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能用「全盤否定傳統」來概括五四嗎？

  林先生這本書，開宗明義就提出：「20世紀中國思想史的最顯著特徵之一，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遺產堅決地全盤否定的態度的出現與持續」，其「直接歷史根源」，可追溯到「五四運動時代所具有的特殊知識傾向」[21]，所以，「充分理解五四時期激進反傳統主義的意義，無論怎樣強調都很難說是過分」，它構成了「後傳統中國歷史」上的「轉折點」（第5頁），由於這種反傳統的激烈性，「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把它說成是全盤的反傳統主義」（第6頁）。

  綜觀全書，還可以看到，林先生的意圖還不僅僅是探討五四運動中所包含的反傳統主義因素（對此當然無可非議），而且是要根據這一因素來為五四運動做出全面的評價和總結，如他在「結論」中說的：「如果從歷史角度對五四時期作一回顧，我們便清楚地意識到這個時代的顯著特色就是在文化方面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的特色」（第284頁），並且說：「我希望我的研究不僅能對現代史的這一關鍵時期提供一些基本的理解，而且也能為中國知識和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指出方向」（第298頁）。顯然，林先生是把五四運動「基本理解」為一場全盤性的反傳統運動，這是他對五四運動的總體概括。

  這種概括能否成立呢？

  我認為不能。道理很簡單，就像我們不能用「殺人」來概括一場戰爭一樣。

  不錯，五四運動的確具有否定中國傳統的傾向或態度，然而，這裡還應當有些最起碼的界定必須提出來和分辨清楚：1.五四是為了什麼而反傳統？2.五四是用什麼來反傳統？3.五四反傳統的實際作用和後果是什麼？對五四運動的任何概括，如果不能反映出至少其中一個問題，都很難說是觸及到了本質。

  林先生的概括恰好迴避了這些實質性的問題。儘管他宣稱人文學科最重要的應是關注具體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的通性（見第391頁），但他還是要藉助於「反傳統」這一概念的籠統性，把五四運動和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混同起來。「這兩次『文化革命』的特點，都是要對傳統觀念和傳統價值採取疾惡如仇、全盤否定的立場」（第2—3頁）。這種極不明智的混淆，已在中國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人們中引起了驚訝[22]，因為他們通常是將「文革」與秦始皇的焚書和迫害知識分子的暴政相提並論，萬萬沒想到這十年竟還與反封建、反愚昧、啟蒙和強調科學知識的五四運動有瓜葛。也許這可以算作林先生的一個發現吧。但從邏輯上看，似乎還應該有一個更大的發現在等待他去提出來：五四運動的全盤反傳統不過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繼續而已！

  當然，儘管對五四的總體概括是如此荒謬，林先生在具體論證時倒也不是完全沒有接觸到上述三個問題，例如，他談到五四反傳統有兩個目標，一是「民族主義的衝動」（第15—16頁），是為了「使國家強盛」（第336頁）；一是「中國文化的全盤西化」（第156頁）。他還指出，為了反傳統，五四運動「竭力主張採納當時在中國所理解的西方的民主和科學思想以及價值觀念」（第16頁）。但這並沒有使他把五四的這些目標與「四人幫」「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和閉關鎖國、盲目排外政策區別開來，沒有使他把五四的啟蒙作用與「四人幫」政策的愚民作用區別開來。在林先生眼裡，反不反傳統是一個唯一的標準，其他方面他一概不管。

  

  撇開五四和「文革」的區別不談，我們可以再來看看，五四的「全盤反傳統」真的是「整個世界史中」一個「獨一無二的現象」（第344頁，又參看第5、7頁）嗎？這種話出自一個歷史學教授之口，簡直難以令人相信。眾所周知，中世紀基督教對古希臘羅馬異教文化的摧毀，就其「籠罩範圍之廣，譴責之深，與在時間上持續之久而言」（這是林先生的限定詞，見第343—344頁），都要遠遠超過五四對傳統的反叛，以至於到後來，許多希臘經典著作（包括亞里士多德的）在整個西歐已經絕跡，千年之後才從阿拉伯世界輸入。文藝復興時期對整個基督教文化的全盤否定，在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名著《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中有大量的論述。如果說文藝復興終究還打著「復興古代文化」的招牌的話，那麼近代西歐哲學的創始人培根和笛卡爾則已公開標明了「全盤反傳統」的傾向。梯利（Frank Thilly）在其《西方哲學史》中認為：「弗·培根在許多方面是新思潮的典型代表。他反對古代權威，反對亞里士多德和希臘哲學，不亞於他反對空洞無益的經院哲學。」[23]笛卡爾則提出了他著名的「懷疑一切」原則，他唯一不懷疑的只是他自己的「我思」，他「同培根一樣，堅決反對舊權威，強調一切哲學的實踐性」[24]。當然，林先生可以說這些人思想深處實際上還是繼承了古典文化傳統的，但這正如五四反傳統在他看來事實上也沒有完全擺脫傳統思維模式一樣，並不能說明培根和笛卡爾的反傳統就不如五四時期的更深刻。

