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朝廷取得了平定兩「金川」的大捷。

  大金川，為四川金川土司莎羅奔兄之孫索諾木的地盤。小金川，是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的領地，兩金川聯合抗清，在周邊地區攻城略地，大有野火燎原之勢。大小兩金川，地不逾千里，人不滿萬戶，而朝廷用兵五年，費帑至七千萬兩，官兵七八萬人，役夫無算，這一場艱苦卓絕的對抗消耗了清政府的元氣。其原因，除了當地憑據山水之險，氣候又變化異常之外，也顯見盛世清廷所擁之重兵，乃世界上最龐大的「玩具兵團」。

  因勝利來之不易，故乾隆皇帝十分看重平定兩金川的勝利，讓內廷翰林詩賦以慶，作此類文字，紀曉嵐是高手，自然當仁不讓，遂撰《平定兩金川雅》《平定兩金川頌》，歌頌乾隆皇帝的武功與聖明。其《平定兩金川雅》之序略謂：「惟我皇上命將出師，皆睿謨獨運，策形勢於萬里之遠，操賞罰於九天之上，指示駕馭，赴機若神。臣章句陋儒，雖不足測高深萬一，而叨荷恩遇，出入禁闥，仰見軍興以來，皇上宵衣批牘，旰食披圖；或羽書夜至，亦中宵宜授機宜，聖慮勤勞，越五年如一日。知經緯萬端，悉由乾斯。建牙秉鉞之臣，特稟成命效驅策耳。此尤千古帝王所未有也。然恭讀御製《大學紀功碑》一文，委曲詳明，方諄諄於兵非得已，絕不以武功耀萬世。則聖人之情，與天契合，風霆雨露，因物而施。纖毫無心於其間，益非區區管蠡所能窺見矣。……今聖天子驅馭虎貔，剪除狼虺，通亘古不通之險，其事越平淮萬萬。臣忝珥筆，其可不作為文章以歌詠休明。顧學殖荒落，詞不副意，不敢自為撰著，謹仿晉傅成集句為詩之例，裒輯唐人舊文，排比倫次，為雅詩十二章，以賡揚盛烈，昭示來茲。」

  乾隆皇帝讀了《雅》《頌》，擊節讚賞。

  與此同時，清除違礙書籍的工作，也在大力推進。對四庫館清理出來的違礙書籍，乾隆皇帝要一一過目，對地方查禁的圖書，也要求一律繳到朝廷的軍機處。之前，各省查禁的書是在地方上銷毀的。乾隆四十年（1775）九月，貴州巡撫韋謙恆上了一道摺子，建議各省查禁之書應就地自行銷毀，被乾隆大罵了一通，說你這小子怎麼這樣不懂事理？如此糊塗！幸虧貴州人老實，不開化，對查禁之書不見得有潛流傳播之事，這事如發生在江浙一帶，一聽說哪本書被查禁了，必定以為新奇，妄行偷看，甚至私自抄存，輾轉傳寫，這本書本來是禁書，反而傳播得更快更廣了，這成何體統！

  從此以後，各省查禁的圖書，一概全部封箱，防止擴散，委派專員押送至京，直交軍機處。軍機處收到後，除了那些在運輸途中經雨水沾濕成塊難以翻閱的圖書，直接奏明銷毀，其他都要認真審閱，簽上意見，奏請銷毀。或轉交四庫館，讓館臣們協助把關，凡有違礙書籍，一定要經乾隆皇帝「親行檢閱」，才可進行下一步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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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諭令是直接下給四庫館的，紀曉嵐和諸館臣隨即對擬錄和未錄之書進行了認真的排查，整個選書過程，是過了篩子又過細羅。

  對修書的工作進度，乾隆也催得很緊。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總裁舒赫德奏報當時未辦竣之書目十餘種，要求各派總裁分頭督辦。乾隆皇帝准之，諭軍機大臣明確各書辦理期限，以便按卯進呈。過了期限完不成，即由核處查參。因此很多人受了處分，被記過。

