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明清兩朝，鄉試、會試第三場都要試策，試策的內容，不外乎經、史、時務三大類，尤其是時務題，是與當前形勢與問題密切相關的考題。比如兵、農、刑、禮、吏治、河防、工賑、教育等等，每次試策題多則五道，少則三道，要求關切事理、言之有物。乾隆十九年（1754），紀曉嵐參加會試，所試策問是關於黃河流域的治水問題，因為那幾年黃河下游水患頻有發生，按說這是個很貼近社會現實的命題。但乾隆皇帝對這道策問卻十分不滿，下旨指斥出題的大學士孫嘉淦、陳士倌：「策問時務，用覘士子學識，主試官不當以己見立說。上年順天鄉試，問黃河北行故道。今春會試，問黃河下流。皆孫嘉淦、陳士倌一己私見，究亦空言無補，若以此為去取，將啟士子窺探迎合附和之弊，其漸尤不可長。嗣後有似此者，必治其罪[3]！」

  乾隆皇帝對這道策問不滿意，主要原因不是說這道題題路狹窄，容易讓聰明的考生堵上，而是這道時務題太不合「時宜」，出題的考官又太不識「時務」——皇帝一直在為黃河下游水患的事一籌莫展，考官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這樣的題，等於是讓皇上難堪。所以皇帝心裡十分惱火。

  陳士倌是紀曉嵐乾隆十九年會試的座師，紀曉嵐本人也是參加會試的親歷者，對這件事情的教訓牢記在心，他從當考官那天起，每一次出題都小心謹慎，反覆揣摸，不敢出一丁點差錯。乾隆己卯山西鄉試，紀曉嵐出策問三道；乾隆甲辰會試，他出策問五道；嘉慶丙辰會試，他出策問五道；嘉慶壬戌會試，他出策問五道。這些選題，皆圍繞著經、史及音韻、訓詁、詩學等兜圈子，而遠離社會現實，不沾一點「時務」的邊兒。

  沒想到這最後一次做考官，讓他遇到了一場麻煩。在還沒有發榜以前，外邊就已經有人傳揚前幾名的名字了。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御史密奏嘉慶皇帝。嘉慶皇帝十分惱火，立刻派人追查誰走漏了消息。一時間，參與這場會試的大小官員，無不人人自危。紀曉嵐想，這一路追查下來，不知有多少人要株連下獄。而且不管問題出在誰身上，他這個正考官的責任都推不掉。思之再三，他拿定了一個主意。

  這天嘉慶皇帝召見紀曉嵐，查問科場泄密這件事，紀曉嵐跪下，從容奏道：「皇上不必動怒，臣即是泄漏之人。」這一下輪到嘉慶皇帝吃驚了。對這位前朝老臣，嘉慶尊重有加，他深知紀曉嵐做考官做了一輩子，一向小心謹慎，從來沒有出過錯，這種事怎麼會出在他身上？紀曉嵐看出了嘉慶皇帝的猶豫，奏道：「皇上明鑑，這泄漏之事，也是臣出於無意。臣書生習氣，見到佳句必高聲吟哦，或記誦其句，欲訪知為何人手筆，無意之中不免泄漏。臣甘願伏罪，求皇上開恩，不要株連他人。」紀曉嵐這麼一說，嘉慶皇帝氣消了，立即撤回了追查此案的大臣，這場風波於是平息下來，所有參加會考的官員都對紀曉嵐敬重備至。

  而對科考中的一些弊端，紀曉嵐也給予了不留情面的諷刺。如清代科舉制度中有「拔貢」，也算是正途出身，清初規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期改為十二年一次。每府學二名，州、縣學各一名，由各省學政從生員中考選，得中者相當於中舉。然貢生考試又與鄉試不同，不但才學好，還要「美風儀」。所以應考臨期要對自己的容貌刻意修飾。有鬍鬚的最惱火，要用鑷子把鬍鬚一根根拔掉。揭榜之時，那些拔了鬍子卻未拔貢的老秀才，往往涕泗交加。紀曉嵐作詩諷刺說：

