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隸於碑，融美於石

  氣勢恢宏《熹平石經》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省開封市杞縣）人，東漢文學家、書法家，還擅長天文、算術，精通音律，博學多才。作為書法家的蔡邕，擅長篆書和隸書，其中隸書造詣最高。

  蔡邕的《熹平石經》是漢代隸書最高水平的體現。當時還沒有印刷術，所有學子的課本都得抄寫，工作量大不說，傳抄過程中還常常出錯。到了東漢後期，儒家經典在傳抄過程中出現的錯誤已經十分嚴重。熹平四年，漢靈帝下令讓蔡邕等大學者校訂《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禮記》《論語》等五部經書。校訂完之後，蔡邕親自書寫，並讓人將其刻在碑上，共計刻了46塊碑。這些石碑被立在洛陽太學講堂門外，據說每天前來臨摹的人摩肩接踵，光是趕來的馬車就超過千輛。可惜到了漢末，《熹平石經》便因為戰火被損壞，南北朝時石碑碎裂，到唐代已經完全消失。宋代以後，偶爾會出土一些帶碑文的殘石，讓人得以窺見當年蔡邕的書法技藝，以及漢代最高的隸書成就。這些殘碑中比較出名的要數洛陽出土的《周易》殘石，這塊殘石兩邊各書寫了一段《周易》，字數共計400多個，價值極高，現存放在西安碑林。

  

  《熹平石經》被譽為兩漢隸書水平的頂點，後世凡是練習隸書的人，都繞不開臨摹蔡邕的字。元代的鄭杓在《衍極》中寫道：「蔡邕鴻都《石經》，為今古不刊之典，張芝、鍾繇，鹹得其道。」張懷瓘更是誇獎道：「誰敢比肩？」

  《熹平石經》上的隸書是非常典型的官方書體，嚴謹均勻，穩重得體，運筆凝練，透著一股雄勁。布局上勻稱整齊，一副大國氣派。《熹平石經》對後世隸書的發展影響很大，尤其是唐代的隸書，但它有自己的缺陷。因為被定為標準，所以字裡行間多體現出一種循規蹈矩，少了一點自然生動的氣息。

  蔡邕作為一個書法家，貢獻不僅在於寫出了《熹平石經》這樣傳世的作品，還有很多別的方面。比如，他創立了書法中的「飛白書」，至今仍被人使用。據說當時蔡邕為皇上寫好了文章，在鴻都門外等待召見，此時他看到幾個工匠正在用石灰水刷牆。工匠用沾滿石灰水的掃帚在牆上塗抹，但是因為掃帚苗太稀，牆上留下的白色粗線條中隱約露出一絲絲牆皮的顏色。蔡邕深受啟發，經過多次試驗，最終將這種效果體現在了書法上。人們因為筆畫中的縷縷白條，將這種書寫方法稱作「飛白書」。張懷瓘曾經誇獎這種書寫方法說：「飛白妙有絕倫，動合神功。」

  蔡邕還是位書法理論家，單是傳世的著作就包括《篆勢》《筆賦》《筆論》《九勢》等，尤其是《筆論》和《九勢》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筆論》中提出了書法藝術的本質是什麼，表現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懷，以及作為一個書法家，應該以什麼樣的心態去創作。《九勢》中則闡述了書法之所以美是因為美在哪，漢字的結構中蘊含著怎樣的美，怎樣運筆將漢字中的生動美感體現出來。蔡邕的這些書法理論對於後世書法發展影響深遠，成為中國書法發展的理論基礎。

