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評對陳獨秀思想的誤解

  以上我們所涉及的主要是林先生本書的基本理論框架在自身邏輯上的一些毛病。可是，一種理論儘管在邏輯上不嚴密，甚至有明顯的自相矛盾，如果它還能用來很好地解釋某些事實，這就還不是不可救治的毛病，它甚至還很可能包含某些真知灼見。林先生的本意也正是如此。他明確主張不要過分重視邏輯與方法論，要「放棄對邏輯與方法論的迷信」（第400頁）。儘管對邏輯的這種蔑視使他在理論上得到了某種別人所不敢奢望的自由，以致演變成了對事實的蔑視（如我們已指出的）。不過他提出「我們要精讀原典，同時要隨時隨地進行自我批評」（第400頁）的研究途徑，總還是令人振奮的，在這方面，我等「過分提倡邏輯與科學方法並強調『方法論』的重要性」、因而「使自己的思想變得很膚淺」之輩，想必是不能望其項背的。既然林先生這樣強調「自我批評」，他大概也不會反對別人對他略加批評的吧。

  我們先來看看林先生對陳獨秀思想的批評。我們本可以指望在這裡看到一些「實質性」的研究，然而，大約林先生自己也還未能徹底克服「對邏輯和方法論的迷信」的緣故，除了對陳獨秀思想深處民族主義根源的揭示還算中肯之外，他總是不由自主地要把陳獨秀的思想納入他那個抽象的理論框架之中，以為只要做到了這點，對陳獨秀思想的分析就算完成。這就不能不使他的許多分析「變得很膚淺」了。

  林先生對陳獨秀思想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他的全盤反傳統之上，因為「陳氏代表整體性反傳統主義（全盤否定傳統論）的直接反映」（第353頁）。但是，陳的這種傾向是從哪裡來的？林先生看到，在《新青年》的頭幾期中，陳氏的全盤反傳統主張尚未完全形成（第109頁），直到1916年11月以後，他才明確了「將孔教作為一個整體給予一系列猛烈的抨擊」（第117頁）的態度，其直接原因就是康有為等人在袁世凱死後再次重申要將孔教定為國教的舉動。按照通常人的邏輯，這一事實所說明的是：辛亥革命後國人常有種錯覺，以為帝制的覆滅就是中國傳統的社會—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的解體（這種錯覺竟直到今天還盤踞著林先生的頭腦，見第23、24、28等頁）；袁世凱竊國暴露了這種想法的虛幻性，使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一大批知識分子感到，中國社會政治體制的牢固根基乃是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於是才致力於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批判。正是袁世凱和康有為的尊孔復古活動才使陳獨秀等人最後看清了，儒家禮教是中國傳統文化在今天暴露出來的一切弊病的大本營。歷史和現實生活本身給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們提供了集中攻擊的目標，指出了思想發展的道路。

  然而，這一切在林先生先入為主的眼裡卻成了另一幅圖景。在他看來，陳獨秀對孔教的全面抨擊「是以整體思想為出發點的，所以立刻就涉及中國傳統的整體」（第117頁），至於現實生活（社會政治形勢）則只不過是一種「輔助因素」（第63頁），只是使陳獨秀心中那個先驗的「整體思想」發展出來的外在誘因，這個整體思想最終導源於中國傳統唯智主義的思想模式，似乎若沒有這種傳統思想模式，一個正常人就無法從中國的現實中，看出中國傳統文化仍作為一個有機整體阻礙著中華民族的進步似的！不過我們已從林先生那裡得知，「已故賴文森（Joseph R.Levenson）教授」雖然是個洋人，卻也「把中國傳統完全當作一個有機體」看待（第351頁注①）。至於賴文森從小是否熟讀《四書》《五經》，尚有待於考證。總之，在林先生看來，中國數千年傳統文化本身並沒有什麼「整體性」，或至少在辛亥革命以後已沒有了整體性，因此這種整體性只存在於陳獨秀等人的頭腦里、幻覺里。

