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入

  當前中國和中國人面臨的一個最迫切的任務就是「投入」。所謂投入，我指的是從一種靜止安閒、無所作為的空想空談狀態投身到國際上日新月異的時代潮流中去，進入國際社會的中心，去干一番事業。這種開放姿態是中國人從未有過的。我們民族歷來傾向於保守，即使如「漢唐盛世」，也不過是對外來的東西不拒絕，或有選擇地吸收，但從未「投入」，從未對外界採取積極的參與態度，從未認真對待過外來文化本身。中國人之所以對於與外國人打交道有興趣，並不是要在和外界的交往中得到什麼好處、獲得自身的發展，而只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強盛和自滿自足。這種顯示在實際上是吃虧的，正如鄉下人請客送禮講排場一樣，只是一種「面子」上的好看。有人認為中國以前是開放的，近兩百年來才走向封閉。這是很表面的看法。中國的封閉性不是打幾次敗仗造成的，它是我們民族文化的根本特性之一，在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萬里長城。

  事實上的長城早已被打破，但心理上的長城則從未被打破過。除了與狹隘理解的愛國主義不可分割之外，它還與傳統的華夏血統論、忠君思想和綱常倫理融為一體，成為中華民族集體無意識的象徵。每個中國人用長城代表民族傳統的偉大，「打破長城」被視為民族的恥辱，「毀我長城」即是賣國。我們今天能否從一個客觀的角度來清醒地反思那些我們從未懷疑過的觀念呢？

  長城曾是民族的驕傲，但在一定時代又可成為民族的枷鎖。在航天工業高度發展的今天，它只能成為一件紀念品、裝飾品，但心理上的長城則束縛著我們民族的手腳，使我們在面對國際投入的前景時畏縮不前。

  不用說，現代化沒有投入就無從談起。而真正的投入必然是全身心地投入。現在有不少人擔心，如果我們全身心都投入國際社會的時代潮流，我們會不會喪失自身的民族特色呢？我提出如下反駁：

  1.民族特色不是一個永久不變的東西。我們投身於時代的潮流正是在鑄造我們新的民族特色，這種新特色是生氣勃勃的、前進的、向上的，而不是萎靡不振的、裹足不前的。一個時代如果不能給一個民族的特色增添新的東西，這個時代對於這個民族來說就是衰亡的象徵。

  2.民族特色也不是一個想保持就能保持、想放棄就能放棄的東西。多少美籍華人，如物理學家楊振寧、李政道，在生活中與西方人毫無分別，說起話來還是中國氣派；許多城市大搞「仿古一條街」，也並沒有使人變得「民風淳樸」。感情用事、一廂情願是不行的。

  3.說投身國際社會將喪失民族特色的人，他自己未免對這種民族特色太沒有信心，或者說，他眼裡的民族特色恰好是一種軟弱無力的、衰頹的、沒有前途的東西。這種經不起時代考驗的民族特色，還是讓它早點喪失掉的好。應當保留的是民族傳統中那種強有力的、能在新時代煥發生機的東西。

  

  4.而這隻有通過投身國際社會才能做到。一方面，什麼是民族傳統中強有力的東西，這隻有在投入中才能檢驗出來。今天許多人往往抽象地空談儒家、道家的「合理因素」，而不顧許多「合理因素」早已被現實和時代所拋棄這一事實，實在是迂腐。另一方面，投入給這些強有力的東西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機會，它把傳統中那些已經腐朽的東西抑制下來，使之不對傳統中有生命力的東西起牽製作用；它使傳統的真正價值得到了最大的發揮。就連名勝古蹟，也只有從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才會真正重視；用陳舊的眼光看，則秦磚漢瓦都只配墊豬圈。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凡是真心想發揚民族優良傳統的人，都只有在全面開放中儘量吸收外來文化的精髓，才能達到目的；反之，那關起門來抱殘守缺者，註定只能繼承固有文化中的糟粕，成為時代的絆腳石。

  那麼，如何投入？

  技術引進是投入，出國留學是投入，體制改革是投入，但如果沒有最根本的投入即文化心理的投入，這一切都會被歪曲、變形。一百多年來的中國歷史正說明了這一點。所謂文化心理的投入，就是要了解西方、熟悉西方。身為中國人，要做到隨時在心裡有兩個參照系，即中國和西方：不僅要用中國人的眼光看西方，更要用西方人的眼光看自己。這才是所謂「文化自我意識」。

  要了解西方、形成西方參照系，除要了解西方現代社會之外，還要了解西方歷史和傳統。中國人不了解自己的歷史固然也不能真正把握自身的文化，但他畢竟生長在中國，他的日常生活、語言，無不滲透著歷史；但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則只能從歷史、從文化史入手，而最集中反映西方文化的是西方哲學史。我們過去往往片面地從政治史、階級鬥爭史的角度來考察西方哲學史，後來有人提出要從人類認識史和範疇發展史的角度來考察。我也曾主張把哲學史看作範疇演進的歷史，但我現在覺得應當補充的是，還要從文化史的角度來考察整個西方哲學的發展；必須有一種文化哲學的方法，即考察一個時代文化的總體傾向，考察它在一般人性的層次中所占的地位或發展階段，考察它在宗教、道德、法律、藝術、科學各領域中的表現形態以及在哲學中的集中反映。也就是站在關於人的哲學的高度，研究人性在歷史上的進化，以建立一門「哲學史哲學」和「文化史哲學」。它研究這樣一類問題，如西方文化為什麼會斷裂？其內在根據何在？西方人性的異化有何必然性？中國文化為什麼能保持數千年的一貫性？為什麼在中國沒有真正的「文藝復興」，只有復古倒退？從範疇演進的角度如何表述這兩種不同的運動規律和發展模式？

  顯然，不論是文化史哲學還是哲學史哲學，離開了中、西比較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必須談談「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