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四月十七日，續抄《四庫全書》三份同時完工，分別貯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

  

  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後，續繕三份全書相繼抄成。總裁奏請將校對後業經進呈御覽之書發交各該省，並將木匣紙絹一併發去，便於其就近照式裝潢。江浙地方督撫也分別派員去京請領。到五十二年（1787）七月已領回四千餘冊，但由於乾隆皇帝在續繕三份書中發現有些書籍尚有悖謬之處沒有進行削刪處理，下令對內廷四閣和江南三閣續繕之書全面進行復勘，發書工作停止。

  江南三閣中建成最早的是文宗閣。早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兩淮鹽政寅著領到頒貯揚州天寧寺行宮和鎮江金山行宮的兩部《古今圖書集成》後，就曾奏請「於行宮內就高寬之處，仿佛天一規模，鼎建書閣，永遠寶藏[3]」。乾隆四十四年（1779），位於江蘇鎮江金山寺行宮的藏書閣首先告成，乾隆皇帝賜名「文宗閣」，貯《古今圖書集成》一部。第二年，揚州大觀堂一側的藏書樓相繼告竣，賜名「文匯閣」，並賜「東壁流輝」匾，亦貯《古今圖書集成》一部。這兩座藏書樓貯藏《古今圖書集成》之後，都留有不少空格，乾隆皇帝即命兩淮鹽政伊靈阿前往察看，若書格不夠用，酌量再行添補，所需費用由兩淮商人捐助。伊靈阿到兩閣看過之後，奏明皇上，兩閣所余空格甚多，足可以將來收貯《四庫全書》。

  文瀾閣位於浙江杭州西湖孤山南麓聖因寺內，原為藏經樓，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後改建而成。閣在孤山之陽，左為白堤，右為西泠橋，地勢高敞，可攬西湖全勝。閣外觀二層，中層為左右耳房，實為三層。閣前有清池，池中聳立奇石，名仙人峰。東側建御碑亭，西接遊廊，外為垂花門，門內為大廳。旁有趣亭和月台。

  江南三閣的規制，大體仍取法范氏天一閣，並仿照內廷四閣的結構。但也有與天一閣和內廷四閣最大的區別。因為江南三閣畢竟是敕建的地方建築，各項工費也由商家捐辦，不可能與內廷四閣完全照抄藍本。以僅存的文瀾閣而言，其規制雖也是上下六楹，用明二暗三的範式，但硬山式屋頂上覆蓋的是民間建築使用的黑瓦，僅用琉璃瓦鑲嵌檐頭。另外，江南三閣均無乾隆皇帝御製碑記文。

  四庫七閣，六閣皆有水，「淵」「源」「溯」「津」「匯」「瀾」，唯獨文宗閣是個例外。之所以都帶「水」，是因為水能克火，書是最怕火的，加了水字旁，就等於給防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但文宗閣之所以不帶水，是因為這個閣是建在金山上的，當時的金山屹立江中，四面臨江，自然就用不著再加個水字偏旁了。

  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乾隆皇帝發布關於南三閣庫書允許讀者領出傳寫的諭旨：「原以嘉惠士林，俾得就近鈔錄傳觀，用光文治。第恐地方大吏過於珍護，讀書嗜古之士，無由得窺美富，廣布流傳，是千緗萬帙，徒為插架之供，無俾觀摩之寶，殊非朕崇文典學，傳為無窮之意。將來全書繕竣，分貯三閣後，如有願讀中秘書者，許其陸續領出，廣為傳寫。《全書》本有《總目》，易於檢查，只須派委妥員董司其事，設立收發檔案，登註明晰，並曉諭借鈔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遺失污損，俾藝林多士，均得殫見洽聞，以副朕樂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4]。」

  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六月，經過「厘定蕆工，悉臻完善」的三份續繕庫書，才正式頒發江南三閣。

