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老詩人的迷惘

  易卜生說，最強大的人是那孤獨的人。的確，要在孤獨中承受住群體意識的外來的和內心的巨大壓力，需要有極其強有力的人格和豐富到可以包攝整個世界的心靈。

  詩人曾卓是當今我國詩壇上少有的幾個保持著創作青春的老詩人之一。曾老的詩為什麼至今還有如此迷人的魅力？為什麼直到最近，他寫出的詩還擁有眾多的青年讀者？要理解這一點，必須對詩人所表達的那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加以分析。

  的確，曾老的詩在老一輩詩人中是特別具有鮮明的自我意識的。個人感情和感受的直接抒發，雖然偶爾也不免使人感到有些直露，但總是那麼親切、深沉，富有個性。讀他的詩，就是讀他的人，詩對於他就像豐富的神經和血管一樣敏感，如同受難的靈魂一般虔誠。不論是談革命、談青春、談友誼，還是談生活和愛情，也不論是瞬間的感受還是歷史的沉思，一切動盪、洶湧、莊嚴和遼闊，無不融入詩人那博大的心胸，成為他個人內心獨有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曾老詩中的自我意識傾向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才日益增強的。在抗戰時期的一批作品中，詩人更多關注的不是他的自我，而是民族的存亡、國家的安危、人民的苦難，而這是與那個時代合拍的。「願不幸者不是永遠流著不幸的淚」（《除夕》），「我們常常流淚，為了別人／而不是為了一樣貧困無助的我們自己」（《生活》），其中震響著中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格理想的回音。詩人的自我還潛伏在群體意識的普遍性中，一種巨大的群體責任感和自豪感，以及對集體主義理想的堅貞的信念（「我的沙漠上將有綠色的大森林，像海」，《沙漠和海》）在與嚴酷現實的衝突中構成了詩人早期詩作的激情。這種潛藏著的自我還沒有發展出自身內在的矛盾，甚至還沒有被意識到、注意到，它只是一條單純的原則：為「受難的國度和受難的人民」去爭取「他們自己的狂歡夜」（《除夕》）。這是一個與群體完全融合無間的個體，一切詩意都是由這一個單純的原則向各個方面（事業、愛情、人生等）生發開來的結果。衝突只發生在理想與現實之間，而不存在於理想本身之中。在血與火、愛與死、淚與仇的激盪底下，在一個不為人知、甚至不為詩人自己所發現的平靜的深處，沉睡著一個沒有騷動、沒有欲望、沒有疑惑的自在的世界。因此，不論在多麼嚴峻的條件下，在獄中，在陰雲壓頂的日子裡，詩人的歌聲始終是自信的、向上的、樂觀的，儘管他描寫的大多是痛苦——群體的痛苦。

  隨著那樣一個時代的結束，詩人和全國人民一樣沉浸於巨大的歡樂之中。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一下子消失了，理想本身的衝突又還沒有發展出來，因此——看起來很奇怪——詩人那有力的歌聲反而失去了往日的支撐點，變得空洞起來。「憤怒出詩人」，在幸福的光照下，真正深刻的詩性往往會沉睡，正如在但丁的《神曲》中，詩人維吉爾是地獄的導遊者，卻不能充當天堂的引路人一樣。詩情只有在矛盾衝突中才能獲得力量。

