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初五開始，乾隆皇帝正式發布禁書令，頒諭軍機大臣和各省督撫：「應將可備採擇之書開單送館，其或字義觸礙者，亦當分別查出奏明，或封固進呈，或請旨銷毀，或在外焚棄，將書名奏聞，方為實力辦理。」

  乾隆皇帝對各省查處違禁之書辦理不力很不滿意，他對各省督撫說：「你們各省進到書籍不下萬餘種，並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裒集如許遺書，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

  他特別強調：「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牴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並指明：「此等筆墨妄議之事，大率江浙兩省居多。其江西、閩粵、湖廣亦或不免。豈可不細加查核？」他指示：「至各省已經進到之書，現交《四庫全書》處檢查，如有關礙者，即行撤出銷毀。」責令江浙並各省督撫：「於已繳藏書之家，再令誠妥之員前往明白傳諭，如有不應留存之書，即速交出。……若此次傳諭之後，復有隱諱留存，則是有心藏匿偽妄之書，日後別經發覺，其罪轉不能逭，承辦之督撫等亦難辭咎[2]。」

  曠日持久的禁書運動由此拉開了帷幕。

  這場運動，一直持續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方告結束。

  這道禁令並沒有收到預期的結果。九月八日，浙江巡撫三寶奏稱：「臣諄諄囑令，凡有不經之書，均飭送核。復不時到局，親加檢閱，從未見有荒誕不經、語涉牴觸、應行銷毀之書，擅敢撤留不解者[3]。」九月九日江蘇巡撫薩載奏稱「俟有交出書籍，當即固封呈進，候旨銷毀[4]。」只是一個表態，並沒有查出什麼違礙書籍。接下來江西巡撫海成、兩江總督高晉、安徽巡撫裴宗錫、閩浙總督鍾音等均奏「無詆毀字句」。

  幾乎與王珣案同時，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月初四日，兩廣總督李侍堯、廣東巡撫德保上奏朝廷，海南知縣常德、番禺知縣張天植稟稱，他們在查繳遺書過程中，於書肆中發現了屈大均族人屈稔湞等收藏的屈大均原著《翁山文外》《翁山詩外》及《廣東新語》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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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大均詩文案，發生在雍正八年（1730）十月，是雍正朝影響較大的文字獄案。屈大均，號翁山，與陳恭尹（號元孝）、梁佩蘭（號藥亭）並稱嶺南三大家。順治初，清兵南下圍廣州，乃遁跡為僧，名其所曰「死庵」，以示不仕清之決心。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詩外》《翁山易外》《有明四朝成仁錄》等凡五種，號《屈論五書》。當年十月廣東巡撫傅泰奏稱在書坊購得屈氏《翁山文外》，檢其所著詩文中「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鬱不平之氣，又將前朝稱呼之處俱空抬一字」。嗣後，刑部議請照大清律將屈大均戮屍梟示，親屬照律緣坐。

  屈大均案四十三年後，竟有人膽敢將久經飭行銷毀之書私自收藏，這個線索引起了地方官的警覺，順藤摸瓜，查繳《詩外》三十二本，《廣東新語》一部，嶺南三家合刻詩一部。且《新語》一種，坊間尚有售賣。

  涉案者屈稔湞、屈昭泗被立即逮捕歸案。經多方審訊，皆供稱對四十多年前查繳逆書之事並不知情，因那時尚未出生，書是家傳，並非重新刊印。

  為了鼓勵人們獻出違礙之書，乾隆皇帝十一月二十日諭示：「恐收藏之家懼於罪戾隱匿不呈，因傳諭各督撫令其明白宣示，如有不應留存之書即速交出，與收藏之人並無干礙。」

  屈稔湞、屈昭泗獲免罪。又根據屈大均文中載有雨花台葬衣冠之事，諭示兩江總督高晉查訪屈大均葬所下落，將其衣冠冢速為刨毀，「毋使逆跡久留[5]」。

  借屈大均遺書案，乾隆皇帝又諭江浙等省督撫：「今李侍堯等既從粵省查出屈大均詩文，不應江浙等省轉無明末國初存留觸礙書籍。豈高晉等辦事不及李侍堯等之實力乎？抑江浙各藏書之家尚不能深喻朕意乎？著傳諭各督撫再行明白曉諭，此時即速呈獻尚不為晚，不過將不應收藏之書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何可稍存觀望，自貽伊戚乎？若再隱匿不繳，後經發覺，即治以有心藏匿之罪，必不姑寬[6]。」

  後世學人對乾隆皇帝征書、禁書的私意做以下推論：

  第一是關於他本人。康熙時，有雍正與海寧陳氏易子之民間傳言，所以後來有乾隆皇帝似漢非滿之說。朝野流傳，必有人記載於書，乾隆皇帝想通過採集民間遺書的機會，湮滅此類不美的記載。

