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另一方面，在官場閃現的刀光劍影中，紀曉嵐又不得不時時保持著他處世的警覺。他的硯銘中隨處可見「守口如瓶」，他借《閱微草堂筆記》的故事，說出了心中的酸辛。

  《灤陽消夏錄》中那個「鬼隱」的故事，就更加發人深思。紀曉嵐直指當世官場貨利相攘、互相傾軋的現實：

  

  明朝末年，有個姓宋的人，因選擇墳地，來到歙縣深山中。天色晚了，又要下雨，他看到山崖下有個山洞，便投奔過去打算避避雨。聽見洞裡有人說：「這裡邊有鬼，你不要進來！」

  宋某問：「那你怎麼進去了？」

  那人說：「我就是鬼。」

  宋某說：「你既然是鬼，不在墳墓里待著，到這兒來幹嗎？」

  鬼說：「我在宋神宗時當過縣令，厭惡那些在官場上的人。這些人見了利就爭搶不休，相互傾軋。我辭去官職回鄉務農，不與他們為伍了。我死後請求閻王不要讓我再轉生到人世，於是便將我來生的祿位，改注我為陰曹地府的官。我沒有想到，陰間的官場照樣也和陽間一樣互相爭鬥傾軋，於是辭官回到墳墓里去了。墳墓四周鬼很多，往來吵鬧，我心裡不安寧，不得已就找了個山洞藏起來了。儘管這裡冷冷清清，孤寂難挨，可比起官場上風風雨雨、人世間爾虞我詐，這地方簡直就是天堂了。我在這空山里，忘記了時間的流逝，與鬼斷絕往來，不知有多少年了。與人斷絕往來，更不知有多少年。我心裡為斷絕了身外的一切而高興，不料這裡又來了人。明天早上我就得搬走，你就不要再來打擾我了。」說完就不吱聲了。問他姓名，也不回答。宋某帶著筆硯，便研墨濡筆，在洞口寫下「鬼隱」二字，就離開此地。

  這個故事很有意味。首先，紀曉嵐寫了一個「鬼隱士」，在陽間做人時，他是個小官，厭惡於官場上的排擠傾軋，種種黑暗，解職歸田，死後又做了陰間的官。陰間的官場和陽間的官場沒有什麼兩樣，照樣是傾軋排擠，黑暗種種。所以他只好躲到一個山洞裡當起了「鬼隱」。

  紀曉嵐為了避諱，把這個官寫成是宋神宗時期的官，其實，這正是他用這個故事，說出他對當世官場中貨利相攘、互相傾軋的現實的抑鬱。

  紀曉嵐生存的那個盛世，實在不怎麼清平，貪官、惡吏、豪強和各種奸詐刁滑的小人比比皆是，對這種種的陰暗、腐敗和污濁，紀曉嵐一是十分痛恨，二是無可奈何，他只能選擇避開。

  紀曉嵐一生痛恨小人，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充滿了對小人的抨擊。而且在那個小人猖獗、大行其道的環境中，紀曉嵐遇到的最大困惑就是如何保全自己。他在文化專制的風聲鶴唳中入主《四庫全書》館，在修書過程中發生的一系列文字獄案，他感同身受。有很多起文字獄，壓根兒就不是因為有什麼悖謬文字，而是因為著書者得罪了小人，結果鍛鍊成大獄。所以紀曉嵐的處世之道是不跟小人爭一日之短長，不做出頭椽子，儘量不以真面目暴露在小人的視野中。對他的生存方式，有人譏之以「世故」。但紀曉嵐從未與小人同流合污過，並且借狐鬼之事，將小人的伎倆示眾，這也是難能可貴的了。

  有人認為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是一部宣洩著知識分子「孤憤」的作品，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而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則是「不乖於風教」的「勸誡」之作，少有對社會的批判。這個觀點失之片面。《閱微》中的一千二百則故事，卻極少「頌揚」之作。恰恰在這一點上，紀曉嵐與蒲松齡殊途同歸。如果說生活在明末清初社會大動盪之後的蒲松齡，作為顛沛於社會底層的知識分子，他的「孤憤」代表著一種時代的感傷；那麼，生活在「乾嘉盛世」的紀曉嵐，作為一個「通古今之變」的大儒，他能在虛假繁榮的背後看到了那個社會的危機，因而他的「勸誡」也表現了一種時代的憂患。

  [1]見《清會典事例》。

  [2]見《清會典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