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評對胡適思想的誤解

  林先生的這本書，攻擊得最厲害的還是胡適。這種攻擊，集中點仍是胡適的全盤反傳統和全盤西化論，特別是後者。林先生認為，他抓住了胡適理論上的一個重要矛盾，這個矛盾是胡適本人也未意識到的，這就是：「胡適既主張進化地改革中國傳統，又主張全盤摒棄這一傳統」（第139頁，又參看第158、164、165頁等處）。在林先生看來，胡適的這一「矛盾」只有通過將矛盾的一方宣布為假，將另一方肯定為真才能解決：「事實上，胡適的改革主義不能從表面價值來理解，而應把它理解為一種假改革主義，也就是說，他的改革主義是在中國推行全盤西化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實質上，在胡適的意識中占統治地位的是他的以全盤西化主張為基礎的全盤性的反傳統主義」（第140頁），為此，林先生在胡適的「改革主義」上加上了引號（第145頁）。

  林先生既然這樣斷然地作出了明確的結論，本應當感到他在對胡適思想的分析中得心應手才是，本應當毫不猶豫地把胡適的一切改革主義言論都稱為虛假的才是。但奇怪的是，從林先生的具體分析來看，他似乎又對如此簡單地處理這一「極為繁複的問題」（第353頁注①）並沒有充分的自信。他先是承認了胡適早期的改革主義態度還是「真誠的」，只是在「發現了杜威的思想」之後才有了「決定性的轉變」（第148頁），但後來又認為，在此之後，胡適仍然「相信」即使接受杜威的方法也「可以不必捨棄中國傳統文化的成分而把它轉變成現代性的一部分」（第153頁），即使在這時，他的全盤西化學說也「不可能含有完全拒絕中國傳統的意思。因為根據胡適的定義，中國的全盤西化，通過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傳統『有機式地吸收』現代西方文化而實現，這就意味著西化是以本民族科學傳統為基礎的，儘管這傳統的某些成分因與現代文化不協調而將在這過程中遭到淘汰」（第153—154頁）。林先生在這裡又並沒有說他的這種改革主義是「假的」。林先生甚至還承認，當胡適估計到全盤西化不可能實現卻對此表示讚賞，表示「樂意看到中國文明保持在本民族的基礎上」時，這種「情感」正是他的「文化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現」（第156頁），儘管這並未改變他全盤西化的主張。可見，林先生所發現的胡適這一「終身矛盾」，在林先生的分析中也傳染給了林先生本人。也許，這根本就不是胡適的什麼矛盾，而本來就是林先生自己的矛盾？

  情況正是如此。在胡適那裡，事情本來很清楚，他的全心西化[30]與他的漸進的改革主義並沒有任何矛盾，因為在他看來，西化只是手段，改革才是目的，或者說，西化只是態度（「全心」），改革才是實際效果，中國傳統文化在今天的繼續發揚光大，只有通過全心全意學習西方才能夠實現。林先生自己很清楚胡適的這個意思，在本書中也多次提及（見第155—157頁），然而他卻把這稱為胡適的「花言巧語」（第157頁），認為他在這裡是「混亂的」，把「應該是什麼同實際是或將來是什麼的概念」弄混了（第155頁），因為在林先生先驗的眼光看來，胡適的改革主義應該是他的全盤西化或全盤「杜威化」的手段（同上），而不是相反。正是這一主觀武斷的顛倒，導致了林先生自己的自相矛盾。因為，如果改革主義只是胡適的全盤西化的手段，那就必然還可以追問：胡適為什麼要使中國西化？林先生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承認，在胡適看來，「只有在西方文明進入中國社會以後，中國傳統思想才能得到拯救」（第163頁），也就是說，西化正是為了改革中國傳統。林先生喜歡談「辯證的」，胡適這種看法恰好就是非常辯證的。他可以不同意胡適的觀點（即「西化可以是拯救中國傳統的手段」），卻不能說胡適這裡有什麼「邏輯上的矛盾」。真正邏輯上矛盾的是林先生幫胡適所作的那種愚蠢的解釋。正是林先生自己把胡適的「應該是什麼同實際是或將來是什麼的概念」弄混了，而在胡適那裡，提出我們應該「全盤西化」的主張，其實際後果絕不會是中國人就變成了西方人，而將是對中國傳統的改革有實質性的促進。這一點魯迅也曾有過同樣的看法，認為在中國，你要在牆上開一個窗，就非得做出掀掉屋頂的努力。這是因為總是有像林先生這樣的人，別人剛剛要開一個窗（引進西方文明），他就大叫屋頂已經沒有了（全盤西化了）。

  胡適的這種「目的—手段」論也許不算什麼深刻的創見，但它對中國社會的實際生活畢竟起到了實效。例如，如果沒有五四運動一大批人的全盤反傳統，誰能擔保在袁世凱、張勳以後，不會再來一次皇帝登基的醜劇？林先生先是責備陳獨秀在思想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是「空談」（第128頁），現在又指責胡適「提不出一種創造性地轉變中國傳統的有效理論」（第156頁），他故作天真地質問胡適：你說在西化過程中中國傳統寶藏才可能充滿活力，那麼「這如何可能做到？」（第157頁）我想反過來問問林先生：照你看來，只有不學習、不「有機式地吸收」「現代文明之精華」（林先生帶諷刺地引用了胡適的這個說法，見第152頁），才能「做到」使中國傳統充滿活力？這就是你的「創造性地轉變中國傳統的有效理論」？