  這樣一種矛盾衝突很快就到來了。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燦爛的天空中飄浮著越來越濃重的烏雲，詩人的政治遭遇促使他日益轉向內心，陷入一種人格分裂的痛苦——個體的痛苦。詩人從前是向黑暗的社會進行抗爭，現在則是要「像對敵人那樣」來「對自己進行決死的鬥爭」（《我期待，我要求》）；以前是「在風雪的鞭打中」呼喚著「快點來啊／綠葉的季節」（《生活》），現在是「我的身外是永遠的春天」「而我的心有時乾涸得像沙漠」（《我期待，我尋求》）；從前是救苦救難的基督，現在是被拋棄的人子（「不要遺棄我呵／神聖的集體，偉大的事業」，同上），甚至是煉獄中煎熬著的罪人（「然而，看啦，這人／虛浮而又驕妄／對人民只看到了一個朦朧的背影／對理想還缺乏堅貞的愛情」，《凝望》）。但同時，詩人又總還是懷著無限的眷戀回想起「唱歌，演戲，打球，寫詩」的無拘無束的少年時代，和在「流浪、愛情和鬥爭中」度過的青春（《凝望》），為自己曾「站在光輝的旗幟下」「在人民大合唱中，我奉獻過微弱的聲音」（同上）而自豪，渴望著有一天能重新飛上藍天，「俯望著閃光的彩色的大地」（《呵，有一隻鷹……》）。一方面，詩人在用自己「雷馳電閃的思想」狂風暴雨般地拷問著自己的一生（《醒來》），另一方面，「在我的內心／青春的歌聲仍像當年一樣轟鳴／她燒灼著我的胸口，激情地呼喚我：／勇敢，奮鬥，再前進！」（《凝望》）這種一會兒低沉、一會兒昂揚，時而自卑、時而自傲，既感到孤獨的恐懼，又甘受寂寞的懲罰的矛盾心理，正是當年遭受批判和磨難的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精神狀態，是同一個群體意識在遭到群體遺棄時輾轉反側不能歸位的苦難的歷程。它摻和著古代士大夫被君王貶斥之後的《離騷》精神、孔孟之道的「慎獨」規範和基督教式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原罪感。不同的是，這一切都被認為是達到人類最崇高、最美好的理想社會——共產主義而必然要經歷的磨難：「我有著真實的追求，真實的渴望／我用真實的眼淚沐浴自己的靈魂／一切痛苦都帶來多少好處／……我張開雙臂迎接生命中的又一個黎明」（《醒來》）。如果說，古代的屈原被楚懷王放逐時雖在《離騷》中表達了對楚王的忠貞不貳，但畢竟也發出了「反信讒而齏怒」「後悔遁而有他」的抱怨，那麼在現代，當一切苦難都不是以個人的名義、而是以「黨」的名義加在人的身上時，他就只有從自己靈魂深處（「私」字）去找原因了。這在中國歷史上的確是空前的。中國人傳統的忍耐力以及在受到人格侮辱時仍能自得其樂的阿Q精神為這種心理狀態提供了土壤，但只有當外來的高壓不是以某個人、而是以整個群體的形式對個體人格加以壓榨時，人內心的群體意識才會與個體意識處於公開的衝突之中，才不會像屈原那樣自命為群體意識的全權代表，而是立足於群體意識向自身的個體意識開戰了。只不過，這場鬥爭還稱不上是真正的內心矛盾和衝突，因為勝負是一開始就決定了的：要用群體戰勝個體。這是一場「存天理、滅人慾」的鬥爭，是一場消滅個體意識的內心「鎮反」。個體意識是魔鬼，是肉慾，只有群體意識才是基督，是「聖靈」。這是一片無邊無際的苦海。

  但畢竟，個體在孤獨中被意識到了，這首先是個人的感激和愛：「當我被釘在十字架上，受盡眾人的嘲笑凌辱，而仍不捨棄我，用含著淚、充滿愛的眼凝望我，並為我祝福的／是誰呢？」（《是誰呢？》）「你敢這樣握著我的手穿過蔑視的人群麼／……你含淚微笑著的眼睛是一座煉獄／你的晶瑩的淚光焚冶著我的靈魂」（《有贈》），「即使在煉獄的烈火中，我也絕不呻吟／因為耳邊響著你的一句話：我願隨你永不超生」（《感激》）。在這裡，詩人的歌不是為了某種空洞的目標，而是「為你，為了安慰你的寂寞」（《我能給你的》）。只有在這種孤獨中，被愛者才會感到這愛是對自己個體人格的愛，才會感覺到自己作為一個個人也有值得愛的價值，也才作為一個個人去報答和感激這愛的贈予。孤獨使一個人得到新生，使他意識到自己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孤獨使人對人有了新的體驗，這是消融於群體中，僅僅作為群體的一個細胞、一個零件才有價值的人所體驗不到的。孤獨使人懂得了「人」的可貴。

