問上帝為什麼要造人，為什麼要仁慈，為什麼要拯救人類一樣。上帝說：「要有……！」思特里克蘭德說：「我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