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討論的效果問題

  蘇格拉底在對話中，雖然執著於一個明確的目的，這就是要找到一個事物的「定義」，但他也知道這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他自己心中預先並無定數（所以才「自知其無知」），唯有依靠自己的理性和「辯證法」去不斷地有所發現。例如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討論「美是什麼」的問題，最後的結論竟然是「美是難的」。不過討論並沒有白費，雖然還不知道美是什麼，但畢竟知道了美「不是什麼」，思維層次有了很大的提高，而這正是蘇格拉底真正想要達到的。又如在《普羅塔哥拉篇》中關於美德是否可教的問題，雙方在討論中都從自己本來所持的立場不知不覺地轉向了持對方的立場，頗具喜劇性，最後也沒有結論，蘇格拉底說對這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討[94]。但毫無疑問，在這種開放式的討論中，不但討論雙方的思維水平已不是討論前的水平了，而且所討論的問題的內在複雜性、微妙性也暴露出來了，這就給後人沿著思維已指出的方向繼續深入提供了極寶貴的啟發。

  相比之下，孔子的對話看重的只是結論，而完全不重視反覆的辯難，一般是一問一答為一小節，少有兩個以上來回的，即使有，也不是針對同一個問題，更不是貫穿一條思路。孔子說「溫故而知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95]，又說「吾道一以貫之」[96]；但他是如何由故而「知」新的，他的「思」的思路究竟如何，他又是怎樣用他的「道」來貫穿他所有那些論點的，卻從來不曾交代。我們只能認為，他的「知」「思」和「道」都只不過是一種內心的體會，所能說出來的只是結論，而不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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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論語》是中國傳統官樣文章中泛濫成災的「要字句」的始作俑者。所謂「要字句」，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我們要……」的句式，有時不一定包含「我們」，常常連「要」字也省掉了，但意思每個中國人都懂。但西方人就不一定懂了，他們只可能將它看作「無人稱句」，但西文無人稱句不含「要」的意思，因此他們往往抱怨這種句子沒有主語，隨便舉一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97]，前面加上「我們要」三字（或只加「要」字），亦通。又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98]「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99]等等，不勝枚舉。在「要字句」中，「為什麼要」是不能問的，一問你就成了異端，「攻乎異端，斯害也已」[100]，因此這是一種權力話語。

  那麼，一介儒生，權力從何而來？來自道德上的制高點。而道德制高點又是基於自己情感上的自信，即相信自己的情感合乎自然情理（天道）。如宰我（予）對孔子說守三年父母之喪太久了，許多該做的事都荒廢了，孔子問他：「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答曰：「安。」孔子就冒火了：「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走後，孔子罵他「不仁」，說「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父母抱大他到三歲，所以父母死後就要守三年之喪，如果當作一種定量化的推理來看這的確是很可笑的，哪裡有什麼道理；但能夠想到這個類比並說出來的人顯然表明了他的情感的深切篤實，自然就有資格訓人了。幸好沒有人來和孔子競爭說父母養你到十八歲，因此要守喪十八年，因為這畢竟只是一種權力話語，而不是真正的權力。不過，一旦和真正的權力掛上鉤，就難說會出現什麼荒唐事了（如「文革」中大家競相表「忠心」）。所以，對話中對權力話語的爭奪實質上是一場情感的表白和比賽，其結果就是寫有「忠孝」二字的大獎盃。

  因此，從歷史上看，蘇格拉底和孔子的兩種不同的對話其效應也是極不相同的。前者造成了西方哲學史上從自然哲學向精神哲學的大轉折，刺激了後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超越蘇格拉底而建立起龐大的唯心主義體系；後者則樹立了無人能夠超越的「大成至聖先師」，只能為後人「仰止」和不斷地體會、學習。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和言說方式從此便進入到了一個自我循環、原地轉圈的框架之中，儘管內容上還有所發展和充實，形式上卻兩千多年幾無變化，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才開始有了初步的鬆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