  從害怕孤獨到安於孤獨，最後到堅持自己的孤獨（孤傲），是詩人性格上的一個大轉變。在最黑暗的年代裡，這一轉變推動著詩人走向了自己詩的生涯的最高峰：「不知道是什麼奇異的風／將一棵樹吹到了那邊——／平原的盡頭／在臨近深谷的懸崖上／……它孤獨地站在那裡／顯得寂寞而又倔強／它彎曲的身體／留下了風的形狀／它似乎即將傾跌進深谷里／卻又像是要展翅飛翔……」（《懸崖邊的樹》）在這裡，群體意識化為了一片遙遠而模糊的外部世界的喧譁，而內心則有一道強烈的光明開始升起：「我不是拿破崙／卻也有我的厄爾巴——／一座小小的板壁房就是我的孤島／外面：人的喧嚷，海的波濤／我渴望衝破黑暗／在濃霧中揚帆遠去／去將我的「百日」尋找／我倒下了，但動搖了一個封建王朝」（《無題》）。易卜生說，最強大的人是那孤獨的人。的確，要在孤獨中承受住群體意識的外來的和內心的巨大壓力，需要有極其強有力的人格和豐富到可以包攝整個世界的心靈。當詩人被當眾宣布已「走到了懸崖邊上」、再跨一步就會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時，他卻恰好感到了展翅飛翔的自由，他「寂寞而又倔強」地站在懸崖邊上，帶著「風的形狀」傲然挺立。他無視這種宣判，因為這不再是他自己的宣判，他蔑視人聲和大海的隔絕，在孤島中期待著自己捲土重來的「百日」。他自信：「我的口中有時停止歌唱／我心中的歌聲永遠嘹亮……」（《我有兩支歌》）。

  然而，詩人並沒有從這個起點上繼續深入下去。對他來說，過去年代的鬥爭和希望、群體意識所帶給他的「理想的烈焰」（《火與風》），只能「在狂風中愈燒愈旺」。畢竟，年輕時代的一段經歷色彩太鮮明了，影響太深刻了，而在「觸及靈魂的大革命」時期，雖然詩人也和一切思考著的人一道參與了時代精神的艱難轉向，並親手動搖了那個曾是如此富有生氣、後來卻蛻變為心靈世界裡的「封建王朝」的群體意識；但個體意識卻始終未在他的靈魂深處紮下根，而總是一種暫時的權宜之計；個體意識沒有發展出自身的內在矛盾，因此也沒有獲得自身內在的動力，它只是一個單純的「自我」（正如以前只是一個單純的群體一樣），沒有內心衝突，沒有兩難處境，沒有運動，而是如電影中的「定格」一樣，凝固在一個「懸崖邊的樹」的象徵上，就這樣停在那裡了。

  從這一點來看，詩人後來的詩作，特別是粉碎「四人幫」以後的詩作，沒有一首可以超過「懸崖邊的樹」。一旦春回大地，萬物甦醒，詩人又滿懷（過去時代的）希望：「我唱起了年輕時唱過的歌／年輕時的夢想我並未遺忘／一如當年，我嚮往／戰鬥的歡樂和獻身的喜悅／一如當年，我的心／像白雲那樣溫暖，明亮」（《春的躍動》）。包括詩人在內的許多人當時都錯誤地認為，現在又可以回復到50年代，甚至革命戰爭年代那麼一種單純的群體關係，美麗的陽光將照臨在每個人的心頭，個體與群體、理想與現實將再一次達到完美寧靜的和諧。這種短暫的幻覺不久就被洶湧而來的充滿矛盾的歷史潮流粉碎了。當然，這並不是說，自那以來，詩人就沒有一首好詩。實際上，在情感的抒發和充盈上，在內心世界體驗的真切感人方面，詩人近年來的許多詩篇都更加深沉、更接近宇宙和人生的神秘意義了。1981年夏天，詩人生平第一次來到了他久已嚮往著的大海邊，這引起了詩人心潮的巨大激動，他感覺到如同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一般的興奮。他在海邊久久流連。「我終於看到你了，大海／——在人生的海洋中／已經是一個飽經風霜的水手／我才第一次走近你，看到你」（《生命的激流》）。詩人如同一個白髮蒼蒼的老水手，面對翻騰不息的大海在回憶自己數十年的海上生涯。「他凝望／無際的遠天／燦爛的晚霞／點點的帆影／飛翔的海燕……／他的昏花的眼中／漸漸浮閃著淚光」（《老水手的歌》）；「多少人，多少人／在海的風浪中苦鬥／在海的懷抱中沉沒——／在海的鹹味中溶合著多少眼淚」，誰能解答人們嚮往大海的謎，誰就「懂得了人生的奧秘」（《海之謎》）。詩人自述，從兒童時代起，他就懷著一個神秘的「海之夢」；後來「我長大了，告別家鄉／去尋我夢中的海」。而現在，回顧自己坎坷的一生，突然發現：「原來我一直就漂航在夢中的／海上……」（《海之夢》）在現代詩人中，恐怕很少有人像曾老這樣，一生迷戀著海，並寫出了如此之多的有關海和涉及海的詩篇的。在詩人自選的詩集《海之夢》中，五十多首詩有二十多首詠到海、海風、海浪和水手。詩人為什麼那麼喜歡海呢？這裡面難道真有什麼奧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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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謎的謎底就在於：海是自由的象徵，因而是個體意識的象徵。普希金把大海叫作「自由的元素」，在西方人心目中，大海是充分顯示個人的膽量、勇氣、才幹和高貴氣質的場所。在這裡，任何乞求和自欺都無濟於事，在這裡，人人都有平等的機會伸展自己的意志和才能，在這裡，勝利者和失敗者、制服驚濤駭浪和長眠在海的胸懷，都是同等的光榮。中國人自古以來不習慣於航海，雖然也能建造巨大的船隻，組成龐大的艦隊，但多是為了向海外夷民傳播內陸帝國的國威，或是保護陸上居民不受海盜襲擾，航海遠征、海運牟利始終不是他們的興趣所在。黃土地及其所承載的沉重傳統對個人的自我構成了嚴酷的桎梏。可以設想，曾老詩中大量的海洋描寫和對藍色的偏愛，與壓抑在潛意識之下的這種個體意識和自由精神的騷動，必定存在著某種微妙的聯繫。