  作為論據，林先生只提出了法國啟蒙哲學家對於古希臘羅馬文化的繼承（第11頁注③）。但他似乎忘了，法國啟蒙思想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盧梭，就是以「全盤反傳統」而著稱的。他的第一篇成名作《論科學和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於敦風化俗》，其批判的矛頭不只是針對中世紀，而且是針對整個西方文明的。說法國啟蒙運動「不包括對整個西方傳統文化遺產的譴責」（同上），這就必須把盧梭排除在法國啟蒙運動之外，這恐怕是一個過分「大膽」的假設。況且，即便如此，其他啟蒙思想家（如伏爾泰）對古代文化的繼承也與我們中國對傳統遺產的繼承有很大的不同，因為他們這中間還有一個長達一千多年的中世紀文化的「斷裂層」，因此，這種繼承首先是建立在「全盤」反對其最近的文化傳統（封建教會勢力）的基礎上的；他們所繼承的，已不是直接意義上的傳統，而是他們已然丟失了的、陌生化了的那個傳統；他們向古希臘羅馬學習，完全不同於我們今天向孔夫子學習，倒更接近於我們今天向西方學習，因為他們通過「轉向古代」而體現的啟蒙思潮，在我們是通過「轉向西方」來體現的，而不是通過復古主義來體現的。可惜，由於歷史的原因，五四思想家的啟蒙工作遠遠沒有進行得像法國啟蒙運動那樣深入、廣泛、持久，他們對傳統的摧毀也遠遠沒有像法國啟蒙運動那麼深入人心。以至於直到今天，某些人還把他們視為民族文化的罪人，而不是文化進步的功臣，他們的地位遠在伏爾泰、盧梭之下！

  另外勉強還可以稱之為論據的，是「非洲、中東或東南亞許多國家」的民族主義者，這些人「通常是要熱情地找尋自己歷史的根源，以便重建此一文化遺產」（第344頁）。但是，林先生又似乎忘了一個比這一切都更重要得多的例子，這就是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為了儘快地實現日本民族和國家的現代化，一大批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日本知識分子並沒有致力於「熱情地找尋自己歷史的根源」，而是大力宣揚西方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思想，掀起了一股「全盤西化」的強大浪潮。如福澤諭吉主張：「如果想使本國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而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25]，並認為：「不應單純地仿效（西洋）文明的外形，而必須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與外形相適應」[26]；吉田茂寫道：「明治時代的日本人在面臨一種陌生的強大的文明時，無所畏懼地放棄了長期愛好的習慣，引進了外國文明」[27]。當時的日本社會風尚是提倡廢漢字，吃牛肉，喝牛奶，以至於提倡與外國人通婚，以改良日本國民的體質！我不相信林教授真的忘記了這些在近代史上人所皆知的常識。提及這些只是為了說明，「全盤反傳統主義」不但不能看作混淆五四和「文革」兩次文化運動的共性，也不能看作五四區別於法國啟蒙運動和日本維新思潮的「獨一無二」的個性。

  其實，「反傳統」歷來就有兩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倒退式的，是毀滅人類所已經達到的文化成果，其結果是降低民族文化素質，使人民群眾成為沒有文化知識的愚昧的群氓，為專制暴政鳴鑼開道，如西方中世紀，如秦始皇的焚書，如「四人幫」「革文化的命」；另一種則是促進式的，是把人類從陳舊腐朽了的傳統文化框架中解脫出來，衝破僵化的精神束縛，推進新思想，如近代啟蒙思潮，如日本明治維新，如五四，如現在中國的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林先生把五四時期最重要的特點歸結為「反傳統」，這就必然將兩種意義截然不同而且相反的「反傳統」混為一談，甚至進一步得出了任何全盤性的反傳統都是膚淺的、錯誤的、要不得的這一結論。由這種立論出發，林先生認為五四的全盤反傳統不但沒有促進中國思想文化與歷史進程，反而「造成了日後中國思想史與政治史上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第345頁）。

  這就是他所謂的「中國意識的危機」。在他看來，近代中國意識之所以發生了「危機」，不是由於在西方先進文明面前中國文化傳統暴露了它固有的弊病，不是由於中國傳統文化本身的腐朽沒落導致了它的解體、衰亡，不是由於現代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逼迫中國人拋棄意識中一切過時的東西以適應現代生活的需要，否則就要滅亡，而僅僅是由於「權威的失落」（第363頁），這種失落應歸罪於五四運動的反傳統。「我們中國就是發生了權威的危機。為什麼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中國好歹發生了五四運動」（第366頁）。

  不過，林先生也並不以為近代西方啟蒙思想和現代西方思潮可以填補這種「權威」的空白，理由是：學習西方「談何容易？」（第367頁）。西方權威既然不容易學，那麼最「容易」、最舒坦的當然是回到「皇帝萬歲萬萬歲」的傳統權威那裡去了，這就是林先生給我們每個中國人暗示的唯一道路？

  不過，尚有一點不夠明白的是：林先生也承認，皇帝權威的倒台並不是五四運動所造成的，在五四之前，「中國社會的終極『卡里斯瑪』的中心」即皇權已經崩潰、覆亡。因而「世俗綱常已不再被認為是合法的了，所以他們已不再覺得受其約束」（第29頁），那麼，要說五四是產生這種「權威危機」的原因，這難道不是倒因為果嗎？如果五四的罪名在於導致了「權威的失落」，那麼「始作俑者」不正是辛亥革命和孫中山嗎？林先生怎麼特別與五四運動過不去呢？

  的確，在林先生眼裡，正是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普遍王權和傳統權威的解體，導致了「舊的邪惡勢力正從傳統的束縛下被釋放出來，因而變得更惡毒、更猖獗」，導致了「袁世凱肆無忌憚地篡權竊國的種種罪行」（第28頁）。可是，袁世凱的「罪行」是什麼呢？不正是要恢復帝制、恢復傳統的權威嗎？按林先生的邏輯，不正是要把邪惡勢力重新納入傳統的束縛之中，使之變得不那麼惡毒、猖獗嗎？在這裡，一切都攪成一鍋粥了，我們仿佛看見，林先生已鑽進了一個自己結成的解不開的網羅之中，不論他如何掙扎，都歸之於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