  那些日子紀曉嵐簡直覺得自己好像烤在油鍋上一樣。所有纂修環節中出現的錯誤，作為總纂，他都難辭其咎。

  軍機處將對紀曉嵐的處分呈報給了乾隆皇帝，但乾隆皇帝卻對紀曉嵐以特旨開恩。乾隆皇帝對軍機大臣們說：「作為總纂，紀曉嵐所辦書籍多於常人，出錯在所難免，以後詳慎辦理就是了。」

  紀曉嵐和諸總纂、總校、總閱不敢有一絲懈怠，到了七月底，第二份《四庫全書薈要》已繕成三千二百餘冊。

  而禁書的諭旨也一道緊似一道。從乾隆四十年（1775）開始，正月，令兩江總督高晉把應毀書籍並書板一併解京銷毀，三月，又下令銷毀陸顯仁《格物廣義》，五月十八日，下令查改《明史》《綱目三編》，閏十月十七日，查禁釋澹歸著《遍行堂集》、陳建著《皇明實紀》、江寧清笑生著《喜逢春傳奇》，閏十月十九日，重申查禁澹歸、陳建著述，連澹歸所住的丹霞寺僧人也受到了牽累。閏十月二十三日，禁毀僧人函可（千山和尚）詩集，下令追查他在瀋陽的傳人及碑刻。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頒諭銷毀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板片，十二月十三日，對禁書盡職的江西巡撫海成給以嘉獎，同時嚴詞斥責「不實力查辦」的江浙督撫高晉、三寶、楊魁等人。每場文字獄案，都會在四庫館內引起一場集體恐慌。乾隆皇帝特別希望四庫館擔當起禁書「眼線」，對四庫館盯得也就比較緊。

  紀曉嵐熟知這個江西巡撫海成，他是鍛鍊文字獄的幹將，整起手無寸鐵的文人來一點也不手軟。他之所以得到乾隆皇帝嘉獎，是因為他搜買呈送的禁毀書目前後共有八千餘部之多，遠遠超過各省，也遠遠超過了四庫館。這些封疆大吏，此時已將國計民生大事悉數置之度外，挖空心思查繳禁書，不擇手段地深文周納，或因之升官，或因之獲罪，全憑在查繳禁書中的表現和運氣，其結局往往讓人啼笑皆非。

  有意思的是，對江西巡撫海成的嘉獎令還沒送達他手裡，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江西舉人王錫侯的《字貫》案就爆發了。

  王錫侯，字韓伯，是江西新昌縣舉人，當年六十五歲，自三十八歲中舉後，連續九次會試落第。身名蹭蹬，生計不繼，他看到《康熙字典》這本書有不好用的地方，就想在這本書的基礎上再加工一下，於是對字典進行了刪改，另刻了一本《字貫》。

  《康熙字典》是康熙年間由文華殿大學士張玉書等人奉詔而編的，共四十二卷，依據《字彙》《正字通》加以增訂而成，載古文以溯其字源，共收錄了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個字。這本書於康熙五十年（1711）印行，全書的音切、釋義，雜糅羅列，疏漏很多，後世學者指出其訛錯竟達兩千五百八十八處。

  王錫侯編《字貫》，本意是依照《康熙字典》的分部方法，列其總字，註明類別、音切、釋義，又參照《爾雅》的體例，凡天、地、人、物四類，下分四十部，每部配以千字文。為什麼稱《字貫》？按照王錫侯的解釋，一個個字猶如一枚枚銅錢，需要一根繩子把它們穿起來。對於一種工具書，不斷進行加工修訂，使之更加科學化，這本身應該是一件好事。

  但是王錫侯被他的一個同鄉王瀧南舉發了。

  這個王瀧南，原本就是一個橫行鄉里、無惡不作的「光棍」。他和王錫侯是本族，也是仇家，時常尋隙構釁陷害。他告發王錫侯的罪名，是妄改《康熙字典》。

  或許出於失察，海成對這事卻沒怎麼重視。接到舉報，海成給朝廷上了個摺子，請求先革了王錫侯的功名，然後查辦。乾隆皇帝親閱進到之書，翻了一下，以為不過尋常狂誕之徒妄行著書立說，擬批大學士九卿審看。及閱書前《凡例》，竟有一篇將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名字玄燁、胤禛、弘曆照原字書寫。