  以拙為美：開通褒斜道刻石

  開通褒斜道刻石全稱「漢鄐君開通褒斜道刻石」，也被稱為「大開通」，是著名的東漢隸書摩崖刻石，刻於東漢永平年間，是現在存世的東漢摩崖刻石中最早的一處。

  這處刻石位於陝西省褒成縣北石門溪谷道中，刻文中記載了漢中太守郡鄐君奉旨修治閣道的事情。這是一項龐大的工程，前後共計耗時三年，用工七十多萬人，在長達將近二百六十里（1里= 0.5千米）長的山谷中重新架設新的閣道。因為工程艱難，所以人們在事成之後用刻石的方式記載了這位太守郡的豐功偉績，對他進行歌頌。這處刻石因為地處偏僻，長年被人遺忘，不為人所知，直到南宋紹熙末年，才被南鄭令晏袤發現，並在一旁刻下了釋文。可惜之後這處石刻再次被荒草掩蓋，無人問津。又過了六百年，陝西巡撫畢沅重新將其發現，畢沅本身是一位金石學家，知道這些文字的重要性，這處石刻得以重見天日。1967年，因為當地要修水庫，這處石刻便被挪到了漢中博物館中。開通褒斜道刻石呈不規則的四邊形，左邊寬，右邊窄，上邊沿平直，下邊沿傾斜，長272厘米，高142厘米，上面刻有16行文字，每行最少的只有5個字，多的也不過11個字。

  開通褒斜道刻石是漢代摩崖刻石的代表作，從書法的角度上講，它的主要特點有：

  碑文雖然是隸書，但是有明顯的篆書痕跡，是篆書向隸書過渡的明證。關於這一點，康有為曾經在《廣藝舟雙楫》中評價道：「變圓為方，削繁為簡，遂成漢分，而秦分筆未亡。」方朔也點評說：「玩其體勢，意在以篆變隸之日，渾樸蒼勁。」

  筆法細膩，直線為主，轉折多為方角，線條雖細，但是力道十足。結體上略微誇張，有的字故意寫得飽滿渾厚，有的則故意變得不協調，但是當作為一種整體風格出現的時候，這種通過疏密和差異體現出來的誇張便成了一種別的作品中見不到的氣勢。關於這一點，清代楊守敬在《激素飛清閣評碑記》中評價道：「按其字體，長短廣狹，參差不齊，天然古秀若石紋然。百代而下，無不摹擬，此之謂神品。」

  布局上講，開通褒斜道刻石和別的作品不一樣，它上面的字排列緊密，但是不會讓人覺得壓抑，橫豎大量使用，不像別的地方忌諱重複出現同樣的筆畫，以免造成繁複的感覺。大量的橫豎筆畫，加上一些簡短和傾斜的筆畫，讓這幅作品傳遞出一種其他作品沒法達到的氣勢。

  此外，這幅作品有自己的特殊優勢，它本身是刻在山石上的摩崖石刻，可能刻工不如一些碑文，筆畫也不如在紙上流暢，但是當一個人在群山之中抬頭去仰望這幅作品的時候，那種結合了自然的淳樸和震撼是一般碑文和其他載體的書法作品無法比擬的。

  到東漢中期，隸書已經發展成熟，並開始出現歌功頌德的石刻，開通褒斜道刻石便是其中最早的作品之一。當時的石刻主要集中在陝西、河南和山東一帶，陝西和河南是中原文化的所在地，同時是政治中心，本身文化氛圍便十分濃厚；而山東作為孔孟之鄉，文化基礎自然領先於別的地方。尤其是自秦始皇東巡，到泰山祭拜之後，統治者們也都把山東當作寶地，順應產生了大量的刻石作品。拿開通褒斜道刻石的所在地漢中來講，其他有名的刻石還有《石門頌》等，不過都沒有開通褒斜道刻石有名氣。

  當時的刻石作品沒有留下作者名字的習慣，無法考證出自誰之手，但這並不影響這些作品的偉大。而我們可以據此大膽推測，當時的書法水平已經普遍很高。

  漢隸第一《禮器碑》

  《禮器碑》全稱《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也被稱為《韓敕碑》。此碑於156年，即漢桓帝永壽二年被立於山東曲阜的孔廟內。碑的陽面內容主要是讚揚魯相韓敕整修孔廟、製作禮器，陰面和側面刻的是為這次整修提供資助的官吏姓名和捐款數額。當時社會推崇儒學，所以人們對於整修孔廟看得十分重要，並立碑歌頌，也就有了《禮器碑》。

