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條道路和

  ——再答石砩先生

  我倒不以為「新批判主義」的理想目標能夠完全實現，它必定只能和傳統達成妥協；但沒有這個目標，則連妥協也達不到，只有沉淪。

  繼我的《情感的位置——答石砩先生》一文[60]之後，石砩先生又提出了新的駁論，即《關於第三種道路及其他——再與鄧曉芒先生對話》[61]。顯然，石先生這篇文章比上篇文章分析得細緻多了，這無疑有利于澄清一些由表達的不確切帶來的誤解。不過，問題似乎還有進一步深入的餘地，即使無法達成共識，也可以擺明真正的分歧在哪裡。為此，我願再與石先生繼續商討。

  1.我曾提出，石先生以「大孔子學說」的立論是「基於對目前中國現實生活的密切關注和對中國文化前途的深切擔憂」，來證明「大孔子學說」沒有「脫離中國的現實生活」，這種證明就像主張一個醫生基於對病人的關注和擔憂就一定能開出好藥方來一樣不通。對此，石先生申辯說，他「並沒有停留於此，而是進一步分析了『大孔子學說』對目前中國現實生活的解釋及對中國未來前途的構想」，即第一，近代以來中國雖然選擇了現代化，「但我們的現代化始終停留在表面和形式上」，「一方面摒棄了本身優良的傳統，但卻保留了壞的一面；另一方面，吸收了西方最表面及膚淺的文化，卻沒有攝取其最優秀的一面」，所以，「這表明，如果我們漠視中國的傳統與特點，盲目地追尋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現代化，結果不僅無法達到西方文化所承諾的理想社會，相反將付出極高的代價，甚至是自我毀滅的代價」。石先生認為，「大孔子學說」這一對中國現實的評估是「比較深刻和值得珍視的」。第二，「大孔子學說」認為西方文化對個體的關注「是現代西方社會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所以無論從中國文化看還是為救治西方文化計，均應「以孔子學說為核心，引進智性、智性中的德性、西方的制度、西方的『消極性』自由的概念，以及佛教的靈性，從而建立和開拓一個『大孔子學說』」，所以這「是一種以對人類存亡的關懷作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並面對目前人類面臨的現實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而提出的現實理論」。

  石先生的上述辯解說明了什麼呢？說明我對他的批評，即對於以為醫生出於對病人的關注所開出的藥方就一定有好藥力這一謬見的批評，是一點也不冤枉的。首先第一點，他重申了胡國亨先生對中國現代化過程的病狀（即現代化「始終停留在表面和形式上」）的觀察。這種觀察並沒有人否認，然而，不同的人從這一病狀卻完全可以得出與胡先生的不同甚至相反的診斷，換言之，這一病狀究竟「表明」我們「漠視了中國的傳統與特點，盲目地追尋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現代化」呢，還是「表明」了我們依然不敢大膽地拋開傳統的束縛而更開放地吸取西方文化現代化的經驗？兩種診斷哪一種更切合現實？這才是問題的關鍵。但石先生對這一點避而不談。其實我從來沒有說過胡先生對中國的現實沒有作出診斷，而是說這種診斷不對（不符合現實情況），石先生卻至今認為，既然胡先生對中國現實作出了診斷，那麼這種診斷就必定是對的。至於第二點，則可以看作胡先生根據他的觀察和診斷而為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所開出的「藥方」。但石先生同樣沒有去證明這一藥方是切合現實的，也沒有回應我對這一藥方的「脫離實際」的批評，而只限於申明：「我以為，這種以孔子學說為核心的新文化策略……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是面對現實問題「而提出的現實理論」。這種將自己的立論建立在「我以為」之上的做法，是否過於武斷了呢？