  本書首發𝚋𝚊𝚗𝚡𝚒𝚊𝚋𝚊.𝚌𝚘𝚖,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未拔拔貢先拔胡，拔貢未拔胡已無。

  早知拔胡不拔貢，不拔拔貢不拔胡。

  紀曉嵐當考官，愛才如命。為福建學政時，曾作《寄示閩中諸子六首》，謂：「平生無寸長，愛才乃成痴。每逢一佳士，如獲百朋錫。」乾隆三十七年（1772），江蘇儀征人汪端光會試下第南歸，紀曉嵐送詩為他餞別，勉勵他「努力勤自愛，舊業重研求。駿足皆得路，豈獨遺驊騮。三年一彈指，挾策來皇州。苕嶢蓬山頂，偕子驂鸞游。」

  平生數典鄉、會試，紀曉嵐門下士如雲，有很多他的門生成為有清一代學問宗匠。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會試所取士李文藻、劉權之，乾隆二十四年（1759）典試山西時落榜者李騰蛟（乾隆四十年成進士），乾隆二十七年（1762）順天鄉試取士朱子穎，壬午所取士王菊莊，讀卷所取士江蘇陽湖人孫星衍，甲辰所取士伊秉綬，嘉慶元年（1796）丙辰會試所取士汪德鉞、趙慎畛、陳鶴等。

  李文藻，字素伯，號南澗，山東益都人。生於雍正八年（1730），卒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只比他的座師紀曉嵐小六歲，與老師交情亦師亦友。紀曉嵐督學閩中，文藻為幕僚。曾主德州、菏澤書院講席多年，官廣東恩平知縣、桂林府同知，皆有政聲。李文藻嗜古好學，後人輯其遺文《南澗文集》《南澗先生遺文》各二卷，補編一卷，是卓有影響的學者。

  劉權之，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會試殿試一甲，字德輿，號雲房，湖南長沙人，歷官洗馬、禮部右侍郎、體仁閣大學士。《四庫》館開，劉權之同程晉芳、任大椿等同為總目協勘官。乾隆五十七年（1792），與陸錫熊帶校書人員赴盛京校文溯閣書，陸錫熊死於客次，劉權之接替陸錫熊職任，將陸錫熊名下應閱之書一千餘函督責校理。嘉慶十七年（1812），劉權之為《紀文達公遺集》作序，謂：「吾師紀文達公天資超邁，目數行下。掇巍科，入翰苑，當時即有昌黎北斗、永叔洪河之目。厥後高文典冊，多為人提刀，然隨手散失並不存稿。總謂盡系古人糟粕，將來何必災梨禍棗為。……乾隆三十七年，朱笥河學士奏聞高宗純皇帝，勒輯《永樂大典》，並搜羅遺書，特命吾師總纂《四庫全書總目》，俱經一手裁定，故所存者惟此獨全。權之甲午典試江左，曾贈一水波硯，銘云：『風水淪漣，波折天然。此文章之化境，吾聞之於老泉。』讀此銘，吾師之為文可知矣……憶受知程門立雪，時多聞緒論。吾師是再來人，曾有未經目之書，即知有某人序、某人跋，開卷絲毫不爽。是慧悟夙成，文其餘事也。然才力宏富，絕不矜奇好異，總以清氣運之。譬滿屋散錢，逐書入串。李杜之光焰，燕許之手筆，盡歸腕下，裒然一代文宗也。」

  李騰蛟，字鼎北，號辛峰，山西芮城人。雍正七年（1729）生，嘉慶五年（1800）卒，乾隆四十年（1775）成進士。曾任直隸任縣知縣，武清知縣，升楊村管河通判，旋遷遵化直隸州知州。紀曉嵐稱讚他「孝友積於家，文章學問沾溉後人」。於任期間，檢災必親往，發粟必親監，嚴明綱紀，桀黠皆斂手。且廉潔清正，絲毫不取於閭閻，而百務俱舉。