  《禮器碑》陽面有文字16行，每行36字；陰面有字3列，每列17行；兩側分別有字3列和4列，每列都是4行。《禮器碑》歷經千年而能完整保存，實在難得，相當於為人們了解當時隸書的成就提供了一份活化石。

  歷代文人和書法家對《禮器碑》讚賞有加，明代郭宗昌在《金石史》中評價《禮器碑》，說：「當以《韓敕修禮器碑》為第一。」「其用筆結體，元妙入微，當得之神助，弗由人造。」清代王澍讚揚《禮器碑》：「往往於無意之中，觸處生妙。」「雖不作意，而功益奇。」「此碑無意於變，只是熟故。若未熟便有意求變，所以數便輒窮。」

  碑

  碑即豎立在地上的石頭。碑在發展過程中主要出現過三個功用：一是設在皇宮、廟門口，用來觀測日影；二是用來拴祭祀用的牲口；三是豎在墓穴邊，「施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起初碑是沒有文字的，後來臣子為了追述君父的功勞，將其事跡刻於碑上，這一習慣被沿襲下來，遂成碑文。

  碑由基座和碑身兩部分組成。基座被稱為「趺」。碑身上部有「題額」，這也是匾額的雛形。碑的最上部有淺槽，名「暈」，開有圓孔，名為「穿」。如果不具備這些特點，就不能稱之為「碑」，而是刻石。

  秀麗典雅《曹全碑》

  曹全碑全稱「漢郃陽令曹全碑」，立於185年，即東漢中平二年。明代萬曆初年出土於陝西郃陽城，出土時保存完整，一字不缺；到了清代康熙年間，石碑斷裂，出現微損，但整體仍舊是漢碑中保存比較完整的；現存放於西安碑林。曹全碑為長方形，陰陽兩面都有刻字。陽面有20行隸書，每行45字，陰面有5列刻字，每列字數不一。《曹全碑》是東漢隸書最興盛時期的作品，代表性極高，現在故宮博物院中藏有明代的《曹全碑》拓本，是所有現存《曹全碑》拓本中較好的拓本。

  《曹全碑》的整體風格秀麗典雅。

  首先，用筆圓潤，但不乏靈性。碑文中多用圓筆，有篆書的特徵，所以筆畫雖瘦，卻讓人感覺字體豐腴、媚而不俗、清新典雅。同當時很多別的碑文相比較，《曹全碑》中在轉筆的時候，多會重新下筆，這樣更顯得字體圓潤，並且書寫的時候儘量只用筆尖，使得字體筆畫較細，但是柔中帶剛、典雅端莊。

  其次，碑文中的字體略扁，筆畫中的撇和捺一般會拖得很長，左右伸出的筆畫如同河岸楊柳，搖曳生姿，別有一番自由和瀟灑的韻味。不過這樣的改變並不影響字體的均勻，反而顯出了一種隨意中帶著雍容的姿態，讓人讚嘆不已。

  再次，《曹全碑》布局疏朗，字與字之間距離要比一般碑文開闊，又不會太過稀疏，勻稱和諧，字字珠璣，使人流連忘返。

  《曹全碑》的碑文在書法藝術上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享受，同時它裡面透露出來的那種含而不露、張揚又低調的風格，正是中國人崇尚的「中和」精神。有動有靜，有開有合，有緊有松，剛柔並濟，媚而不俗，張弛有度。正是因為如此，《曹全碑》被後世稱為神品。

  拓片

  拓片就是從碑刻、骨刻、磚雕、瓦雕、石像、銅器等文物上拓印下其形狀、文字、圖案、畫面的紙。拓片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上的拓片主要是指碑拓的拓片。拓片的方法簡單說就是用紙緊緊覆蓋在碑上，然後用墨或其他顏色反覆打擊紙面，直到紙上顯現出完整的文字、圖形。按用墨分，拓片可分為墨拓、朱拓。按拓法分，可分烏金拓、蟬翼拓。拓本是拓片的合集。最早的拓本實物出現在唐代。

