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六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初稿完成，這是一項曠古文獻工程。呈進御覽，乾隆龍顏大閱，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辦竣，呈覽，頗為詳核。所有總纂官紀昀、陸錫熊，著交部從優議敘[3]。」

  《總目》共收書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加上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共收書一萬零二百五十四種，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卷，是中國古代規模最為弘大、體制最為完善、編制最為出色的目錄學巨著。

  

  編纂《總目》的緣起，要上溯到《四庫》開館之前。乾隆三十七年（1772），皇帝發布第一道中外搜訪遺書詔令，命令各省督撫著力購訪古今著作，以彰「稽古右文」之盛，並特別指出：「各省搜輯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鑑別，悉行呈送，煩復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系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會齊後，令廷臣檢核[4]。」這是《四庫總目》編纂的最初緣起，同時也大體上提出了編纂框架和基本原則。

  同年十一月，安徽學政朱筠借乾隆皇帝下詔訪求遺書之機，提出了開館校書的奏摺，其中第四條提出編纂目錄的構想：「著錄校讎，當並重也。前代校書之官，如漢之白虎觀、天祿閣，集諸儒較論異同及殺青；唐宋集賢校理，官選其人，以是劉向、劉知幾、曾鞏等，並著專門之業。列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崇文總目》，其書具有師法。臣請皇上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卷首，並以進呈，恭俟乙夜之披覽。臣伏察武英殿原設總裁、纂修、校對諸員，即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是選，則日有課，月有程，而著錄集事矣[5]。」

  這個奏章經大學士劉統勛等多次廷議，終於達成一致意見，在對關於總目錄編纂方面，提出如下意見：「查古人校定書籍，必綴以篇題，詮釋大意。《漢書·藝文志》所稱『條其篇目，撮其旨意』者，所以倫次得失，使讀者一覽瞭然，實為校讎良法。但現今書籍，較之古昔日更繁多，況經欽奉明詔、訪求著錄者，自必更加精博，若如該學政所奏，每一書上必撮舉大旨，敘於卷首，恐群書浩如淵海，難以一一概加題識。查宋王堯臣等《崇文書目》、晁公武《讀書志》，皆就所有之書，編次目錄，另為一部，體裁最為簡當，應即仿其例。俟各省所采書籍全行進呈時，請敕令廷臣詳細校訂，依經、史、子、集四部名目，分類匯列，另編目錄一書，具載部分卷數、撰人姓名，垂示永久，用詔策府大成，自帙唐宋而更上矣[6]。」

  這個意見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贊同，當日下旨諭示：「應俟移取各省購書全到時，即令承辦各員將書中要旨隱括，總敘崖略，粘貼開卷副頁右方，用便觀覽[7]。」當時大學士和皇帝的初衷，是為閱讀查詢之便，編一部簡明目錄，而沒有明確意識要編纂出一部卷帙龐大的解題目錄來。

  《四庫總目》的成書，大體上經歷了三種形態：

  第一是各省送書時報呈的簡單提要，除江浙較為簡略地概述了本書著者、卷數、特點之外，其他省僅註明作者、卷數（或冊數）而已。

  第二是館臣撰寫的提要。前期，《四庫全書》館中「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分校官」和「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分別負責輯佚和校閱各自分管的書籍內容，編寫提要，敘列作者爵里，記述版本源流，撮舉典籍要旨，考訂文字，並提出應刻、應抄、應存的建議。在編寫提要初期，由於沒有統一的編寫標準和總負責人，原有的提要及後來新編寫的提要繁簡不一、條理紛繁，問題多多。

  第三就是總纂完成最後的修改審訂。紀曉嵐和陸錫熊到任後，在纂修官編寫各篇提要的基礎上，筆削考校，或增刪，或分合，字斟句酌，再三潤飾，有很多需要重新撰寫。原本體例不一、行文詳略懸殊、表達觀點亦各異的提要稿，經二人特別是紀曉嵐筆削考核、一手刪定後，體例整齊，燦然可觀。