  2.對於石先生提出的「立足於中國自身傳統以德為本的道路」即「第三條道路」，我在前文中曾通過一系列論證指出：「『理性道路』和『德性道路』的這種絕對對立，實際上無非是理性和情感的對立。」石先生認為這是一種「簡單化的做法」。對此，石先生的辯護的確夠「複雜」的（將近四千字！），但一點也不清晰。我只就與本題有關的談幾點。

  a.所謂「第三種道路」，「簡要地說，就是立足於中國文化傳統與中國人獨特的生存方式，吸取西方文化的長處和精華，使之轉換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從而建構一種有別於西方現代化模式與道路的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模式與道路」，所以「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基本資源應該而且只能來自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而這一傳統的核心就是德本價值觀」。好，就算是這樣，但問題正在於，我把中國傳統德本價值觀的實質（「理性層面」背後的「價值層面」）理解為非理性的「情感」，這究竟是對了呢，還是錯了？「簡單化」在什麼地方？對這一關鍵問題，石先生卻隻字不提，這算是對我的反駁嗎？

  b.石先生迴避了主要問題之後，又去糾纏「理性」概念的含義問題，認為「人類的理性，受著不同時代和文化環境的影響，因而不可能是同一的和先天的，……如鄧文所認定的『合乎普遍理性』的，普適的現代化模式和道路是沒有的」。但我從來沒有主張過理性的含義是永恆不變的，實證主義的理性和辯證理性、歷史理性當然有不同。但畢竟，理性不同於情感，這總是不容混淆的。為了避免胡攪，我們是否可以先共同認可了「理性道路」、排斥了「情感道路」，再來深究「理性」的不同含義呢？連「理性」和「情感」都分不開，又如何能區分不同的「理性」？（連「簡單」都對付不了，如何進入複雜？）

  c.石先生看來還是很講邏輯的，他批評說：「拙文批評的是建基於近代西方文化理性概念的西方社會忽視了理性背後的價值層面，並未說以理性為基礎就一定會導致忽視價值層面」，而我把兩者「等同起來」，這是「偷換了概念」。其實，如果石先生一開始就承認西方的價值失落並不能怪罪於「以理性為基礎」，他就不會來與我「對話」，而會去和胡先生「對話」了。正是胡先生主張以價值為基礎（德性為先）而反對以理性為基礎（理性在先），他說：「先價值，後現實與能力，是社會進入理性狀態的不二之門……理性狀態的判斷，到了最後不能不以價值為依歸。」[62]至於胡先生在別的地方談到「完備的理性概念」也應當包括價值的層面，如石先生所引證的[63]，那也應該只是在由價值基礎「進入到理性狀態」以後的事，恐怕並不意味著胡先生認為理性是價值的基礎（否則胡先生就和自蘇格拉底到今天的西方「知識即美德」的傳統沒有區別了）。所以，要麼是胡先生自相矛盾或「偷換了概念」，要麼偷換概念的是石先生自己，怎樣說也算不到我的帳上。

  

  d.石先生為了表明他並不忽視理性，還談到了「對傳統文化的理性審視是我們把握中國人生活實踐和生存方式的一個重要維度」，這的確不錯。但問題還要看是什麼樣的「理性」，以及這理性所得出的結論是否「理性」。歷史上以「理性的審視」達到非理性的結論的大有人在。石先生的結論是：「正如我們無法抓住自己的頭髮使自己擺脫地球的引力一樣，我們也無法通過模仿西方使自己超越歷史和重力而在歷史時空坐標中自由飄蕩……無論我們覺得傳統合理還是不合理，無論我們是想保留傳統還是改變傳統，傳統都毫無例外地起著作用，我們只能處於傳統之中領悟和改變傳統。」這段話里有個問題不知石先生怎麼沒有發現，就是西方文化並不是我們「自己的頭髮」，而是別人的、我們自己之外的東西，恰好有可能用來克服「重力」；所以，我們只有通過學習（或曰「模仿」）西方才有可能使自己擺脫地球（即傳統）的「引力」，而不學習西方，則是根本不可能由自己來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的，因為我們不能拔自己的頭髮。這個奇怪的比喻是許多主張保守傳統的論者竟然都樂於引為自己的論據而不以為矛盾的。撇開這點不談，石先生的「理性審視」只是使他看到了中國文化（和一切文化）的無奈，看到了「不合理」的現實之無法改變和「毫無例外地起作用」。顯然，這種理性正是他和胡先生都激烈抨擊的、西方人自己也在深刻檢討的「工具理性」或「實證的合理性」，其特點是忽視了在現實中具有自由能動性和創造性的人的因素、人的現實，忽視了人是一種超越現實、超越傳統的現實存在。在這種理性的審視下，人的一切「生活實踐和生存方式」之被傳統所決定，就像動物被本能所決定一樣。這樣一種理性可以用來為不合理的、非理性的或情感化的現存事物作辯護，是一點也不奇怪的。我並不否認石先生的文章還是在「講理」，而不是什麼詩歌小說或標語口號，我批評的只是這種道理背後的情感立場，即沒有擺正「情感的位置」。

