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十八日，在熱河避暑的乾隆皇帝偶然翻閱文津閣《四庫全書》，發現揚子《法言》一書卷一首篇，有空白兩行，以該書卷次核對，竟是因為將晉唐及宋人注釋姓名脫寫。最不應該的，是將皇帝的御製文《書揚子法言》一篇漏繕了。

  乾隆皇帝很生氣，下諭斥責「書中篇首空至兩行，顯而易見，開卷即可瞭然。乃詳校官既漫不經心，而紀昀總校閱之事，亦未全寓目。可見重加讎校，竟屬虛應故事。朕每幾余披覽，其書內有一二字錯覽，令軍機大臣隨時改正者，不一而足。因尚系尋常訛脫，不加責備。今篇內脫去二行，紀昀等實難辭咎。寧不自知而漸恧也？！況朕曾有御製《書揚子法言》一篇，雖系近年之作，亦應繕錄，弁於是書之首，紀昀並未留心補入，更屬疏漏。紀昀及詳校官莊通敏俱著交部，分別議處[3]。」

  乾隆皇帝御旨：除將文津閣《四庫全書》內《法言》一書就近交軍機大臣將空行填補，並繕錄御製詩文於篇首外，讓紀昀親赴文淵、文源二閣，將揚子《法言》一書檢出，繕錄御製文冠於簡端。並帶同詳校官抽查此書卷首是否有空白之處，及此外各書有類似脫誤者，一體抽閱填改。如再不悉心詳檢，經朕看出，必將紀昀等加倍治罪，不能再邀寬貸也！

  此後軍機處於七月二十三日連上三道奏章，奏請將紀曉嵐交部議處。

  八月初六日，紀曉嵐被宣布免其革任，仍註冊。詳校官莊通敏於補官之日始降二級調用。

  紀曉嵐不敢稍有怠慢，急忙傳齊原赴熱河各員，先去圓明園查勘文源閣書。紀曉嵐宣示皇帝諭旨，嚴加申明，讓校書各員充分認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必須認真搜剔，不可稍有疏漏。又奏請在本閣廊下進行校閱工作，避免扛抬出入，磕破書匣。且換架取閱，隨看隨修，隨即歸架，避免顛倒錯亂，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到九月中旬，文源閣書籍全部復勘完竣。紀曉嵐出了一身冷汗，這次復勘，簽出的舛漏，竟比初次詳校時多了好幾倍。對一字半字的空白，悉數核出，調取底本補填，卷頁脫落、行款參差及流水錯誤者，俱抽換整修。對所闕各書，依照翰林院現有底本補抄。又有捏注闕文、闕卷者，紀曉嵐奏請將涉此事及其他未能改正書籍訛錯之復校人員，分別罰看文源閣及文津閣新補各書。奏章寫道：「伏查《四庫全書》因繕寫荒唐，動成疵謬，屢經校正，竟未能純淨無瑕。臣夙夜灸心，實不勝愧憤。茲復奉命復勘，若再規避處分，有一毫之回護，更無以仰對聖明[4]。」

  軍機大臣合議後，決定如其所奏，查明訛舛較少者，罰令看文源閣空函書；其現在並不在京、不能令看文源閣留空函書之各員，除病故、革致、休致不議外，其現膺外任及丁憂告假各員，仍交該部照五十二年（1787）之例分別辦理，以示懲儆。

  所闕各書，紀曉嵐照翰林院現有底本抄補，又奏請將沒有底本的書開單行知原采進省督撫，購寫補送，以成全璧。

  十二月初，文源閣校書工作全部完成後，紀曉嵐又率詳校各官，再次把文淵閣書細心校閱一遍，到年底全部告竣。開列遺漏抵換各書清單上奏，計有《永樂大典》書三部、《春秋例要》《秘書監志》《公是集》等二十二種，查出舛漏條數比文源閣書少十分之二。其中《理性大全》一書，乃明永樂中胡廣等奉敕所撰，紀曉嵐等奏定繕寫。原以明刻舊本送殿，因纂修時底本遺失，被另換一康熙初年刻板，冠以「聖祖仁皇帝御製序」，提調陸費墀一時未考，漏寫標題，以「御定字三抬」繕寫格式發下，遂將前代所修之書，抄成本朝御定格式，致使全書十函五十六冊頁頁俱錯。而此後總校、分校及兩次詳校人員，又均以底本格式為憑，無從簽摘，致沿訛襲誤，四閣相同。總計有重新抄寫之書四十函二百二十四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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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曉嵐奏請一面交武英殿先支官項換寫，一面估定價值，查明開館以來曾經議敘供事現任者若干員，全都扣發廉俸。行文該督撫搭解還庫。

  又另有《史記正義》一書，與《性理大全》事同一例，因無底本，不能換寫，只有等仿得真本後，再按照此例追賠。

  十二月十六日，軍機大臣阿桂等奏稱：《性理大全》「此書十函五十六冊，頁頁俱錯，不能挖改版心，必須全部換寫。以每冊二三萬字計算，寫價已六七兩，加以紙價裝潢，須八九兩方換一冊，四五十兩方換一函。統計四閣四十函二百二十四冊，約估需銀兩千兩。查武英殿辦書供事者歷年議敘者多員，此書因遺失抵換，釀成錯誤，則經管、接管之供事，原屬罪魁。其餘供爭又皆托賴書局，藉以得官議敘。既已同邀，則罰項自當均出。擬請一面交武英殿，先支官項換寫，一面估定價值，查明開館以來曾經議敘供事現任者，共若干員，勻扣俸廉。行文各該督府，搭解還庫[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