  第二是關於宮闈。清代宮闈之亂，幾乎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雍正、乾隆之際，就曾下旨，內監等國家政事，不許妄行傳說，犯者正法。宮闈之亂傳於民間，也必有人記之於書，所以乾隆皇帝欲借采民間遺書的機會，把這些不美的記載徹底毀滅。

  第三是關於宗室。父子之變，兄弟之禍，骨肉相殘，這些醜聞在清代屢見不鮮，流傳開來，對宗室危害甚大。所以要借採集民間遺書的機會，把這些損害宗室名譽的書予以禁毀。

  第四是關於種族。清以滿族人入主中國，漢人的反對也是理所當然。排滿的學說散布民間，不能不說是清朝統治者的心腹大患，所以這一類書籍必須徹底清理。

  至此，乾隆朝的文字獄，已進入白熱化階段。

  乾隆皇帝直接插手《四庫全書》編纂工作，親自製定收錄標準，決定各書取捨。除摒棄那些不合標準的書籍外，對所收錄的書籍也一一加以審查，一旦發現有問題，即下令予以刪改或抽毀或全毀，並且嚴格追究責任人，有關官員無一能逃其咎，有時一個字出了問題，就會家破人亡。一時四庫館中，人人自危。

  因為出了錯就被記過，記過多了就被處分，所以一出了錯大家就互相推脫責任，鬧了不少張冠李戴的笑話。紀曉嵐就寫了一首詩，貼在四庫館的牆上：

  張冠李戴且休論，李老先生聽我言。

  畢竟尊冠何處去，他人戴著也銜冤。

  偏偏在這個時候，紀曉嵐的長子紀汝佶又因為借債的事與債家發生了訴訟。

  紀汝佶，字御調，生於乾隆八年（1743）十二月二十七日，是乾隆乙酉科舉人。他天資聰穎，二十三歲時考中舉人，那時他對詩剛剛進入門徑，古文經典尚未熟稔。本來紀曉嵐可以指導他的學業，可因發配烏魯木齊充軍，一去三年，不能對兒子耳提面命。紀汝佶與一些詩社的朋友交遊，從公安、竟陵兩派入門學習文學。

  公安、竟陵兩派，是明朝萬曆時期興起的兩個文學流派，公安派的旗手是袁宏道，主張文學應「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反對貴古賤今，一味摹寫古人。竟陵派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雖一樣主張「獨抒性靈」，但卻極力追摹古人，把詩文創作引向更為狹窄的小路。紀曉嵐覺得兒子的學術之路走了偏鋒，是誤入了歧途。

  乾隆三十九年（1774），紀汝佶從山西高利貸者手中借了很多銀兩，因還不起債務而發生糾紛，對簿公堂，刑部對此案介入調查，把紀汝佶所欠債務列出了一個明細清單。

  吏部對紀曉嵐議處，乾隆諭示：紀昀不能約束伊子，致令借欠生事，固屬咎有應得，但其學問尚優，為《四庫全書》處得力之人，著從寬改為降三級調任，仍令在館辦理總纂事務。

  當時，在京師的山西、陝西一帶商人以放高利貸為牟取暴利的手段，這種高利貸以借貸期限，分為「長票」和「短票」，最可怕的是「短票」，始至百金，輾轉三年，即可盤至盈萬。而借貸人實用，只有兩三千金。債局還通過保人設陷阱，引誘借貸者任意揮霍，讓他們負累日日加重。紀汝佶就上了山西商人的套兒。

  由兒子帶給這個家庭的恥辱，他轉而想到了那些因借「官吏債」而成為貪官的官員。

  「官吏債」，是明中後期出現的一種特殊的債務形式。明中葉後，由於吏治敗壞，社會上賄賂公行，買官要錢，做了官的，為了拉攏各方面的權勢人物和巴結上司，也要拿錢來打點，新考中還未烏紗加頂的進士，更是得處處用錢。除非你是豪門大戶，一般的士人階層，何以一時籌得這許多款項，只好向有錢人去借貸。

  這樣，也便產生了專一以官吏為對象的貸款方式——官吏債。

  由於這種債務關係盛行於京師，時人亦稱之為「放京債」。

  紀曉嵐曾在《如是我聞》卷一中道出「官吏債」堂奧：至於那些驕橫淫逸、放蕩成性的人，他們借了債卻任意揮霍，以為得到官位後，完全可以利用職權盤剝百姓來補償，所以有恃無恐，債台高築而不以為然。最後落得寸步難行，成天被討債人追得屁滾尿流，甚至被舉發到官府，弄得無路可走，只好再一次忍氣吞聲去借新的高利貸。

  所以紀曉嵐平生特別痛恨放高利貸的不法商人，他的《閱微草堂筆記》中，多有對此輩的鞭撻。