  紀曉嵐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貢獻，首先是主持了《總目》的分類，他自己說：「余校錄《四庫全書》，子部凡分十四家，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三，所謂禮、樂、兵、刑，國之大柄也，農家、醫家，舊史多退之於末簡，余獨以農家居四，而其五為醫家；農者民命之所關，故升諸他藝術之上也[8]。」《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總結了自漢劉向父子、班固以來歷代分類目錄的得失利弊，進一步充實了分類體系。其所採用的分類法，實為中國四部分類法之集大成，所收書籍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編排，於部下分類，類下再分子目，共分四部四十四類六十六子目，其中經部十類、史部十五類、子部十四類、集部五類。有些類下又析出若干小類，同一類書籍以時代先後為序。如《經部》分為「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學」十類。其中「禮」又下分為「周禮」「儀禮」「禮記」「三禮總義」「通禮」「雜禮書」六子目；「小學」分為「訓詁」「字書」「韻書」三子目。《史部》分為「正史」「編年（附起居注）」「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十五類。其中「詔令奏議」又分「詔令」「奏議」二子目；「傳記」分「聖賢」「名人」「總錄」「雜錄」「別錄」五子目；「地理」分「宮殿疏」「總志」「都會郡志」「河渠」「邊防」「山川」「古蹟」「雜記」「遊記」「外紀」十子目；「職官」分「官制」「官緘」二子目；「政書」分「通制」「典禮」「邦計」「軍政」「法令」「考工」六子目；「目錄」分「經籍」「金石」二子目。《子部》分為「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釋家」「道家」十四類。其中「天文算法」又分「推步」「算書」二子目；「術數」類又分「數學」「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雜技術」七子目；「藝術」類又分「書畫」「琴譜」「篆刻」「雜技」四子目；「譜錄」類則分「器物」「食譜」「草木蟲魚鳥獸」三子目；「雜家」類分「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六子目；「小說」類分「雜事」「異聞」「瑣語」三子目；余不分子目。《集部》分為「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四類。其中「別集」分「漢至五代」「北宋建隆至靖康」「南宋建炎至德佑」「金元」「明洪武至崇禎」「清初至乾隆」六子目，系編年分目；「詞曲」類又分「詞集」「詞選」「詞話」「詞譜詞韻」「南北曲」五子目；余不分子目。

  這樣的分類體系嚴密完善，將上萬種書籍組織成一個有機整體，脈絡清晰，源流井然。形成了一種既能反映書籍版本、內容、文字、著作事跡，又能表達作者政治理念和學術思想的全新的提要形式。可以說，《四庫提要》集中國古典目錄學方法之大成，又成功開創了目錄學的新領域。

  乾隆皇帝於四十六年（1781）二月二十五日頒諭，《四庫全書》各部著錄次第由此確定：「諭：昨據《四庫全書》總裁奏進《總目》，請於經、史、子、集各部，冠以聖義、聖謨等六門，……於編排體例，實屬未協。……俱者各按撰述人代先後，依次編纂。至我朝欽定各書，仍各按門目，分冠本朝著錄諸家之上[9]。」

  從乾隆四十四年（1779）翁方綱的一首詩中，可以看出《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進程及主要特性。

  翁方綱此詩，為紀曉嵐將錢大昕所撰《曹全碑跋尾》一條著於《總目》而作：

  篋中收得萬山青，跋尾非徒翰墨靈。

  不獨研經兼石史，曹全碑已伏茶星。

  （翁方綱《東墅複次前韻，有鍾懷山院長、盧抱經學士、錢辛楣詹事，且及二君經學，因複次答，兼懷二君》）

  詩註：「辛楣邁尤殫心史學，故云爾。昨見曉嵐援辛楣《曹全碑跋尾》一條，著於《四庫書錄》。不特徵定論之公，亦見友朋服善之益也。」翁方綱之詩及注文中傳達了如下信息：首先，《總目》是有較為詳盡的分工，由館臣依書籍類目分頭起草，而不是以經史子集的順序編錄。如以經史子集次序編錄，那麼四十四年（1779）正在編寫中的僅能到史部提要部分；其次，《總目》著錄當代人著述頗多，紀曉嵐的甲戌科同年錢大昕、王鳴盛、姜炳章、顧鎮、范家相諸人都見於著錄。紀曉嵐編纂《總目》的這種「服善」精神，誠可敬佩，然少為人所知，翁方綱的詩，可為存證。

