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所謂「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和對傳統文化的「有機整體觀」

  既然林先生認為五四的反傳統是導致「中國意識的危機」的原因，那麼必然的結論就是：要解除這種危機，必須消除五四運動的影響，對五四思想來一個全面批判。在人們頭腦里重新樹立起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權威」（卡里斯瑪），在此前提下再來進行我們民族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那麼，如何批判五四思想？林先生認為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追溯五四思想的根源，找出它的一個基本思想模式：「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the 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

  林先生認為，他在本書中闡述了一個重要的發現，這就是發現五四全盤反傳統主義的根源來自於中國儒家特有的思想模式，即「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思維習慣，他稱之為「一元論和唯智論的思想模式」（第75頁），也就是強調思想的力量，並主張改造思想文化是真正的社會改革的第一步。據他看來，這就暴露出五四知識分子們內心深處「一種對中國文化的強烈而持久的偏愛」（第66—67頁），這種偏愛甚至於壓倒了他們對當時社會政治形勢的考慮，而成為他們思想中的「主要的決定因素」（第63頁）。換句話說，五四知識分子們儘管宣揚全盤否定傳統，他們自己卻是立足於傳統之上的，並且是立足於一種狹隘、錯誤的傳統思維模式之上的，這是五四思想一切弊端的總根源。

  有人已經指出，林先生在這裡陷入了一種奇怪的悖論：要克服五四全盤反傳統的偏頗，就必須比五四知識分子更進一步地反對中國傳統[28]。不過，想揭示人家的自相矛盾，反而使自己陷入了自相矛盾，這在林先生這本書里是司空見慣的，後面我們將就觸及的問題隨時提示一二。在這裡，我們更為關注的是，林先生認定「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是受根深蒂固的、其形態為一元論和唯智論思想模式的中國傳統文化傾向的影響。它並未受任何西方思想源流的直接影響」（第48頁），這一論斷到底有何根據？

  通讀全書，林先生的這一論斷也仍然只是一個先驗的假定。充其量，林先生只是證明了，五四知識分子「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思想模式在中國傳統中也是存在的，但卻沒有證明，五四時期的這一思維模式事實上來自中國傳統思想，更不能證明它「未受任何西方思想源流的直接影響」。休謨（Hume）曾指出，僅憑post hoc（在這以後）絕不能確立propter hoc（由於這）。同樣，僅憑五四的某種思維模式在中國傳統中也能找到，絕不能肯定五四的思想模式就一定是由中國傳統中繼承來的。況且，古今中外，「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思維模式可說是比比皆是，憑什麼斷言「思想和文化的變革應當先行的主張主要來源於中國傳統的思想模式」（第65頁）？「強調以基本思想的力量和優先地位來研究道德和政治問題」（第75頁）的傾向，在西方思想史中甚至也是一股主流。從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到近代的自然法派和康德，以及法國啟蒙學者對教育、理性的強調，無不如此，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就是主張通過理性來建立合理的政治制度。

  面對這些不容否認的事實，林先生辯解說：「西方雖然也有一些強調意識作用的思想流派，但沒有任何一種唯智論或唯心論能成為西方文化的共同主宰」（第77頁）。且不管這一斷語下得是否確切，至少，林先生在這裡是偷換了論題。因為這裡討論的關鍵不是唯智論或唯心論是否能（或哪一種能）成為西方文化的「主宰」的問題，而是西方有沒有一種「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唯智論思維模式。如果西方有許多思想家都有此種模式，其中有的人還影響過五四的思想家，那就不能排除五四知識分子的這種思想模式直接來自西方的可能性。更為奇怪的是，林先生在這樣偷換了論題之後，在下面幾行文字中竟又將原來的論題偷換了回來，似乎他已證明了西方思想流派「本身都否定唯智論或唯心論」（第77頁）！這樣，他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質問：「那麼，為什麼他們（五四知識分子）幾乎還共同遵循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途徑？」（同上）答案似乎只能是：這只能來自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而不是西方的影響。