  蒼勁古樸《張遷碑》

  《張遷碑》全稱《漢故榖城長盪陰令張君表頌》，也被稱為《張遷表頌》。張遷，字公方，陳留己吾（今河南寧陵）人，曾任盪陰（今河南湯陰縣）令。他死後，故吏韋萌等人為了追念他的功德，於東漢中平三年，即186年立起了這塊碑。這塊碑最初被立在山東東平縣，後挪至山東泰安岱廟，一直存放至今，是漢碑中保存較好的一塊。張遷碑的碑額上有12個篆體字標題，正文則是用隸書寫成。碑的陽面有15行碑文，每行42字；陰面有3列，上面2列各有19行，下面一列只有3行。

  漢代隸書已經比較成熟，風格和發展方向也大致統一，文字越來越秀麗端莊，比如著名的《熹平石經》便以端莊著稱，《禮器碑》《曹全碑》等秀麗典雅，越來越有謙謙君子的風範。而此時出現的《張遷碑》卻劍走偏鋒，與眾不同，它在隸書的發展潮流中返璞歸真，選擇了粗獷豪放、拙樸古雅的表現手法，自成一家。

  通過張遷碑，我們還能了解到當時文字和書法的發展情況。張遷碑出自民間，不是國家帝王意志的產物，也不是出自什麼名家之手，多了幾分草根氣息，甚至裡面有的字還寫錯了，如「暨」一字刻成了「既」和「且」兩個字。出自民間更能反映當時真實的文字變革，在《張遷碑》中我們看到一些字的偏旁部首已經是明顯的楷書寫法，而碑文中的隸書也都透著一股楷書的氣韻。《張遷碑》是隸書向楷書演化的有力證明。

  刻法

  寫字有書法，刻字就有刻法。在古代，石碑上的字通常都是書寫在紙上後，再由石匠刻上去。刻碑最忌諱失真，而石匠通常不懂書法，甚至目不識丁。如何解決這一難題呢？方法有很多，最令人拍案叫絕的是一種叫「熏燈影」的方法。

  首先，把字帖上的字用刀一個個挖下來，其次把去掉字的紙鋪在石碑上，用油燈的煙來熏。這樣油燈產生的黑煙很快就會在石碑上將缺失的字原汁原味地印出來，從而保證石匠刻出來的字和原字完全吻合。更神奇的是，通過調節油燈與去掉字的字帖、石碑間的距離，還能放大或者縮小字，以適應在不同大小的石碑上刻字的要求。這種方法十分高效便捷，即便到了今天，很多地方仍然在沿用。

  南碑瑰寶《爨寶子碑》

  《爨寶子碑》全稱《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之碑》，立於405年，即東晉義熙元年。碑呈長方形，碑首為半橢圓，高約1.9米，寬約0.7米。碑額題銜5行，每行3字；碑文13行，每行字數不等；碑下端列職官題名13行，每行4字。全碑共400餘字，除題名末行最下面一個字殘缺外，碑文完整，十分清晰。碑左下方刻有清咸豐二年七月曲靖知府鄧爾恆作的跋，記錄了這塊碑的出土及安置經歷。《爨寶子碑》與同時期的《爨龍顏碑》並稱「二爨」，但是由於尺寸小、字數少，加上碑的主人去世時年齡小，所以《爨寶子碑》又被稱為「小爨」。