  紀曉嵐對《總目》的貢獻之二，是主纂了總敘、類敘和按語。這些文字，集中反映了他的學術觀點和思想觀點。

  紀曉嵐對《總目》的貢獻之三，是完成了對提要稿的「一手刪定」。《總目》凝聚著眾多纂修官的智慧，但經紀曉嵐「筆削一貫」，成於紀曉嵐之手，當世已有定論。如《四庫全書》總閱官朱珪所說：「公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為全書《總目》，裒然巨觀[10]。」「生入玉關，總持四庫，萬卷提綱，一手編注[11]。」

  紀曉嵐的門生阮元、劉權之、陳鶴分別為《紀文達公遺集》撰序，都不約而同地明確肯定了這一點。

  阮元序中說：「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尾，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求諸是，持論務得其平允[12]。」

  劉權之序中說：「乾隆三十七年，朱笥河學士奏聞高宗純皇帝，敕輯《永樂大典》，並搜羅遺書，特命吾師總撰《四庫全書總目》，俱經一手裁定[13]。」

  陳鶴序中說：「我師河間紀文達公，以學問文章著聲公卿間四十餘年，國家大著作非公莫屬。其在翰林校理《四庫全書》七萬餘卷。《提要》一書，詳述古今學術源流，文章體裁異同分合之故，皆經公論次，方著於錄[14]。」

  應該注意的是，以上撰序的三位門生中，劉權之是《四庫全書》館的總目協勘官。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是一部正統的學術史專著，在「紀昀」一條中指出：「《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矣。」又說：「公一生精力，萃於《提要》一書。」

  時人或後人筆記中，也多有敘及。

  昭槤《嘯亭雜錄·紀曉嵐》：「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見稱於世者。惟紀曉嵐宗伯無書不讀，博覽一時，所著《四庫全書總目》，總匯三千年間典籍，持論簡而明，修詞澹而雅，人爭服之。」

  洪亮吉《江北詩話》：「乾隆中，四庫館開，其編目提要，皆公一手所成，最為瞻博。」

  張維屏《聽松廬文抄》：「或言文達公博覽淹貫，何以不著書？余曰：文達一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

  陸敬安《冷廬雜識》：「全書總目二百卷，亦公所撰。說者謂公才學絕倫，而著書無多，蓋其平生精力，已畢萃於此書矣。」

  李元度《紀文達公事略》：「公胸有千秋，故不輕著書。其所欲言，悉於四庫書發之。」

  紀曉嵐去世後，仁宗嘉慶皇帝為之撰寫的《御賜碑文》中也強調：「四庫之儲，編摩出一人之手。」

  紀曉嵐自己，也直言認可：「余撰《四庫全書總目》，力支柱之[15]。」「余癸巳受詔校書，殫十年之力，始勒為總目，進呈乙覽[16]。」

  參與《總目》提要初稿的纂修官有三百多名，雖然對提要稿的撰寫有規定的體例、範式，但行文詳略不一，表達的觀點內容也因人而異。作為總纂官，對這些尚屬草創的提要稿進行修改、增刪、潤飾乃至考辨，還有大量原稿需要重新撰寫，推倒重來，其巨大的勞苦與心血付出，自不待言。將現存的館臣提要稿同成書後的《四庫總目提要》相對照，從評騭意見、篇目內容到風格體例，幾乎無一相同之處。