  伊秉綬，字組似，號墨卿，又號默庵，福建寧化人，生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比他的老師小了三十多歲，二人是忘年之交。伊秉綬工書，精於繪事。書尤以隸書為長，畫以山水松竹為精絕，紀曉嵐常為之題畫。嘉慶七年（1802），粵東天地會起義，時伊秉綬官惠州知府，因失察，參戍軍台，效力贖罪，第二年七月釋放回籍，後起用於揚州知府。卒於嘉慶二十年（1815），有著作《留春草堂集》行世。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江蘇陽湖（今武進）人，乾隆十一年（1746）生，嘉慶十四年（1809）卒，乾隆五十五年（1790）成進士。本書前已敘乾隆四十九年甲辰會試他同紀曉嵐的相遇、相知。洪亮吉歷官編修、提督貴州學政。嘉慶四年（1799）批評朝政，獲罪，遣戍伊犁，不久赦還，改號更生居士。通經史、音韻、訓詁及地理之學，工詩文，以駢體文為時人稱道。有著作《春秋專傳詁》《洪北江全集》等行世。

  汪德鉞，字銳齋，安徽懷寧人，生於乾隆十四年（1749），卒於嘉慶十三年（1808），及第後官禮部主事，時紀曉嵐為禮部尚書，曾就司員見堂官由長揖易為半跪一事，力陳其失，後復改為長揖。

  趙慎畛，字遵路，號笛樓，湖南五陵人。生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卒於道光五年（1825）。及第後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官御史、給事中、廣西按察使、廣東布政使、廣西巡撫、閩浙總督、雲貴總督。其人品學識，尤為紀曉嵐所重。紀曉嵐書其舅氏王孝承手札後云：「余丙辰典試，得武陵趙子笛樓，初見余，恂恂有儒者風，與之言，篤實近里，無少年巧宦之習。比如詞館，仍循謹如寒素。間與論世務，事事知大體，而非老生迂闊之言。疑其學必有所受也。趙子曰：『慎畛少孤，資母氏以養，而資舅氏以教，平時一言一動，無不范以規矩。或不能面語，則長箋短札、丁寧往復，凡持身涉世，無不勉之以古誼[4]』」。趙慎畛有《從政錄》《榆巢雜識》《省愆室筆記》《讀書日記》《惜日筆記》並《詩文集》六卷行世。

  陳鶴，字鶴齡，又字馥初，號稽亭，元和人。生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卒於嘉慶十六年（1811）。官工部主事，晚歸江寧，掌教於尊經書院。少游於錢大昕之門，曾為《紀文達公遺集》作序，謂：「我河間紀文達公，以學問文章著聲公卿間四十餘年，國家大著作非公莫屬。其在翰林校理《四庫全書》七萬餘卷，《提要》一書，詳述古今學術源流、文章體裁異同分合之故，皆經公論次方著於錄。」陳鶴有著作《桂門自訂初稿》十卷行世。

  孫星衍，字淵如，生於乾隆十八年（1753），卒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江蘇陽湖（今武進）人，肄業於鐘山書院。乾隆五十二年（1787）進士，歷官編修、三通館校理、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出為山東兗沂曹濟道。後歸里築五松園於江寧，應聘主講於揚州安定、紹興蕺山、杭州詁經精舍等書院。嘉慶八年（1803）以貧起官，補山東督糧道。孫星衍於經、史、文字、音韻、諸子百家無不通，亦多涉獵金石碑版，工篆隸，精校勘，擅詩文，有著作《尚書今古文註疏》《周易集解》《寰宇訪碑錄》等行世，並刊刻《平津館叢書》《岱南閣叢書》等。

  紀曉嵐門生眾多，其影響重大者，尚有龔麗正、蔣士銓、吳鍾橋、孟生薰、汪守和、葛正華等輩。做考官，最能顯示紀曉嵐的人品與風格。

  [1]見梁章鉅《歸田瑣記》卷四。

  [2]見《東華續錄》嘉慶一。

  [3]見梁恭辰《北東園筆錄初編》卷一。

  [4]見《書王孝承手札後》，《紀文達公遺集》文卷十一《書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