  爨寶子碑埋在地下一千多年之後，於1778年在曲靖縣城南70里的楊旗田被當地農民在耕地時發現。起初，沒人知道這塊石碑的價值，結果被一位村民搬回了家，用來做壓豆腐的石板。這一用就是七十多年。1852年，即咸豐二年，當時的曲靖知府鄧爾恆一次偶然發現豆腐上竟然有字跡，並且十分清晰。他試著辨認了幾個字，結果發現這正是千百年間只在書上記載過的爨寶子碑。鄧爾恆十分激動，趕緊找來廚師，詢問豆腐的出處，又帶人趕到楊旗田，找到那位賣豆腐的人，見到了這塊石碑。他當即派人將石碑用車子拉回曲靖府衙，其後又置於城中武侯祠。但是這塊石碑註定命運多舛，在民國年間，軍閥混戰，被譽為「南碑瑰寶」的爨寶子碑竟然被軍隊挖去築工事。幸好當時有個叫張士元的人冒著生命危險將石碑搬回家。十年後，爨寶子碑被移入曲靖第一中學的爨碑亭存放，直到現在。

  很多人會有疑問，東晉時期雲南在少數民族的統治之下，經濟文化落後，地理上也偏居一隅，怎麼會有成熟的漢字刻碑出現？其實當地雖然荒蠻，但與漢人打交道已久，這塊碑的碑主所在家族是當地的大姓，往上可以追溯到爨習，當年諸葛亮南征時便與其打過交道，將其降服，是當時的俊傑。爨習後來為蜀國效力，官至領軍。這個家族還出過為魏國效力的爨肅、為北魏效力的爨雲，而碑主爨寶子在東晉為官，擔任建寧太守。由此可見，曲靖雖然地處偏遠，但是這裡的人已經深受漢文化薰染，其中便包括漢字書法。放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來看，我們能更深刻地理解《爨寶子碑》在書法藝術上展現出來的奇異魅力。

  之所以說《爨寶子碑》魅力奇異，是因為它的字體半楷半隸，這樣的風格在其他任何作品中都見不到。筆畫中的橫筆是明顯的隸書，而端正的字體又是明顯的楷書，從單個字的結構來看，偏旁和點畫騰挪變動，疏密不一，參差不齊，看似毫無章法，像是出自頑童之手，但這種像是開玩笑一樣的組合卻產生了一種奇趣的效果，讓嚴謹和趣味結合到一起，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難怪會被稱為「南碑瑰寶」。

  魏晉南北朝處於中國書法史上的變革時期，多種字體在這段時期內發展、成熟，不同字體在這段時間內演變，比如隸書向楷書的演變。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加上偏遠少數民族地區書家的別具一格、大膽想像，共同造就了《爨寶子碑》這樣的書法史上的另類精品。

  出身「草根」的魏碑

  南北朝時期，書風豪放，氣度非凡。只可惜南朝繼承了兩晉的制度，禁止立碑，所以我們也就很難欣賞到那時的書法風采。而北朝則盛行立碑，留下了大量的碑刻，石碑、墓志銘、摩崖石刻等等，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北朝的刻碑中以北魏書法成就最高，數量也最多，所以人們又將當時的書法稱為「魏碑（體）」。

  每個時代書法的特徵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息息相關，魏碑也不例外。北魏書體風格獨特，它繼承了漢代隸書的筆法特點，結體嚴謹，下筆厚重，沉穩剛健，雄姿挺拔。因為當時正處於文字變革時期，魏碑中既有隸書的痕跡，也有楷書的風格，初看似乎很不成熟，下筆粗獷，但別有一番豪放之意，這也正是魏碑的魅力所在。

  西晉南遷後，北方各少數民族紛紛建立起自己的國家，一時間北方小國並立，征戰連年。此時，魏道武帝雄才大略，統一北方諸國，建立起北朝，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後，逐漸被漢化。這種現象到了北魏時期更加明顯，到了魏孝文帝時達到頂峰。當時漢人注重厚葬，這一點也被北魏效仿，大肆刻碑，追敘死者的生平和功績，以示紀念。就這樣，刻碑一下子興盛起來。此外北魏時期佛教已經十分興盛，以佛經為內容的摩崖石刻、刻碑等也大量湧現，進一步促進了魏碑的繁榮。