  可是，退一步說，這裡還有第三種可能的答案，是林先生未曾考慮在內的，這就是：這種思維模式既不是來自傳統，也不是來自西方，而是來自五四知識分子個人對民族苦難根源的體驗和思索。魯迅就是這樣，他早年求學日本，學的是醫學，目的是改變中國人的體質。但後來在電影裡看到一群強壯的中國人在麻木地觀看他們的同胞被殺，才悟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29]。當然，魯迅學醫根本還是為了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這主要受尼采影響），但是主張改變國民性並不一定要從思想文化入手，也可以從體質或其他方面入手，這是不能混同的。林先生在書中也提到了這個例子（第181—185頁），卻沒有發現這與他的前提恰好相矛盾。其實，人的思想模式即使一開始就受了傳統的影響，他也可以由現實生活的啟示而改變之，或獨創出一種思想模式來。例如孫中山就認為，中國自殷商以來「知易行難」之說深入人心，流弊千年（這與林先生對傳統的評價似乎相左），他則通過對社會進化過程的考察，反其道而行之，總結出「知難行易」的思想，即（用林先生的話說）「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思想模式。五四知識分子的這種共同的思想模式，難道就不能是他們所經歷的共同現實生活的反映嗎？

  再退一步說，就算林先生本書的這一指導性觀點（即五四全盤反傳統基於傳統一元論和唯智論思維模式）能夠成立，那麼，他由此推出的第二個基本觀點（他把這兩個觀點稱為「對本書主題有重要意義的兩個論點」，見第48頁）也是說不通的，這個觀點就是：「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有演變成唯智論——整體論思維模式的潛在趨勢」，它在一定條件下就導致把傳統文化理解為一個有機整體（見第49頁，參看第85頁）。看了林先生的反覆說明後，我卻怎麼也看不出，為什麼強調思想的力量就會把中國文化看作一個有機整體，而為什麼把中國文化看作一個有機整體一定是由於強調了思想的力量。林先生解釋說，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會導致「認為基本思想的決定作用類似於生物有機體中基因的決定作用，它是影響有機體各部分性質和形態的一種潛在的整體」（第49頁），但馬上又說，五四以前第一代知識分子雖然也強調思想文化改革的優先地位，卻「還不至於」形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整體觀（同上），可見這又並沒有必然性了；相反，例如陳獨秀並不總是抱有「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觀點，並且如林先生自己指出的，他有時反而強調政治、經濟、人口等因素是思想道德的原因（參看第129頁，第136—137頁注），甚至「為他後來轉變為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者提供了些潛在的理由」（第130頁），這卻絲毫沒有影響到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整體觀，這豈不是咄咄怪事？如果我說陳獨秀對傳統文化的有機整體觀並非基於林先生說的一元論—唯智論模式，而是來自政治、經濟、思想的多元論或系統論傾向，這不是更加言之成理？可見，說整體觀的思想模式是由思想優先的一元論—唯智論模式「演變」而來的，這是於理不通的。至少，這兩者並無內在的必然聯繫。

  再又退一步說，就算我們承認林先生關於「有機整體」的觀點是由「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模式演變來的，然而，由這種有機整體觀也並不必然就會得出要麼全盤否定傳統、要麼全盤接受它的結論。這就像一個好的醫生對病人的身體不可能沒有一種有機整體觀，但卻不一定認為病人要麼用不著治療，要麼只有讓他去死一樣。即使如林先生自己所大力提倡的「創造性地轉變中國傳統」（第299頁），也未嘗不可以建立於對傳統的有機整體觀上的。事實上，林先生所謂「傳統中國社會具有高度的整合性」（第350頁），與他所攻擊的「有機整體觀」並沒有實質的區別。例如他認為，當傳統構架解體之後，有些傳統思想失去了活力，「有的卻有與四方傳入的思想與價值產生新的整合的可能」（第351頁注①），這其實就是「有機整體觀」中所必然具有的「新陳代謝」觀點。林先生卻竭力把自己的「高度整合」觀與「有機整體觀」區別開來，但區別的根據卻僅僅是，有機整體觀「認為在另一有機體（近代中國）崛起以後，傳統的一切便失去理智上的價值」（同上），他的「高度整合觀」則認為並不是傳統的一切都失去了理智上的價值。但這恰好說明，同一個觀點（有機整體觀或者說高度整合觀）既可能導致否定傳統，也可能導致「創造性地轉化傳統」，五四思想的「錯誤」並不在於什麼「思維模式」，而只是在於它反了傳統。林先生想「深入分析」一下五四反傳統的「錯誤根源」，到頭來卻仍然回到了「反傳統就是錯的」這個出發點，他不得不把要證明的東西當作了證明的根據。

  綜上所述，林先生在本書中給自己提出的基本課題，即「對五四時期反傳統主義的根源和性質的研究」（第6頁），在理論的總體框架上每一個環節都無法成立，因為他既沒有給我們指出「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途徑」為什麼一定是受傳統思維模式影響，又沒有給我們指出對傳統的有機整體觀為什麼一定來自「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思維模式，甚至也沒有給我們指出，全盤否定傳統為什麼是有機整體觀的必然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