  此外，林先生宣稱他發現了陳獨秀反孔鬥爭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在他堅持從整體上抨擊孔教和在反孔的某些具體論據之間存在著矛盾」（第117頁），因為他並沒有「徹底考察許多世紀以來孔教理論和實踐的各個方面」（第118頁），還把對孔教在歷史上的演變，當時的功過等問題的研究斥之為陳腐的。然而，正如林先生已指出的，陳氏是「以孔教背離現代生活方式為中心而建立了他的反孔論據」的（第120頁），也就是說，他的全盤否定孔教僅僅是立足於現代生活的角度，而不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提出來的。因此，當陳獨秀提出孔教（包括孔子的思想）在今天已完全背離現實生活的進步方向，而應當在現代生活方式中全盤拋棄時，有人卻從學術的立場提出反駁說：孔子的思想在歷史上曾有過好作用，不能完全否定，這難道不是牛頭不對馬嘴嗎？陳氏將這種反駁斥為陳腐之見，不是理所當然的嗎？當然，陳氏對中國傳統在歷史上的發展和狀況缺乏深入的學術研究，但這並沒有阻止他憑自己敏銳的生活體驗和社會思索發現當代生活中傳統習慣勢力與時代的尖銳對立。如果他活到今天，也許會用學術研究來豐富和深化自己的觀點，但儘管他沒有做到這一步，卻也不存在與他的反傳統思想的「矛盾」。

  再者，為了使陳獨秀的觀點顯得荒謬絕倫，林先生故意用了一些危言聳聽的字眼：「從陳獨秀的觀點看來，西方的現代文化同樣也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是一個能夠移入中國的統一體。」（第124頁）然而，考究他引以為據的陳獨秀的言論，我們卻很難得出與林先生相同的結論。陳氏在這裡不過是說：「欲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以求適今世之生存，則根本問題不可不首先輸入西洋式社會國家之基礎，所謂平等人權之新信仰，對於與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禮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猛勇之決心。」「倘以舊有之孔教為是，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非，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全之餘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第124—125頁）這裡所謂「西洋式」或「歐化」，當然是指西方各現代國家之共同基礎，即平等人權原則，根本不涉及西方各國文化是不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是否可以作為一個統一體「移入中國」的問題。如果說陳獨秀連西方各國有著巨大差異，並不能構成像「我中華」這樣一個完整的統一體都不懂，如果說他甚至無視當時西歐正在進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事實，而企圖把西方文化（包括現代化戰爭）整個地「移入」中國，這也未免太低估了陳獨秀的智力了。林先生這種有意誇張的目的似乎只有一個，這就是從陳獨秀的「全盤反傳統」中引出一個陳獨秀本人沒有主張過的「全盤西化」來，使自己對陳氏的批判占據一個有利地勢，因為對於中國人的耳朵來說，「全盤西化」至今還是一個過分刺耳的噪音。

  果然，在「結論」部分，林先生就明確提出：「陳獨秀和胡適所主張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很容易導致把全盤西化作為目標」（第285頁）。但在緊接著的一段話里，陳獨秀的「全盤西化」已不再只是一個「很容易導致」的「目標」，而是已經成為了事實和定論了，林先生可以不加任何修飾地談論「他們（陳獨秀和胡適）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和全盤西化」，談論「陳獨秀在完全否定中國的過去和主張全盤西化之前」的事了（第285頁）。

  其他如陳獨秀的全盤反傳統傾向是否必定要主張廢除中國的一切，否則就意味著陳獨秀陷入了矛盾，「在邏輯上破壞了他全盤性反對孔學的全部整體觀的論據」（第132頁）；又如前面指出過的，他的以思想文化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與從其他方面著力來解決問題的方法並用是否就是矛盾的，就說明他不是「始終如一」的（第129頁），等等，此類問題還很多。限於篇幅，在此就不一一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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