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評對魯迅思想的誤解

  根據某些人的評介，在這本書中，「林教授對魯迅的分析下的功夫最大，也最為精彩和深刻」（見附錄4，崔之元的評介文章，第432頁）。林先生自己對這種分析的概括則是：「魯迅意識的特點呈現出一種深刻而未獲解決的衝突：一方面既有全盤性的反傳統思想，但另一方面卻從知識和道德的立場獻身於一些中國的傳統價值」（第178頁）。這種分析真是那麼「精彩和深刻」嗎？

  魯迅的反傳統思想是人所熟知的，如他要求青年人「少讀、甚至不讀中國書，多讀外國書」，在這方面，爭論頂多是用語上或程度上的。但對於魯迅「獻身於中國傳統價值」，恐怕就很難達成一致意見了。這首先取決於所謂「中國傳統價值」的真實含義，其次還取決於魯迅對它們的真實態度。我們來看看林先生給我們提供的幾個關鍵性的例子，就可以明白他的具體所指了。

  首先是《阿Q正傳》中的例子。眾所周知，魯迅寫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要著力「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林先生卻「獨具隻眼」，看出「儘管如此，阿Q尚有無辜和天真的某些方面，不能看作是截然可悲的」（第223頁）。例如阿Q在賭博輸了之後，站在人群背後看別人賭博，「替別人著急」；向人家傲然說出自己行竊的經歷，毫不掩飾；在大堂上畫押儘量把圈畫圓，以免丟了「面子」等。這些或窮極無聊，或愚蠢無知，或虛榮近視的特徵，在林先生眼裡竟然都成了「天真」「質樸」「可愛」的性格，包含著魯迅「信奉中國傳統中的某些價值」的含義（第223頁），只是由於阿Q「缺乏內在的自我，阻礙了這一點，因為沒有自我覺醒，他不能有意識地培養和發展這種好的因素」（第224頁），因此這種「好的因素」（天真）導致了他的被殺。對《阿Q正傳》的這種奇怪的解釋，人們可以不必過分挑剔，因為「詩無達詁」嘛！但是說這就表示了魯迅思想中某種「隱示的層次」，即它不言自明地展示了中國國民性中的優良品質，這種說法恐怕就有些「阿Q精神」之嫌了。倘若魯迅在世，聽到這種議論，也許就會寫出一個「自我覺醒」了的阿Q，這個阿Q不但意識到自己身上的愚昧無聊虛榮等缺點正是他的優點（如同他頭上的癩疤一樣），而且還會「有意識地培養和發展」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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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例子是魯迅的《在酒樓上》。林先生似乎偏愛這篇小說，他幾乎是從頭至尾複述了它的情節。據他考證，主人公呂緯甫基本上就是魯迅本人，他年輕時曾和青年們一道反對傳統偶像——拔掉城隍爺像的鬍子，後來發現一切都是虛空、無聊，為了謀生而回鄉下去教私塾，教的竟是「子曰詩云」和《女兒經》！他奉母親之命去為死去的小弟改葬，為過去鄰居的女兒阿順送兩朵剪絨花，後來發現小弟屍骨已不在，阿順也早已死了，但他卻自欺欺人地包了一包土放進新棺材裡葬了，回去騙母親說，小弟的墳已遷畢，阿順接到花很高興云云。這篇小說包含的強烈的悲哀和絕望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但在林先生眼裡，魯迅卻在「隱示的層次上」說明了他獻身於一種中國傳統道德價值，這就是「念舊」，如為幼弟遷墳和為鄰居女兒買花都是「念舊」，與母親的關係尤其是「建立在使傳統孝道適應現代生活的基礎之上的」念舊（第247頁）。儘管呂緯甫反覆說明他的這些奉命行為的「無聊」「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無乎不可」「算什麼？」（這可說是貫穿小說的主題），林先生卻還是要說他是「獻身於」其中所包含的傳統道德或「念舊」情懷。他並不為這種斷言的無從證實而感到不安，因為他早已聲明，他並不是從小說的「顯示的層次」，而是從「隱示的層次上」來談問題的，他比你們大家都「深刻」得多！看來，林先生之所以一開始就提出將魯迅思想劃分為「顯示」和「隱示」的兩個意識層次，無非是為了他能隨心所欲地解釋魯迅而不受指責，林先生所強調的「精讀原典」，原來只是對我們這些沒有他那樣的「特異功能」的人而言的，他自己則可以不受其限制。