  3.最後，關於我所提出的「新批判主義」，石先生提出了三點反駁，我在此也作點簡略的回應：

  a.我主張「五四精神」和「新批判主義」的目標是塑造新人，石先生猜測「這種新人大概是徹底擺脫傳統的理性之人」。如果不把理想目標和現實完全等同起來的話，這種理解大致也不錯。但石先生反駁我的根據卻是從「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所看到的「完全相反的現實」，即沉渣泛起和復舊，並以此證明新批判主義是一種「永遠也無法實現的烏托邦」（這「永遠」一詞完全是上帝的口氣）。由於篇幅關係，我不想去引證其他人類學者（如城市人類學者）的「田野研究」所提供的另一些「完全相反的現實」，何況這種由簡單枚舉歸納法得出「永遠」的普遍結論的做法也實在大膽過分了。但沒有人能夠否認，20世紀中國社會現實中的主流正是對傳統的疏離和背叛，否則，胡先生（和石先生）就不會如此痛心疾首了。至於最終的現實結果會如何，我倒不以為「新批判主義」的理想目標能夠完全實現，它必定只能和傳統達成妥協；但沒有這個目標，則連妥協也達不到，只有沉淪。我與石先生的分歧，其實並不在於對現實的觀察，而在於對現實的態度，即我主張為當前現實中最有希望、最有生命力的潮流提供學理上的依據和規範，使之抑制消極因素，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石先生（和胡先生）則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借舊事物（如「迷信」）的某些復辟來指責新事物的「脫離現實」。

  b.石先生指責我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論批判「新保守主義」，違背了我自己主張的立足於現實而不以任何理論為前提這一原則。這種看法是非常形式的。其實，我完全可以根本不提弗洛伊德，因為現實的中國人確實是在「戀母」，而且早在弗洛伊德出生前就是如此，這是只要對中國現實有所了解的人都看得出來的。我之所以要提到某種理論，一是為了更容易讓人理解，省掉些解釋的力氣；二是避免人家說我剽竊了別人的理論專利，現代社會，即使是自己獨立想出來的觀點，也要看看是否早先已有人提出過，而不敢妄稱「獨創」「填補空白」，這是個學術規範問題；三是弗氏的理論確實為我的批判提供了比較方便的概念和方法，但它並非我的立足點，而只是為我所用。我的基點是現實而不是某種理論，但這不表明我不用任何理論。

  c.石先生認為，「『新批判主義』所看到的現實『只是單質性和片面性的』……所認同的是現代化的價值，並把傳統文化視為與現代化格格不入並阻礙現代化的力量」，「這種對現代化的價值不加置疑的態度，不利於我們澄清問題的實質」；但最末一句他又說，他與「新批判主義」的分歧「並不是中國要不要現代化」，而是「中國應該走什麼樣的現代化道路」，顯然，他所質疑的並不是現代化的「價值」，而是現代化的形式。可惜這一點又與胡先生的想法對不上號了，胡先生是寧可讓「中國靜止平淡的文化」「在時間的長河默默地延續」，而根本不屑於搞什麼現代化的。當然，胡先生的有些說法也並不前後一致，當他意識到現代化已經勢在必行時，退而求其次，他有時也不否認可以搞點現代化，只是要不以損害古代價值為前提。其實胡先生並沒有什麼堅定不移的立場，石先生跟著他轉來轉去，不轉昏了頭才怪。另外，所謂「把傳統文化視為與現代化格格不入並阻礙現代化的力量」，反過來說也就是「把現代化視為與傳統文化格格不入並瓦解傳統文化的力量」，而後者正是胡先生所持的觀點。這是我和胡先生共同看到的同一個現實，石先生卻只指責我的「單質性和片面性」，對胡先生則不置一詞，是否也有些太偏心了呢？

  上述看法，不知當否，敬請石先生再次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