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思特里克蘭德是一位新上帝嗎？

  這並不是故作驚人之語。

  也許，思特里克蘭德身上的確缺乏一種仁愛精神。他甚至鄙視愛情，認為這是「人性的一個弱點」[122]。在毛姆筆下，我們這位主人公還未出場，就已被描述為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一個冷酷無情、卑鄙自私的惡棍。作者引用書中一位魏特布瑞希特—羅特霍爾茲博士的看法，指出正是思特里克蘭德身上的這種惡劣形象，使他成為了一個令人崇拜和同情的偶像，這似乎有些不可思議。

  

  然而，實際上，同樣的一種品德，當人們用人的標準來衡量時，它往往成為惡；而當人們用上帝的標準來衡量時，它就成了至高無上的善。事情通常並不取決於做什麼，而取決於誰來做。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在聖經《約伯記》中，上帝曾以可怕的酷刑來考驗約伯的忠誠。人們在斥責一樁罪惡時，他們的憤怒往往並不來自罪惡本身，而是來自這樣一種詰難：「他如此為所欲為，難道他是上帝嗎？」

  上帝並不因仁愛而成為上帝，恰好相反，上帝正因為是上帝，所以是仁愛的。上帝也可以嫉妒、仇恨、報復，但由於他是上帝，這一切就都成了善，成了仁愛的一種表達方式。耶和華說：

  我呼喚，你們不肯聽從。我伸手，無人理會，反輕棄我的一切勸誡，不肯受我的責備。你們遭災難，我就發笑；驚恐臨到你們，我必嗤笑。驚恐臨到你們，好像狂風；災難來到，如同風暴；急難痛苦臨到你們身上，那時，你們必呼求我，我卻不答應。（《舊約·箴言》第1章）

  基督諭示：

  伸冤在我，我必報應。（《新約·羅馬書》第12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人類的一切怨恨，在上帝、天道、邏各斯或命運面前，都將消散於無形並得到拯救——只要人類還信。

  然而，人類已經不信了。不信有各種方式。柔斯·瓦特爾芙德的不信是玩世不恭型的。「她把生活看作是給她寫小說的一個機會，把世人當作她作品的一個素材。如果讀者中有誰對她的才能非常賞識而且慷慨地宴請過她，她有時也會請他們到自己家招待一番。這些人對作家的崇拜熱讓她感到又好笑又鄙夷，但是她卻同他們周旋應酬，十足表現出一個有名望的女文學家的風度。」思特里克蘭德太太的不信是附庸風雅型的，她雖然對這種文學家風度趨之若鶩，對於與高雅之士結識受寵若驚，但她卻小心地與這種生活方式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以不至損害她立身處世的小市民生活原則和倫理規範為準——不是為著她信仰這些規範，而是因為這對她更有利。

  思特里克蘭德在出走之前，甚至比他的太太顯得更為庸俗，「他只不過是一個忠厚老實、索然無味的普通人」（第27頁），有一個穩定的職業，一筆可靠的收入，一個有藝術修養和魅力的妻子，兩個可愛的孩子。在40歲上，他的前途可說是「一片光明」。但他拋棄了這一切。這40年的平靜生活對他來說可能意味著什麼呢？長期的懷疑和動搖不定？苦行僧般的忍耐？從他的突然出走看來，他絕不是偶然一時的心血來潮，書中也極力強調他出走的不可理解性。對此只有唯一的解釋，就是：他早已不信了。

  人類還只是假裝在相信著他們曾經相信過的東西：愛情、友誼、人道、良心、理智、天性、羞恥、義務、公正、同情心……更不用說上帝、天堂和地獄了！當一個人仍然相信他還保持著對自己早已不信的東西的信念時，他的靈魂里就會滲透著虛偽和卑鄙，他的真誠是庸俗和不可靠的，他的行為就像一場滑稽戲。