  不過，如前所述，正因為詩人的個體意識最終停留在一個沒有內在矛盾的象徵性「定格」之中，因此，一當外界壓力減輕或撤除，個體意識又重新融入群體意識中去了。但時代還在前進，在「文革」中覺醒過來的個體意識已不再能回到朦朧時代的自滿自足中去，20世紀50年代的童衣穿在80年代發育了的個性身上，是顯得過於狹小和襤褸了。詩人陷入了深深的苦惱，他感到，過去的一切是那麼美好，而現代青年是如此與他格格不入。這些少男少女為什麼不再具有自己年輕時代的憧憬和熱情，總顯得那麼陰鬱和低沉？他們究竟承受過多少苦難，可以和自己九死一生的經歷相比？他感到，自己已經幾乎要和現實生活脫節了，他反覆地從自己的回憶中，從過去了的理想和理想化了的過去中吸取自己的詩情；他預感到，對於一個詩人，這種狀況埋藏著巨大的危機，因為他已經在詩的海洋上望見了自己的彼岸，卻不願意說出一句「我到達了」！

  「呵，我的年紀，我的年紀，還有我這顆孩子似的心！」詩人努力要向別人、向自己證明，「是的，我還在愛／我還愛著，雖然／在我這樣的年齡／應該有一顆淡泊、寧靜的心」（《是的，我還愛著》）。詩人力圖使自己相信，自己仍然年輕。的確，保持一顆童心，一顆赤子之心，這是作為一個真正詩人的起碼的氣質，在這一點上，曾老的真誠是無可置疑的。凡接觸過他的詩和他本人的，都無不被他幾乎是天生的孩子般的純淨所感動。然而，這裡的問題不是心，而是觀念。羅曼·羅蘭說：一個人想要真誠並不難，難的是要真能做到。在20世紀80年代，一個過來人單憑心的真誠已遠遠不足以把握時代的脈搏了。需要的是思索，是反省，是對歷史和哲學真諦的洞察。年輕人可以憑直感而體驗到的東西，老年人卻必須飛到更高的層次上才能夠獲得，因為他背負著一個難以割捨的親切美好的過去，這既是他們的光榮，也是他們的包袱。詩人要「投入生活的激流」，對於一個老詩人來說，這就是要投入當代青年之中，與他們一起去苦惱，去思考；對於20世紀80年代的老一輩詩人來說，就是要把個體意識的「詩魂」從「定格」中解放出來，發展出其內在的活生生的矛盾和衝突。正如歌德的浮士德為了投入時代的車輪，不惜把自己置於與魔鬼訂約的犯罪意識和「泰初有為」的行動哲學的尖銳衝突中。正是這種永恆的衝突，使歌德到八十多歲仍保持著少年時代的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