  江南三閣庫書每冊前頁鈐「古稀天子之寶」，後頁鈐「乾隆御覽之寶」，各閣所收藏書種數、冊數、函數並不完全相同。文宗閣所藏《四庫全書》，計經部書九百四十七匣，五千四百零二本；史部書一千六百二十五匣，九千四百六十三本；子部書一千五百八十三匣，九千零八十四本；集部書二千零四十二匣，一萬二千三百八十九本。另有《總目錄》計二十二匣，一百二十七本；《簡明目錄》二匣，八本。又《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五百二十匣，五千零二十本。此外還有《全唐文》《明鑑》諸書。文匯閣三層中，下層中間放置《古今圖書集成》，書面用黃色絹；下層兩旁貯經部，書面用綠色絹；中層貯史部，封面用紅色絹；上層左側貯子部，書面用玉色絹；右側貯集部，書面用藕合色絹。其書帙多者，用楠木函貯之，一兩冊者則以楠木板片夾之，再以帶束住。文瀾閣第一層貯《古今圖書集成》十二架，其後，左右分儲經部書二十架。第二層儲史部三十三架，第三層儲子部書二十二架，左右分儲集部書二十八架。經、史、子、集，每架四屜，子部、集部每架六屜，每屜各四撞，每撞各三函。每函有素綾牙籤函套，置楠木匣收儲。匣內襯香楠木夾板，冊中冰麝樟腦包，可防蟲蛀。江南三閣由兩浙、江南都轉鹽運司掌管，設監理、編校、典守、司事等職，監理總管閣中事務，多由鹽運使兼任。重門鎖鑰，一歸文瀾閣總管，一歸運司衙門。

  乾隆五十七年（1792）六月，皇帝諭示，允許士子到閣抄書，但不外借。五十九年（1794）仇養正任典守，開始閣書外借，每人每次最多借五冊，半月內歸還。

  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開館，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續繕三份全書告竣，逾十四個年頭，終成七份《四庫全書》。以全書冊數計，每份約為三萬六千冊，七份總共二十五萬二千餘冊。以全書頁數計，文津閣二十九萬一千一百頁，七份合計約一千六百零三萬餘頁。這項巨大的文化工程開銷之浩繁，嘆為觀止。僅抄寫各分全書所需紙張、筆墨等項，已難以數計。據宮中檔案《乾隆朝報銷冊·乾隆四十七年分大出黃冊》記，僅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全書處一次領取物品記錄顯示，計有「清水連紙二十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一張，三號高麗紙八百十九張，山西呈文紙一萬三千一百七十六張，竹料連四紙二十六張，川連紙六千八百五十五張，礬二斤四兩三錢」，又「砂紙八千二百四十張，筆四百八支，裱料紙一千八百二十八張，黃箋紙二百張，魚膠十兩」。另外，還有數百名纂修官員的茶水、飯食等項開銷，這些加起來會是一個龐大的天文數字。特別是繕錄江南三份全書，謄錄人員全部實行雇覓制，每一千字給銀二錢五分，每份書平均「七萬萬三千零八十一萬九千字」，三份書差不多二十二億字，僅這項開銷，就有五十多萬兩白銀。

  其時《四庫全書》的相關工作並未停止，文淵、文源、文津各閣《四庫全書》復校基本告竣，空函書籍的繕錄隨之全面展開。軍機大臣奉令查核有待補寫之空函書籍，並新纂各書。

  空匣補寫書單計有：

  《御製文集》《御製詩集》《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欽定蒙古王公功績表傳》《欽定平定兩金川方略》《欽定蘭州紀略》《欽定皇朝通典》《欽定皇朝通考》《欽定皇朝通志》《欽定盛京通志》《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大清一統志》《開國方略》《滿洲源流考》《蒙古源流考》《翻譯五經四書》《歷代職官表》《遼金元國語音義》《元史》《明史》。

  其未經留空現在纂辦及抄錄各書：

  《萬壽盛典》《日講詩經解義》《詩集樂譜》《翻譯琴譜》《石峰堡紀略》《平定台灣紀略》。

  以上各種，俟辦成後按次序先後在各匣內歸併排空添入。

  乾隆皇帝諭示：「將空函書籍之有關事宜，並交武英殿辦理。為強化稽查，今皇八子永璿及大臣彭元瑞、金簡專責督辦，並委派軍機大臣定立期限，隨時查核[5]。」

  武英殿一時熱鬧起來。

  武英殿總理繕寫、校對、裝函、上架等一應事宜。國史館、方略館、三通館等處纂辦各書，亦在繕錄完成後，一併交武英殿校對裝函。

  五月十五日，《四庫全書》館宣布撤銷。未盡事宜，交由武英殿辦理。

  但紀曉嵐卻沒有感覺到絲毫的輕鬆，當月，他又赴熱河校書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