  思特里克蘭德太太在丈夫出走、自己受到嚴重損害的情況下就是如此。她見到前去慰問的「我」，抹過一陣眼淚後，劈頭詢問的卻是：

  「人們是不是都在議論這件事啊？」

  我非常吃驚，她竟認為我知道她家的這件不幸是想當然的事。

  「我剛剛回來，我就見到了柔斯·瓦特爾芙德一個人。」

  思特里克蘭德太太拍了一下巴掌。

  「她是怎麼說的，把她的原話一個字不差地告訴我。」我有點兒躊躇，她卻堅持叫我講。「我特別想知道她怎麼談論這件事。」（第36頁）

  自己的丈夫出走了，首先最關心的卻是周圍的人對這件事的看法和說法。也許人們會把這歸結為女人的愛慕虛榮，但這是不夠的。愛慕虛榮當然是多數女性的一個常見的弱點，這在大多數情況下並沒有什麼大的害處。然而，在思特里克蘭德太太身心受到如此嚴重震動的情況下，是什麼使這種本來是可笑而無害的虛榮心充當了一個人生存的價值基礎呢？是一種比單純的虛榮心更糟糕得多的痼疾。在現代人的靈魂深處，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被淘空了，人性早已泯滅，如果沒有外在的支撐（如面子），一個人馬上就會陷落為一個空洞。正因為這點，人的生存才變成了一場做戲。例如，思特里克蘭德太太在深深的悲痛中仍「沒忘記使自己的衣著合乎她腦子裡的禮規叫她扮演的角色」（第40頁），為了激起人的同情，「她也很會把她的不幸表演給我看。她顯然準備要大哭一場，因為她準備好大量的手帕」，「我看不透她要自己丈夫回來是因為愛他呢，還是因為怕別人議論是非」（第47頁）。她一會兒故意將一個莫須有的「情婦」強加於她出走的丈夫身上，到處宣揚，為的是能扮演一個傳統意義上貞潔的受害女人形象，以賺得人家的同情和自己的名望（第78—79頁）；一會兒又以一種寬大為懷的姿態對可憐的丈夫表示關心：「如果他的生活真的貧困不堪，我還是準備幫助幫助他。我會給你寄一筆錢去，在他需要的時候，你可以一點一點地給他。」（第81—82頁）也許她還指望自己這一切會被某個小說家寫進一本通俗小說里去，被大大小小的布爾喬亞（bourgeoisie）們傳頌讚嘆，流芳百世吧。但無論如何，這並不是出於仁慈的心腸，而是出於報復（拼命對丈夫的人格進行踐踏）。在這種報復中，她甚至會很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向世人展示她那美好的情懷、高尚的品德，否則，生活不是太乏味了嗎？

  在眾多做戲的傀儡人物當中，可能只有「我」是真正意識到自己是在做戲的（正是這一點，使他有了皈依新宗教的可能）。他幫助思特里克蘭德太太去規勸丈夫時自己還很年輕，但他已能「從做戲的角度看待自己」，對自己扮演的角色「非常欣賞」（第48頁）；第一次碰壁後，由於這種做戲的態度，他就能夠從他被派定的角色中超脫出來，他開始「害怕這齣戲自己演得不像，而且不能一直演到底：這就妨礙了我裝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第62頁）。

  裝模作樣原是人類的天性。人既是社會的生物，在其一生中都在表演某種角色。然而，當這種演出中失落了真正的自我，當這種表演從一種藝術下降為一場買賣，當真正的我不能超越自身，跳出這種可笑的圈套，從旁邊自覺到這種做戲，反而被物化為其中的一個道具、一根籌碼時，這種表演越是嚴肅、沉痛、真誠，就越是滑稽。當然，在這種情況下人要跳出自身，要意識到自己演出的滑稽性，就必須有一種不真誠，一種「姑妄行之」的玩世不恭，甚至一種邪惡的幽默。然而，這種不真誠恰好是另一種真誠的體現，是人忠實於自己的真正自我的標誌，是對一切虛偽的「真誠」的嘲諷，對一切「道貌岸然」的拒斥，對各種「假深沉」（如我們今天許多作沉思狀的文學作品所表現的）的厭棄。人性的發展採取了這種非常奇特、非常矛盾的形式。人們很難懂得，「真摯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蘊藏著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惡里也找得著美德」（第48頁）。

  上帝之死是因為人們不信了。只有當人們發覺上帝已死，人們才猛烈省悟到，上帝的生命全繫於人們的信仰。是誰殺死了上帝？是大家，是那些不信的信徒，那些假裝自己還信的不信者。

  但人們仍然不敢承認這一點。只有少數人勇敢地戳穿了他們的謊言，宣布了自己的不信，因而他們達到了真正的信。他們成為了自己的上帝。

  這需要的不是論證，甚至不光是勇氣，而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