  可是，如果我們真的「精讀原典」，我們就會發現，呂緯甫（魯迅）所信奉的並不是「念舊」，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真實的情感。念舊與重情感並不是一回事。在中國傳統中，念舊常常可以和人的真實情感毫不相干，人們可以由於是老鄉、老鄰居、老熟人、老部下、老同窗等等而結成宗派，以謀小集團的利益。念舊可以徇私舞弊，可以貪贓枉法，可以結黨營私，可以官官相衛、任人唯親，可以大搞盤根錯節的裙帶風，當然，也可以由於利益的對立而導致「窩裡鬥」。魯迅對這個「念舊」的中華民族下過這樣的評語：「『中華』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換句話說，便是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第255頁引語）。說魯迅的思想竟膚淺到「獻身於」這種念舊情緒，這隻有林先生才想像得出來！林先生還以魯迅有很多「終身之交」作為他「念舊」的證據（第247頁），按他這種邏輯，凡是重感情的人都是念舊，因而都是受了中國傳統價值觀影響，而外國人則從不念舊，甚至都是無父母無兄長也無朋友的「禽獸」了。

  更為離奇的是，林先生以為，呂緯甫即使在為了餬口而教「子曰詩云」和《女兒經》時，他也「覺得這種價值是有意義的」（第248頁），他在「未言明地獻身於一種傳統價值」（第249頁），僅僅只是因為「他早期的反傳統立場並沒有喪失作用」，因而「他缺乏全面系統的世界觀作為未來的更加明確的觀點的基礎」（第249頁），他才不贊成用這種古老的教育方式來復活這種價值。也就是說，倘若呂緯甫（魯迅）當年就達到了林先生這樣的思想水平，放棄了那種片面的反傳統立場，那他就會極力鼓吹將《四書》《五經》和《女兒經》作為一切正規學校教育的必修課，至少不會為自己教「子曰詩云」而抱愧了，他甚至還會同意袁世凱和康有為把孔教立為國教！這真是林先生一個絕妙的「夫子自道」！但這與呂緯甫和魯迅都毫不相干。林先生要我們不要相信小說中明明寫了的（如呂緯甫的「無聊」感），而要我們相信小說中沒有寫的，那他為什麼不去幫魯迅再寫一篇同樣題材的小說來呢？

  這篇「新小說」很可能已經「成竹在胸」了，否則就很難理解，為什麼他那些離奇的情節（諸如呂緯甫「獻身於」教「子曰詩云」）對他來說「正如小說的含義那樣一目了然」（第248頁）。平常的人只能從一篇小說里看出一篇小說來，而且還不甚「瞭然」；林先生戴著他的有色眼鏡，卻能「一目了然」地從一篇小說里看出兩篇小說來。

  這副有色眼鏡，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謂魯迅意識的衝突：他既要反傳統，同時又要獻身於傳統價值。林先生非常得意地、甚至不厭其煩地重複他這一重大發現：魯迅感到一種「強烈的緊張」（第236頁，又參看第178、245頁），感到「抱歉」（第244、245頁），具有「沉痛的思想矛盾和精神上的衝突」（第253頁），總之，「終極地說，他的全盤性反傳統的立場與他選擇性地接受了一些中國傳統道德價值與文化素質的事實，兩者之間存有無可疏解的基本矛盾。因此，他的靈魂被這一分裂的看法與這一看法所帶來的罪惡感所扯裂」（第263頁，又參看第179頁）。