  其實，林先生的這種「理論」毫無理論色彩，而是一種對中國傳統抱殘守缺、盲目排外的情感，它遠遠低於五四知識分子那種奮發向上、義無反顧的激情，因為後者終究還是與我們民族現實生活中的真正「危機」息息相關，前者則是一種失去了現實感卻又目空一切的空論。然而，即使這種空論，實際上也是由於林先生吸收了某些西方思想文化（如韋伯、博蘭尼、庫恩、哈耶克、史華慈等人的思想）以後，才有可能「創造性地」提出來的。也許正是這一點給他帶來了一種「真正的自卑感」，使他有必要排除自己頭腦中「西化」的鬼魅，以恢復一點他「作為中國人的自尊感」？這種心情作為一個飄零海外、時刻擔心受到種族歧視的華裔同胞來說是不難理解的，甚至是可以同情的。但他以此來度量一位五四健將的心胸，卻成了可笑的了。他竟試圖這樣揣測胡適的心理動機：「他在中國傳統中尋找著某種東西以便從中能夠汲取一點作為中國人的自尊感，以抵消他在面對所接受的西方價值時產生的對中國傳統的真正自卑感」，最終使自己有理由感到「自豪」（第155頁）。這種猜測，至少對於五四時期的胡適來說是十分滑稽而不可信的。人們從中並沒有看出胡適的理論動機，反倒似乎窺見了林先生內心的秘密：他從一開始就沒有把這場爭論看作是對中國如何走向現代社會的冷靜的理論分析，而是看作一場有關民族自尊心和作為一個中國人的「面子」的拼搏！（還可參看第421頁）

  為了徹底嘲笑胡適的「全盤西化」的主張，林先生還在「附錄」中不吝篇幅，大力攻擊了胡適本人「西化」之不成功和可笑，這特別是針對胡適從西方科學主義立場提出的「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這一方法論原則的。但儘管林先生引用了博蘭尼和庫恩（或譯孔恩）的現代科學方法論作根據，在這些攻擊中卻看不出一絲一毫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林先生的批判是這樣的：「胡適終生所宣揚的科學方法，雖然形式上包含歸納法與演繹法，但實際上，他十分強調的只是歸納法，再加上一點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大膽（他認為那樣的心態便能在科學方法中扮演假設、演繹的功能——實際上『大膽』與演繹推理並無關係）」（第325頁），「在科學研究的時候，工作人員是不是要在假設上看誰膽子大，誰就容易有成績？你的膽子大，然而我的膽子比你還大，所以我的假設就容易導致重大的科學發展？」（第379頁）這樣嘲笑過後，林先生就以為自己有權利將胡適的方法稱為「商人做GG，政客搞宣傳」（第379頁）了。這種批判其實並不新鮮，它還是國內50年代「左傾」影響下「胡適資產階級思想批判」的老調。然而不幸的是，林先生自己在書中透露了胡適本人對他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解釋，使我們甚至不必從頭至尾核對胡適的著作，就可以看出這種批判在理論上究竟有多少誠意。胡適是這樣說的：「當我們尋得幾條少數同類的例時，我們心裡已起了一種假設的通則。有了這個假設的通則，若再遇著同類的例，便把已有的假設去解釋它們，看它能否把所有同類的例都解釋得滿意」（第332頁注，原文載《胡適文存》）。

  很明顯，胡適所謂「大膽假設」，並不是和人比膽子大，而是以事實為根據，突破狹隘經驗的束縛，把少數事實的規律性擴展到多數事實以檢驗其普遍性程度的一種嘗試。林先生所崇拜的博蘭尼和庫恩有「支援意識」和「典範」的概念（見第381頁），胡適也有假設的「通則」概念；而林先生竟可以允許洋學者庫恩的「尖銳的想像力」，卻不允許中國學者胡適的「大膽假設」，這實在有欠公平。一個極好的樹立中國人自尊心的機會被他錯過了。但也許，他是想讓自己取代胡適成為這種自尊心的象徵？無疑，他取笑胡適的「西化」是東施效顰，就是想說明他自己是西化得可以了，他才是正宗的西化意識的代表。

  

  然而，這裡又包含著一個林先生始料不及的悖論：他批判胡適的本意，是要說明胡適學西方的方法是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學方法的結果是什麼西洋的精華都沒學到。事實上，學方法最不能學到真正的東西」（第378頁）；但他批判胡適的方式，卻是證明胡適的方法沒有學到家，只有他自己才真正學到了西方的方法，也就是說，他比胡適錯得更厲害！

  我並不以為胡適的方法論就是絕對正確的。但至少，批評應有學術性，你既然在指責胡適的方法論是對西方文化的不求甚解，其推論就應當是要加深對西方方法論的理解，而不是要放棄西方的方法。即使林先生自己對西方方法已精通熟透了，但他擺一副教師爺面孔嚇唬別人：「大家要曉得，了解外國文化，談何容易？」（第367頁）以迫使大家轉回到中國傳統中去尋找自己的思想「權威」，這就很有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味道。何況今天的人要學習我們古代傳統中的權威，也變得不那麼「容易」了：一個孔夫子的思想本旨，不是就爭論了兩千餘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