  當然，作為一部重要的官修書，《四庫全書總目》集中了館臣的智慧，為之出力最多的，尚有翁方綱、于敏中、陸錫熊、姚鼐、余集、周永年、劉權之、程晉芳、邵晉涵等。

  現存的《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總計在一千二百條以上，是現存分纂官提要稿保存最多的一家。翁方綱提倡多聞、闕疑、慎言，反對嗜博、嗜瑣、嗜異、矜己。對《總目》劃分漢學、宋學的觀點也多有異議，這些在他的提要原稿中均有體現。

  于敏中是四庫館總裁，他多次以書信方式與紀曉嵐等討論《四庫全書》的編纂問題，對體例制定、去取標準、立言法則，均提出了有影響力的觀點。

  紀曉嵐之外，陸錫熊對《總目》貢獻也比較巨大。「考字畫之訛誤，卷帙之脫落，與他本之互異，篇第之倒置，蘄其是否不謬於聖人。又博綜前代著錄諸家議論之不同，以折中於一是。總撰人之生平，撮全書之大概，凡十年書成，論者謂陸君之功為最多[17]。」

  姚鼐字姬傳，一字夢谷，學者稱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進士，官刑部郎中，記名御史。是進入四庫館較早的分纂官之一。四庫館是漢學家的大本營，姚鼐起而宗宋儒，尊程、朱而斥陸、王，認為「程朱之學，通天人之本原，發前聖之蘊奧」。因此與紀曉嵐在學術上產生了較大分歧。他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離開四庫館，乞養南歸，其主要原因就是與總纂紀曉嵐意見相左而失和。姚氏後對紀曉嵐多有詆毀，胡思敬《跋翁蘇齋手纂四庫全書提要稿》中說：「乾隆四庫館纂修之役，紀文達實總其成，排斥宋儒，以伸一己之見，同流輩多不然其言，姚姬傳詆之尤力。李梅庵藏有惜抱手札數通。其一札與胡雒君云：『昨始得《四庫全書目錄》，閱之，議論大不公平。曩在京師，尚不見紀曉嵐猖狂如此之甚，觀此直無忌憚矣[18]。』」所著《惜抱軒書錄》，即為在四庫館中所撰寫的提要稿，其中有一些經修改後被《總目》採用。因為他的觀點與《總目》不合拍，所以一些條目在採用時其評論部分被刪掉或被改寫，有些條目則被重擬。

  余集字蓉裳，號秋室，浙江錢塘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進士，博涉多通，於詩古文詞曲之外，旁涉算學、篆刻、繪畫。《四庫》開館，受裘曰修所薦，入翰林，散館擢第一，為四庫館纂修官。其所撰提要稿七篇，刊入《秋室學古錄》，均為經部詩類。這幾條入《總目》後，或增評論，或被刪改，或幾乎完全重寫。

  劉權之字德輿，湖南長沙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進士，三十八年（1773）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兼《總目》協勘官，前後在館五年。劉權之是紀曉嵐門生，在《總目》起草與修訂中出力較多，聚珍版提要存其四篇提要稿。

  程晉芳字魚門，號蕺園，歙縣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為《總目》協勘官。書類方面的提要多出於程晉芳之手，程晉芳是理學家，他的學術觀點與《總目》迥異，故提要稿中學術觀點很難被保留。

  邵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號南江，浙江餘姚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三十九年（1774）任翰林院編修、四庫館纂修官。次年因病離開四庫館。入四庫館時，他是「五征君」之一。其所著《南江書錄》，是保存下來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他對《總目》的貢獻，主要在於史部正史類。

  乾隆四十六年（1781）完成的《四庫全書總目》只是一個呈送乾隆皇帝審閱的初稿，以後又經過十多年反覆修訂增刪，到武英殿刊刻成書，已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之後的事了。

  乾隆皇帝又指示，《四庫全書總目》卷帙甚繁，翻閱不易，應別刊《簡明目錄》，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