  然而，要塑造出這樣一個「魯迅」的靈魂形象，所要做的「創造性轉化」工作未免太難了，稍一不留神，就會前功盡棄。果然，又是林先生自己不小心，透露了魯迅本人的一段心靈自白：「但自己卻正苦於背上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因為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的思想，我的心裡也常有」（第294—295頁，注①引文）。遺憾的是，這並不是林先生所說的既要全盤反傳統，又要獻身於某些傳統價值的矛盾，這種罪惡感、緊張感也根本不是觸犯了自己心中傳統價值的神聖性的罪惡感、緊張感；恰好相反，按照魯迅的這一「顯示」和「原典」，這是一方面要反抗傳統勢力的外來壓迫，另一方面又背負著傳統勢力的內心壓迫的矛盾，是無法徹底根除自己身上的傳統劣根性的痛苦，是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在根性里也在無意中「吃人」的罪惡感。其實，這種罪惡感在《狂人日記》中早已有「顯示」的表現，他在那裡把自己稱為「有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說「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魯迅的這一沉痛的自我反省，比林先生所指出的那種膚淺不堪和庸人自擾的矛盾（大概是林先生自己內心矛盾的寫照：又要反對「新儒家」，又要批判五四的反傳統）要嚴酷、可怕和深刻得不可以道里計！這才是魯迅真正的偉大之處！

  而在林先生眼裡，「魯迅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在全盤性反傳統的氣氛中，他能辯證地指出中國文化傳統中某些遺留成分具有知識和道德的價值」，「他能在傳統社會解體後正確對待並明確指出中國古老文化成分的知識和道德意義」（第290頁）。林先生忘了加上一 句：「這一切都是在『隱示的意識層次』上做出來的」，否則當人們查遍了魯迅著作而失望時，就會怪林先生捉弄了他們。但林先生的意思在這裡至少還是明確的：魯迅的偉大就在於他的反傳統不像陳獨秀、胡適那麼徹底！不過，就連這一點也還有可疑之處，因為我們曾從林先生那裡得知，胡適的全盤西化學說也「不可能含有完全拒絕中國傳統的意思」（第153頁），但同一件事在胡適那裡就成了「花言巧語」和「狡辯」，在魯迅這裡怎麼會變成「偉大」的標誌呢？況且，以「反傳統」的是否徹底作為衡量一個思想家或歷史人物的偉大與否的唯一標準，這也有些近乎兒戲。

  還有一個例子是，照林先生看來，「雖然魯迅是號召完全摒棄中國傳統的最主要人物之一，但他卻以大量時間對中國傳統的各個方面進行了學術研究，這對他的一生來說，是一個嘲弄」（第229頁）；而且，由於魯迅對許多古代小說作出過肯定的評價，林先生又問：「既然中國過去的一切都令人厭惡，那麼，他怎會欣賞傳統小說作品呢？」（第230頁），「為什麼這些積極因素，儘管是跨文化的因素，竟會在整體上被視為完全邪惡的中國過去產生？」這「暴露了魯迅的全盤性反傳統思想的謬誤」（第231頁）。林先生在這裡又犯了一個形式邏輯的「偷換概念」的錯誤，他用「中國過去」「中國過去的一切」偷換了「中國傳統」「中國文化傳統」。

  這且放下不說。魯迅作為一個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研究，這與他在現實生活中反傳統絲毫也不矛盾。林先生不是常批評陳獨秀和胡適對傳統沒有作深入研究？不是還把陳獨秀的全盤反傳統和反對研究這個傳統稱作一個「矛盾」（第117頁）？現在魯迅研究了傳統，怎麼又成了對自己的「嘲弄」？要使林先生滿意是不可能的。但魯迅的研究傳統，正是為了從傳統中尋出反傳統或反正統的因素來，正是為了指出傳統對人性的壓抑和人性對傳統的反抗，他讚許《金瓶梅》和《儒林外史》，無非是因為其中對豪門世家、儒者名士們（他們代表正統）的正人君子道貌的虛偽性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畫和揭露，而他喜歡無常和女吊，也正因為它們是民間反抗精神的象徵，是打破正統和樂之音的中國的「摩羅詩力」。不過，這些反傳統的傳統因素也正因為終歸還是傳統，所以它們事實上並不包含真正清除腐朽了的傳統勢力的現實力量，它們的鼓舞作用是有限的。魯迅不滿意於這些研究本質上的純學術、純歷史性質而又無可奈何，他明白自己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吶喊·自序》）。我們能從魯迅的這種深沉的悲哀中，得出魯迅研究古董是「獻身於傳統價值」的結論嗎？能說這是對他的反傳統思想的「一種挑戰」（第234頁）嗎？顯然不能。魯迅的悲哀，頗類似於呂緯甫的悲哀，是由於無聊和寂寞，由於無人響應自己激進的吶喊，由於反省到「我絕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吶喊·自序》）。