  魏碑雖然興盛，但直到清代中後期才被人賞識，中間近千年的時間一直默默無聞，其中既有種種機緣巧合，但更重要的還是書法審美的流變。自古以來，中國推崇「中和」之美，不喜歡誇張和過分偏激的事物，這導致魏碑的古拙成了被賞識的障礙——人們認為它過分鋒利硬朗，像是刀斧砍出來一般。直到清代乾嘉之後，考據學興起，人們才開始留意北魏的刻碑、摩崖石刻、墓誌等物；此時很多書法家也開始突破千百年來無形的束縛，不再以「二王」為最高標準，而是從「二王」之外的其他碑刻、摩崖、墓誌、鐘鼎等古物中汲取古老的養分，尋求新的靈感；書法審美上講，古拙不再是缺點，而是漸漸得到人們賞識，明末清初的傅山便提出「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這段話已經被後人公認為欣賞書法的標準。在這樣一個思潮之下，魏碑像是打了個翻身仗一樣，一下子跳到了人們面前，以古拙樸素、渾厚雄勁的風格極大地豐富了書法藝術。

  魏碑中有不少精品，最能代表那個時代書法特點的要數《張猛龍碑》和《石門銘》，兩者風格不一，前者為碑刻，後者為摩崖石刻；前者內斂有張力，後者不羈又不失靈氣；前者更像楷書，而後者更像篆隸，兩者充分體現出了魏碑的風格跨度。

  《張猛龍碑》全稱《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碑》。碑的正面記載了魏魯郡太守張猛龍興辦學校的功績，背面刻的是立碑官吏的姓名，現在碑石在山東曲阜孔廟中。歷代名家對此碑推崇備至，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將《張猛龍碑》列為「精品上」，並稱「《張猛龍》如周公制禮，事事皆美善」。

  《張猛龍碑》被譽為「魏碑第一」，在書法史上評價頗高，清代楊守敬曾評說「書法瀟灑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康有為則稱讚道：「結構精絕，變化無端。」

  《石門銘》全名《泰山羊祉開復石門銘》。刻石原本位於陝西漢中石門東壁南邊，現存漢中博物館。《石門銘》方圓兼備，既有篆書、隸書的痕跡，也有楷書的痕跡，端正飄逸，別具一格。康有為評價《石門銘》：「若瑤島散仙，驂鸞跨鶴。」並將其列為神品。

  因為是摩崖石刻，歷經了千年風吹雨打，所以這為《石門銘》平添了幾分古樸和溫和之美。這處摩崖石刻所在的地方還有很多漢碑，如著名的《石門頌》《楊淮表記》等，風格上講，《石門銘》受它們影響很深。梁啓超在《碑帖跋》中寫道：「《石門銘》筆意多與《石門頌》相近，彼以草作隸，此以草作楷，皆逸品也。」

  魏碑無論從載體還是字體上講，都豐富多彩，所以很難用一件或者幾件作品去代表。除了《張猛龍碑》和《石門銘》，魏碑的代表作還有很多，如龍門石窟中20尊造像的題記拓本合稱為《龍門二十品》，也是北魏書風的代表作，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始平公造像記》。此碑與別的碑不同，全部用陽刻法刻出，筆畫轉折處重視停頓，鋒芒畢露，通篇雄峻非凡。《泰山金剛經》也被稱為《經石峪》，位於山東泰安，刻在一處小瀑布下的大塊平整山石上，被發現的時候已經存在千年了。經整理，共發現1067個字，字的大小由一尺兩寸到一尺八寸不等，被譽為「大字鼻祖」「榜書之宗」，康有為評價其為「榜書第一」。

  碑學與帖學

  碑，是指用刀刻在石頭上的文字，通常由處於社會底層、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匠製作。帖，是指用毛筆寫在紙帛上的文字，是由書法名家書寫。碑學與帖學本是漢字書法的兩種呈現方式，但魏晉以後，二者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直到清代「金石派」崛起之前，以「二王」為學習樣板的帖學一直是中國書法界的主流。清代一改往日帖學重於模仿，缺乏創新的弊端，轉向從「金石」入手，從碑文中尋找創作靈感。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了民國初年的吳昌碩、齊白石等書法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