  其實王錫侯意在提醒讀者，寫文章時遇到這六個字，一定不能寫全，或者少寫一筆，或者改用他字，否則就是犯諱。這原本是一片好心，但皇帝之名豈可以直呼？！乾隆皇帝大為震怒，於十月二十一日寄諭海成，速將王錫侯解京嚴審，並搜查其家及流傳各省書板。諭旨申斥海成對這樣大逆不道的行為竟然無動於衷，「豈有原書竟未寓目，率憑庸陋幕友隨意粘簽，不復親自檢閱之理？況此篇乃書前第一頁，開卷即見，海成豈雙眼無珠，茫然不見耶？抑見之而毫不為異，視為漠然耶？所謂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於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之義又安在？國家簡任督撫，厚給廉俸，豈專令其養尊處優，一切委之劣幕，並此等大案亦漫不經意，朝廷又安籍此輩屍位持祿之人乎！海成實屬天良喪盡，負朕委任之恩，著傳旨嚴行申飭[4]！」

  緊接著，十月二十三日，又下諭申斥海成「實為昧盡天良[5]」。皇帝龍顏一怒，海成之輩嚇得魂飛魄散，連忙去王錫侯家抓人，株連九族，搞得雞飛狗跳，可是來不及給皇帝上第二道奏摺，朝廷處分的諭旨已頒發下來：

  王錫侯以「大逆罪」，投入刑部大牢，刑部判決照「大逆」律凌遲處死，乾隆皇帝開恩從寬，改為「斬立決」。王錫侯的三個兒子、四個孫子，判斬監候，秋後處決。妻媳及年齡不滿十六歲的兒孫，都賞給功臣之家為奴。

  更冤枉的是江西巡撫海成，儘管他在禁書運動中最積極，成為全國的榜樣，仍免不了為這一時的疏忽喪了身家性命，刑部判為「斬立決」。布政使周克開、按察使馮廷丞，降職為同知，受牽連的還有兩江總督高晉，也背了個降一級使用的處分。其他相關人等——卷首題詩的、作序的，全都一體治罪。

  紀曉嵐感到困惑了。如果按王錫侯序言裡寫的「《康熙字典》所收四萬六千字有奇，學者查此字遺彼字，每每苦於找遍全書，掩卷而茫然」，至多算是「狂妄」，根本夠不上「悖逆」。以此定罪，無疑是雞蛋裡挑骨頭。至於犯了避諱，其實在所難免。因為五花八門的避諱實在太多，而且乾隆皇帝本人在這個問題上曾態度明朗地表示過寬容，針對雍正時代多有因觸避諱而受罰之事，乾隆皇帝剛一即位時就表示：「避名之說，乃文字末節，朕向來不以為然。」何以王錫侯案一下子升級成為欽辦重案？

  館臣們心知肚明，這個案子是個大冤案。

  而且所有的人全都知道，之所以這個案件震動全國，也全在於它是個大冤案。皇帝的用意再明白不過，像海成這樣為禁書建立了卓著功勳的人，尚因為一時疏忽掉了腦袋，看你們誰還敢空言塞責，他宣諭各封疆大吏：「各省地方官當共加感惕，務須時刻留心查察，倘所屬內或有不法書籍刊布流傳，即行稟報督撫，嚴加拿治[6]。」

  王錫侯一案，將全國禁書運動推向了高潮。

  王錫侯案帶來的直接影響，是此例一開，禁忌遂多如牛毛。墓志銘上因常用「皇考」作為亡父尊稱，竟被地方官指為悖逆。家祠匾額書「豆登常新」，也被仇家檢舉違礙，如是種種，人人自危。