  最後還想談談林先生所發現的魯迅思想的又一個嚴重的悖論，這是他在本書中用黑體字標出的唯一的一段話，可見其重要性非同小可：「因此，在魯迅面前等著他去做的基本工作是：透過思想與精神革命去治療中國人的精神的病症。然而，一個在思想與精神上深患重症的民族如何能認清它的病症的基本原因是它的思想與精神呢？」（第256頁）林先生認為，從理智上，魯迅是對現實完全絕望的（這一點不假），但在情感的層次上，這種絕望的「硬心腸」「在他心中形成了一種罪惡感」（第269頁），逼使他不得不突破理智上的絕望，訴之於「發現意義的意志」（第270頁），去進行那「絕望的抗戰」（魯迅語）。也就是說，正是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承認和對傳統思想素質的繼承，防止了魯迅滑向徹底虛無主義的深淵，使他感到「他必須繼續邁向他未知的命運」（第267頁），他的「絕望的抗戰」僅僅是為了緩和內心的罪惡感、褻瀆感而作出的自我犧牲而已。

  這一切解釋總算是合乎邏輯的，但並不合乎實際。首先，林先生所發現的那個悖論（paradox）只是一個形式邏輯上的悖論。但在世間一切事情中，唯獨精神本身是無法憑形式邏輯解釋清楚的。從形式邏輯看來，一切精神的自由、能動的創造都是「悖論」。精神有它的被決定性，也有它的不被決定性。儘管「一個在思想與精神上深患重病的民族」從一切跡象和邏輯推論上看都不能發現任何救治的希望，但它既然有思想或精神，人們就無法用邏輯或最精密的科學去推斷它的將來，因為即使一種深患重病的精神，它最深藏的本質仍然是自由，或追求自由，誰能斷定它就不能認清自己的病因呢？魯迅的「絕望的抗戰」根本用不著找出他心理上的「罪惡感」和「為國家民族犧牲」「對傳統價值的獻身」這樣一些「合理化」的解釋，這些解釋與魯迅的真精神、與魯迅的反抗意志（而不是「發現的意志」）和對普遍人性所抱的信念與希望，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林先生說：「在世界文學中，很少有像魯迅這樣的作家，他一方面認為世界是虛無的，但另一方面卻使自己介入意義的追尋並獻身於啟蒙」（第264頁），這暴露了林先生對「世界文學」的無知。不要說現代的尼采、卡夫卡、加繆和薩特了，甚至基督教《聖經·舊約》中的基本精神之一也就是世界的虛無性和對意義的追尋（見《傳道書》）。當然，如果把「世界文學」改成「中國文學」，這倒有些切合實際。但中國並不就是世界。

  總而言之，林先生對魯迅思想的誤解，集中到一點就是：他把魯迅對自己身上存有傳統國民性的劣根這種罪感，歪曲為對自己反叛了這種傳統國民性的罪感，把魯迅頑強地與自己靈魂中的傳統鬼影作鬥爭的心靈痛苦，歪曲為感傷主義地惋惜他所信奉的傳統價值的痛苦，把他為高揚人的自由精神面對虛無所作的「絕望的抗戰」，歪曲為對「國家民族」贖罪而作的「自我犧牲」。這種種歪曲都不是枝節問題，而是涉及對整個魯迅思想，以至於對整個五四精神和中國現代思潮的總體評價和實質性把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