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比較

  中、西比較是近年來十分熱門的話題。中西哲學比較、藝術比較、文化比較，文章不少，但至今還未見有功力的大型專著出現。其主要問題在於難度較大。有三方面的難點：對中國文化的整體把握；對西方文化的整體把握；對比較方法的性質、目的、功能和地位的把握。中國當代不是一個出大學問家的時代，近十幾年、幾十年內似乎還不可能出現一個真正學貫中西、雙方都無條件承認的學者。但可以肯定，這是一個調整中國文化學術的步子、決定將來幾百年大方向的關鍵時代。擺在我們面前的中心任務，首先還不是在比較中對中西文化得出全面深入的結論，而是要確定一個比較的方法。

  那麼，什麼是比較的方法，或中、西文化比較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方法呢？

  比較的方法本身最初是一種經驗主義的方法，是不完全歸納法的一種，如類比推理就包含著比較的方法。亞里士多德曾舉例：雅典和底比斯作戰是不是壞事？可以先提出一個事實：底比斯人和鳳尼人作戰兩敗俱傷，是壞事；由此推出：一切和鄰國的戰爭都是壞事；既然雅典人和底比斯人的戰爭也是鄰國的戰爭，所以它一定也是壞事。亞里士多德並未把這種方法看作嚴格的邏輯推理，而是稱之為「演講術的歸納類推」，僅僅是為了說服人，除了「想當然」外沒有因果必然性。在中國，類比推理一直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主要方法論手段，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修齊治平」，各種經典學理，都建立在直觀類推之上。比較法的這種初級的原始形態，作為一種有目的地搜集資料、區分類型、為進一步研究指出方向的手段，有一定的適用範圍，但它畢竟需要提高。現在學術市場上充斥著大量無謂的比較，將兩個毫無聯繫，只有點表面類似的人物或學說拿來，斬斷歷史，亂比一通，或是為了獵奇，或是為了滿足某種民族自大心理，沒有任何理論意義，敗壞了比較學的名譽。

  歷史與理論的結合做得比較好的是黑格爾。他的歷史哲學、哲學史講演錄、美學、精神現象學，雖然有許多牽強武斷的東西，但總體傾向是對的，就是將邏輯滲透在歷史描述中，而在邏輯演進時又體現出巨大的歷史感。邏輯的東西和歷史的東西相一致，這一點得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充分肯定。這並不是黑格爾憑空杜撰出來的一種主觀方法，而是反映著歷史的偶然現象底下隱藏著內在必然規律和普遍共性這一客觀事實。我認為，正是這一事實，構成一切事物可比的基礎。不管哪一種比較，只要把兩個不同的東西相比，就是無意中承認了這一事實。黑格爾則是第一個（以唯心主義方式）說出這一點的人。

  

  由此來看中西文化比較，問題就很明顯了。中西文化的可比性基礎是歷史和邏輯的一致，也就是說，要從同一人性發展的兩種不同形態這一總體高度來看待中西文化的歷史發展，從兩種不同「規律」的比較中探索人性結構中的不同「層次」。由此就必須具備一個超越中西文化各自局限性的人性觀，即關於人的哲學觀。那麼，如何「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