  各地官員把禁書當成頭等大事，紛紛設立書局，廣貼告示，恫嚇藏書之家，如不交出違礙之書，王錫侯就是樣板！浙江巡撫三寶別出心裁，他把全省的教職人員都分派回老家，讓他們深入到各親戚朋友家裡，細細訪查，而且把繳書的成績作為將來升官的依據，以繳書數目多少作為補用名次的先後排序。各地官員起而效尤，禁書運動從城市一直波及到偏遠鄉村的每家每戶。

  過去禁書，重點在於前朝人著作。王錫侯案一出，查繳範圍始擴展到當朝人的著述。乾隆皇帝諭示：「朕令各督撫查辦應行銷毀書籍，原因書內或有悖理狂謬者，不可存留於世，以除邪說而正人心。是以舊人著作尚且應查，豈有現在刊行者轉置不問之理[7]？」由是，從宋元至當代，其間長達八百年之有關著述，均列入查禁之範疇。一時存放禁書的方略館書滿為患，連院子裡也堆得山一樣，四庫館臣更加人心惶惶。

  這天下午，紀曉嵐退直回寓，剛轉過珠市口大街，突然間，一個人從胡同口衝出來，攔著轎子跪下。紀曉嵐正在轎子裡看書，聽到外邊吵嚷，下了轎子。

  攔轎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衣裳襤褸，面色憔悴，雙手捧著一隻木匣，口稱：「紀大人，我等您三天了。」

  紀曉嵐問：「等我？你是誰？」

  攔轎人說：「大人二十四年（1759）典試三晉，那時小人是原平廩膳生，我名叫李定。我知道大人，大人卻不會知道我。小人曾數次落第，知青雲無份，在鄰縣教讀為生。二十年生聚教訓，寫了這部《面壁錄》，知大人現為國修書，不憚跣足數百里來到京師，向大人獻上。如蒙大人青目，則三生幸甚。」

  紀曉嵐讓人打開木匣，裡面有抄本六卷，信手翻了翻，大驚失色。原來這部《面壁錄》是這個自稱叫李定的人的一部自著詩文集，其中多憂世感時之作，尤其是隨處充滿訕謗時政的妄誕悖謬之語，說「處士不應做官，做官就是欺世盜名」；詩中竟然有「夢裡哀鴻轉清明」的句子，還有將自己家廟妄稱「宗廟」等等，不一而足。忙讓僕從扭住這個獻書的人，把他送到兵部去審問。

  當天夜裡，紀曉嵐說什麼也睡不著了。

  他後悔這件事做得過於唐突，說不定，他這一送進去，就會釀成一個大案。即使釀不成大案，其結局也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如果對這件事置之不問，李定也一定會找別人去獻書，一旦因此成獄，自己是無論如何也脫不掉干係的。

  紀曉嵐回想著近年來的一連串文字獄大案，幾乎沒有一個涉案者能逃顯戮，而且還會殃及他的家人和親族。一個案子，往住牽扯進幾條人命，幾十條人命，甚至上百條人命。

  又轉而想到，隨著文字獄之興，全國告訐之風隨之熾盛，一些大案往往不是因為涉案者真的寫了什麼悖謬之文，而是由於小人的告密和辦案人深文周納的羅織。難道自己也成了一個把別人推進火坑的「小人」？可自己最痛恨的就是小人呀！

  一個最痛恨小人的小人？！

  他又想起自己同侍姬明玕說的關於小人的那番話。

  原來藏在自己身體裡的那個「小人」跑出來的時候，竟如洪水猛獸，不可阻擋。

  他不敢設想下去，仿佛有一團隱蔽的火，在煎熬著他的靈魂。

  [1]見《諭著杭州織造寅著親往寧波詢察天一閣房間書架具樣呈覽》，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

  [2]見《日下舊聞考》卷八十一。

  [3]見《諭內閣著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院議定文淵閣官制及赴閣觀覽章程》，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三日，《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

  [4]見《高宗實錄》卷一○四三，乾隆四十二年十月癸丑條。

  [5]見《高宗實錄》卷一○四三，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乙卯條。

  [6]見《高宗實錄》卷一○四五，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庚辰條。

  [7]見《掌故叢編》第五輯《王錫侯字貫案》，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